中国大反动的衰亡：中山舰事情和整理党务案

中国大革命史

第二章大革命的兴起

第八节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

一、中山舰事件

国民党“二大”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加紧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活动。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及其一伙制造了一个以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夺取第一军军权为目标的“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从开办黄埔军校开始，唱着联俄联共的高调，利用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的支持而逐步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是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发生后，他对工农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党的壮大非常恐惧，对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和革命军队中的发展，尤其感到害怕。他采取联合右派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方针，以篡夺革命领导权。在他阴谋篡夺党政军领导权的活动中，首先以夺取第一军的军权为目标。第二次东征时，蒋介石即在军队中大力扶植右派势力，千方百计排斥共产党的力量。1925年11月，蒋介石在他召集的连以上军政人员联席会议上提出，要把所有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共产党员的名单，以及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单交给他。这个无理要求遭到周恩来拒绝后，他又提出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军校和国民党。1926年3月8日，蒋介石再次表示：“对于苏俄顾问及共产党人之势力增长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权旁落”。他要寻找机会，制造借口，来打击排挤共产党。

随着蒋介石地位、权力的提高和政治野心的不断膨胀，他同国民党左派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常以孙中山的唯一继承者自居，一心想当国民党领袖。他说：“我以为党政军只能有一个领袖，不能有两个领袖”。又说：“我自信我是一个富于革命性的人，我敢说我可以继续总理革命的精神，我可以做总理真正一个信徒。这句话只有我能说亦只有我敢说，这是不用客气的”。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存在，成了他实现政治野心的严重障碍。汪精卫是当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但要公开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蒋介石当时还是有所顾忌的。

因为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工农运动正在向前发展，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中还占有相当优势，而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又引起国民革命军其他各军的不满，本身实力又不足，他深感自己“单枪匹马，前虎后狼，孤孽颠危”，处境不妙，并为此忧虑抑郁至深夜而不能安眠。开始，他想“以屈求伸”，以退为进。后又改变主意，决定铤而走险，孤注一掷。搞反革命军事政变，以求“奋斗决战，死中求生”。于是蒋介石利用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对他毫无戒备，对共产党人采取了闪电式的军事行动，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早在3月初，蒋介石授意王柏龄等孙文主义学会反动分子，为他发动反革命事变制造舆论。他们在军校和广州市区不断散布各种政治谣言，诸如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共产党准备倒蒋”，“共产党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等等。10日，蒋介石则亲自登台，煞有介事地说：“近日反蒋传单不一，疑我，谤我，忌我，诬我，害我者，渐次显明”。并诬赖共产党员、军校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影射他为“新军阀”。蒋介石及其一伙造谣惑众，为其发动军事政变制造借口。

3月18日晚7时40分，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到海军局，交涉派舰事。适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外出。海军局派传令带欧阳钟前往广州文德楼李之龙的寓所，就派舰事宜当面请示李之龙。又逢李不在家，他们便留下海军局作战科邹科长一函给李之龙，该函写道：“军校办事处欧阳钟秘书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邹科长自称）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艘决定一艘”云云。李之龙阅后，便决定派中山舰前往，并用笺纸写了两道命令，一交宝璧舰黄舰长，一交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命令“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19日上午7时，中山舰遵命开赴黄埔。当日，邹科长向军校驻省办事处补索要舰公函一封回海军局。该函称：“奉教育长谕，转奉校长命，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两艘为要。”当日，邹科长又报告李之龙：苏俄顾问询问中山舰是否在省城，说苏俄考察团想要参观军舰。李之龙即打电话请示蒋介石：可否调中山舰返省供考察团参观。经蒋介石允许，李之龙又下令中山舰于当日下午6时返固广州。章代舰长向李之龙报告，中山舰开抵黄埔后，报告邓教育长，并请示任务。邓演达说他不知道有此事，恐为日本商船谋事，可稍待后。后得李的电报及军校通知，才驶回省城。

这时，蒋介石正因为与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而疑虑重重，担心有人要搞掉他。3月19日上午，蒋介石因同一个人三次给他打电话询问他何时去黄埔而感到纳闷。同时他对中山舰未得他同意而开去黄埔，又因他不在黄埔而要开回广州一事，也感不安。他怀疑汪精卫、季山嘉和共产党人要陷害他，可能要将他劫上中山舰，强迫他去海参威。于是，蒋介石经过犹豫之后决定进行镇压。当时王柏龄等人已到处造谣说“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阴谋暴动”，“要赶走蒋介石，推翻国民政府，建立工农政府”，等等。

蒋介石就乘机于3月20日清晨，背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共产党“阴谋暴动”为借口，悍然调动大批军警，宣布广州全城戒严，断绝交通，包围火车站和中央银行，使广州大沙头、东山、北较场、东较场和惠爱路一带，顿时出现一片紧张恐怖气氛。在蒋介石坐镇指挥下，陈肇英、欧阳格派兵占领中山舰及海军舰队，并由欧阳格的卫兵带领六七个人到文德楼逮捕李之龙，强行押解到造币厂。随后，陈肇英又派人到李之龙寓所搜查3次，把邹科长就派舰一事写给李的函件搜去毁灭。与此同时，二师师长刘峙和团长惠东升指挥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营长李森树率该营包围苏俄顾问的参谋部和住宅，收缴卫队武装，把苏俄顾问监视起来；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率领武装警察，以“保护”为名，包围汪精卫的住宅，并监视共产党在广州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团长蒋鼎文率兵占领海军局机关，解除该局武装；二师党代表缪斌则以集合该师全体官兵训话为名，当场逮捕了团党代表胡公冕等40多名共产党员，押赴造币厂看管。当日上午10时，蒋介石又派二师两个营的兵力赶赴黄埔，把军校的教职员和学生监视起来，并令严密监视教育长邓演达、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和军官团长张治中等人，“以防变动”。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密令何应钦逮捕在潮汕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取消党代表制度。采取这一系列行动后，蒋介石得意地叫嚣：“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博得中外反动派一片喝彩和支持。香港总督金文泰欣喜若狂地在西商会议上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二十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帝国主义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办的英文、中文各报，连日来以显著的版面，醒目的标题报导这一事件，并鼓动蒋介石等驱逐在广州的俄国人，实行分共。上海孙文主义学会持志分会，连忙致书广州孙文主义学会，恭维他们“大义凛然，爱党爱国，不遗余力，兹竟能助介石先主，于短时间僦平叛党祸国之分子。”3月29日，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开其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报告中山舰事件，“每至一段落时，全体皆鼓掌称快”，并以伪大会名义致电蒋介石，对其反共行径大加赞赏。帝国主义和右派都在积极地鼓动蒋介石彻底抛弃三大政策，破坏中苏两国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团结。

事实说明，中山舰事件，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推行戴季陶主义，经过精心策划，有组织、有计划地打击共产党，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一次反革命军事政变。这一事件表明，蒋介石已由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成为同老右派互相呼应的新右派。蒋介石就是“武装的戴季陶”。

蒋介石制造反革命事变，受到共产党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与谴责。事变发生后第二天，毛泽东和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张太雷到苏俄军事顾问团驻地，会见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等，商讨对付蒋介石制造事变的对策。毛泽东极力主张依靠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团结一切真诚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人士，对蒋介石的反叛行为采取强硬的方针，给他以坚决的回击，以巩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他还指出，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向我们搞突然袭击，一是威胁，一是试探。如果我们示弱，他就要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得缩回去。他还提出，首先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秘密撤到叶挺独立团的驻地肇庆、高要一带去；然后开会通电声讨蒋介石，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中共广东区委的同志也认为，“向国民党右派进攻，可以巩固我们同左派的联盟，我们不仅不应当容忍3月20日事变，而且应当进行一个自己的3月20日事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延年、张太雷、恽代英等，召集党员积极分子会议，说明事件真相，揭露蒋介石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工农武装队伍的建设，迎接新的斗争。刚从东江前线回到广州的周恩来，在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赶到广东造币厂当面质问蒋介石，严词斥责他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3月21日，中共广东区委广州《民国日报》发表公开信，驳斥所谓“共产党有推翻国民政府的阴谋”的谣言，并严正声明：“共产党员是努力于组织工农群众的，工农群众是国民政府的保障，是国民政府的基础”，“共产党决计不因为敌人的造谣而放弃革命的工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黄埔军校的革命学生在校内贴出反对逮捕共产党员的抗议书，并联络各方面革命势力准备上街示威；在广州法政学校、南洋医科大学、女子师范等校园里，出现“打倒新军阀”的标语，影射蒋介石。

蒋介石制造反革命事件，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中也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何香凝听到消息后，立即冲破重重岗哨的盘阻，来到造币厂要求蒋介石立即解除包围并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人。她指责蒋说：“孙先生和仲恺尸骨未寒，你就背叛三大政策，对得起谁！”邓演达斥责蒋介石说：“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卫队械事，疑近反革命。”柳亚子则怒斥蒋介石是新军阀。汪精卫对蒋也深感不满，他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谭延闿、朱培德去拜访苏俄军事顾问季山嘉时，“称蒋介石为反革命，提议严厉反蒋”。谭延闿还准备返回曲江二军防地，计划联合三、四军共同讨蒋。李济深、宋子文等亦表示反对蒋介石的所为。

蒋介石受到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强烈反对和谴责，陷入四面楚歌、进退两难的窘境。这时他发现自己权力毕竟有限，地位不稳，力量又不足，若继续一意孤行，势必一败涂地。他被迫释放了被拘捕的50多名共产党员，发还缴去的枪支，并表示中山舰事件只是一场“误会”，不认为“共产党有什么阴谋”。为了掩盖其反革命罪恶真相，蒋介石还玩弄了一系列骗术。他向军事委员会递交了一份“自请从严处分”的呈文；致书汪精卫“负荆请罪”，请汪出山；把特别引人憎恨的亲信作为他的“替罪羊”分别作了处分，罢免了陈肇英、王柏龄、欧阳格、吴铁城等人职，以示其公允。为了迷惑人，蒋介石又说什么：“我对于共产党同志亲爱的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对共产主义，不但不反对，并且很赞成的”。明明是背叛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却高喊拥护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在当时形势下，如果给蒋介石以坚决的回击，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但以季山嘉为首的苏俄军事顾问团却从单纯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蒋介石武力占优势，不敢回击。总书记陈独秀在蒋介石的突然袭击面前表现得软弱无能。他错误地认为，“当时不仅有戴季陶主义思想，不仅有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而且在他们后面还有整个资产阶级。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石还没有公开地暴露出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社会舆论也不会同意对他进行镇压”，因此决定采取“退守和让步的策略”。他甚至荒谬地认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是“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强调今后在统一战线中必须采取“办而不包，退而不出”的方针。

4月初，他派张国焘来广州代表中共中央处理中山舰事件一案。张国焘积极贯彻陈独秀的右倾退让政策。在同蒋介石谈判时，张国焘对蒋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他，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当时在广州考察的、以布布诺夫为团长的苏联使团对蒋的反苏反共行为采取了容忍态度。在24日苏联顾问团举行的会议上，布布诺夫认为“中山舰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但是会议仍然决定接受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等顾问。布布诺夫在对《向导》记者的谈话中为蒋开脱。他说：“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党之事发生，他本人并无反俄反共，……他并未发出包围俄人住宅及罢工委员会之命令。此时蒋氏似已了解共产党确未有谋危及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4月底，鲍罗廷和胡汉民回到广州。于是广州盛传胡蒋合作。胡汉民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等反共口号，并向蒋建议逮捕鲍罗廷，全面反共。蒋表示不同意，并利用这一形势向鲍罗廷施加压力。鲍罗廷遂决定支持蒋介石以避免出现蒋胡合作反共的反动局面。在此情况下，汪、胡离粤。为谋与蒋介石妥协，鲍罗廷同蒋等会谈了调整国共关系等问题，达成所谓三项“君子活动”：鲍罗廷接受蒋介石的建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反对右派的措施；鲍罗廷同意支持北伐。

由于陈独秀、鲍罗廷等对中山舰事件采取右倾退让政策，使蒋介石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和清算，反而轻易地达到了反共排俄、篡夺军权的目的。在4月7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上，蒋介石取得了“考察任免”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各级党代表的权力，随即下令党代表“统统调回政治训练部来再行训练”，迫使250多名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季山嘉、罗加觉夫和拉兹贡等苏俄顾问被解聘回国，鲍罗廷在国民政府中的政治地位也被削弱。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利用这一阴谋事件达到了打击、孤立和分化国民党左派的目的。汪精卫慑于蒋的淫威，离粤去法国。汪精卫隐退后，国民党左派群龙无首，逐渐分化：“一部分不满现状，而又无法解决现状，■徨无主”；“一部分根本动摇，行动右倾”。谭延闿、朱培德等原来主张反蒋，这时反而赞成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俄顾问实行制裁。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国民党政府委员举行联席会议，选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填补了汪精卫出走后两项要职的空缺。

陈独秀等在中山舰事件上妥协退让，是对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又一次大让步。从此，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更加猖狂起来，准备向我党和革命人民发动新的挑衅和进攻。

在鲍罗廷、张国焘的影响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对于此项议案并未表示异议”。整理党务案被顺利通过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务上的大让步，也是第三次大让步。

蒋介石的“提案”被通过后，陈独秀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写信给国民党中央，说什么整理党务案是“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6月4日，他在给蒋介石的公开信中竟然说：“倒蒋必以蒋确有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妥协退步，蒋介石的反共阴谋又一次得逞。“整理党务案”通过后，蒋介石立即把老右派张静江捧出来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充当他的傀儡。原来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一无例外，全部辞职，大部分都换上了国民党右派政客。叶楚伧当上了秘书长，邵元冲当上了青年部长，甘乃光当上了农民部长。蒋介石自己则当上了组织部长（不久即由陈果夫接任）和新设立的军人部长。从此，在国民党中央各部门的领导机构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分子占据了极大优势，而共产党在党务方面则毫无地位了。

在广东的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借“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的罪恶行径表示极大愤慨，进行了揭露和斗争。中共广东区委于5月23日发表了《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宣言》，全面阐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和共产党参加革命的坚定立场，严正驳斥了国民党右派污蔑共产党参加国民革命“没有诚意”，加入国民党是为了谋“一党的私利”等反动谰言。并指出：反革命政客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在革命内部搞分裂，都是破坏国民革命的最恶毒的手段。中共广东区委还指示所属组织对整理党务案要加以抵制，不把共产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并要加强、扩大工会和农会组织，加强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群众武装力量，提高警惕，随时预防和对付国民党右派的突然袭击。

但这时，蒋介石还不敢同共产党彻底决裂，而要暂时维持某种“合作”关系。一是因为他力量尚不足，还有所顾忌；二是因为还要继续借助共产党和工农的革命力量，借助苏联的援助，在北伐中做一番更大的买卖，以实现他取代北洋军阀充当全国独裁者的政治野心。蒋介石当时也承认：两年来联俄、联共，“对于革命势力的增厚，革命方略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对敌帝国主义的影响，实有一日千里之势。由此观之，对于此二种势力，仍有联合之必要”。他要利用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威力继续为自己服务。因此，在“整理党务案”通过后，蒋介石继续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一面大唱革命高调，表示赞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说他的“整理党务案”不是放弃国民党联合共产党的政策，而只是规定国民党联合共产党的方法，以此掩饰他右派的真面目，麻痹人们对他的警惕；另一方面则伙同陈果夫等右派，利用他们的地位和职权，加紧在各省发展右派势力，排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攫取实权，以便等待时机实现更大的反革命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