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反动的酝酿：大反动前的国际国际情况

中国大革命史

第一章大革命的酝酿

第一节大革命前的国内国际状况

一、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重新加紧，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转入萧条，农村经济破产

1.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由繁荣转入萧条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专制统治，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障碍。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一些便利民族工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各国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由于战争的影响，他们甚至还要向中国进口大量面粉和一些民用工业品。1915年中国人民为反对日本强迫中国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二十一条》，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更把抵制日货的斗争推上了最高峰。这几年时间，成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重点主要是轻工业。重工业虽然也有一些发展，但远不如轻工业，而且绝大部分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

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势力卷土重来。他们在“回到市场”的口号下大幅度地增加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1919年以后，中国进口贸易总值激增，加以1913年为100，则1919年为113.6，1920年为133.7，1921年为158.9，1922年为165.8，1923年为162，1924年增至178.6。为了扩大对中国的商品输出，帝国主义各国纷纷把战前已在中国设立的许多垄断公司扩充，增设分公司，进一步控制中国市场。1921年以后，英、美、日三国在中国展开了剧烈的投资竞争，他们通过增设工厂、开办银行及“中外合办”企业等形式加强控制中国的产业资本和金融事业，使中国的金融和产业变成其附属品。

在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猛烈冲击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转入萧条。

首先是一些商品失去了国际上的市场。例如上海福新面粉厂的产品1915～1921年间远销西欧，1921年英国经济恢复后即借口福新面粉掺有杂质禁止输入。1922年以后欧美列强各国的面粉大量输入中国，国产面粉由出超转为入超。

其次是民族工业在国内同帝国主义的廉价商品竞争中亦处于劣势，因而利润缩减甚至亏本，一些工厂被迫停工减产以至倒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建厂高潮至此转为低潮。1920年新建工厂还有70个，1922年降为46个，1923年猛降为14个，1924年只有11个。中国民族工业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便转入萧条。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队伍扩大了，经济力量也增长了。而战后帝国主义的重新加紧经济侵略，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更大的阻碍，这就促使力量增长了的民族资产阶级增强了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

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更迅速的成长壮大起来。到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已有261万人。其中半数集中在工厂、矿山，而且在地域上大多数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和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大城市。因此，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小，但易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1922年掀起了罢工运动的高潮。

2.农村经济破产

辛亥革命没有触动中国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土地集中的现象仍在发展。佃户比重不断扩大，自耕农日益减少。如江苏省昆山县1905年佃农占农户总数57.4％，1914年上升为71.7％，1924年则升至77.6％，南通县1905年自耕农占农户总数20.2％，1924年下降为13％。

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军阀官僚拥有大量土地。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河南彰德（今安阳）、汲县、辉县等地占有土地约400顷。北洋军阀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以及地方军阀张敬尧、李厚基等占有土地都在数万亩以上，黑龙江省军阀吴俊升“攫取土地几遍全省。”

与军阔官僚疯狂兼并土地的同时，商人、高利贷者以及外国商人也大量购买土地。例如：英美烟草公司在1914～1915年间，在河南许昌西门外用“半霸占、半收买”的手段攫取了数百亩土地。帝国主义用各种手段占有农田、榨取地租已成为普遍现象。

在军阀、官僚、地主、中外商人和高利贷者掠夺下的中国农村，其经济形式仍以小农经济为主，实物地租仍占主导地位。地租不断增加，小农日益陷入困境，高利贷者接踵而至，把小农迫上了破产的道路。如江苏南通县，1920年谷价比1905年上涨2.72倍，而钱租竟涨至3.46倍。在松花江流域，高利贷的利率月息从1909年的1％上升至1922年的3％，最高的达6％。湖南桃源县甚至有每月一对本的高利贷，借洋1元，1个月期满，即须还2元。农民遭受极其凶残的剥削。

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缓慢发展的影响下，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但是产品的逐步商品化，并未给中国农村经济开辟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中外商人、高利贷者和地主不是把从农民身上榨取的利润投入农村以发展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农业，而是通过土地兼并和商业垄断，对小农进行日益严重的榨取，使整个农村经济处于停滞、下降的状态。据统计：加以1914年全国耕地面积指数为100，则1915年为91，1918年降至83。全国荒地面积指数如以1914年为100，则1915年上升为113，1918年达237。

农村经济的破产，迫使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各地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

二、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

自袁世凯窃国后，民国已徒有其名，体现民主政体的《临时约法》、国会以至大总统职位全都成了北洋军阀手中的工具，任由他们随意篡改或废黜、更换。1916年6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病死，北洋军阀随即分裂为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大派别，加上投靠袁世凯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形成了北洋军阀的三大势力。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虽以副总统名义接任了民国大总统职务，实际上皖系头子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身份控制了中央政权。安徽、山东、浙江、福建、陕西、甘肃等省属皖系势力直接掌握。直系军阀主要占据着江苏、江西、湖北等省，拥有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在中央政权中亦有相当势力。奉系张作霖加紧在东北扩张，不久便控制了东北三省。

皖、直、奉军阀为寻找国外支柱，都同帝国主义有勾结，皖系得到日本的支持，直系则与美国亲近，奉系地处东北，同日本也有密切关系。

盘据各省的地方军阀主要有山西的阎锡山（晋系）、广西的陆荣廷（桂系）、云南的唐继尧（滇系）、湖南的谭延闿、赵恒惕（湘系）、广东的陈炯明（粤系）、四川的熊克武、刘存厚、刘湘（川系）等，其他各省或地区还有数不清的地方军阀。他们各自拥兵自重、割据一方。

从此，北洋军阀三大势力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厮杀，地方军阀为扩大或保存地盘而火拼，整个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之中。

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是皖系军阀控制北京政权的时期。1917年段祺瑞为了进一步扩张势力，在日本怂恿下决定参加对德奥的战争，以此为借口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向日本大举借款，名为编练“参战军”，实则扩大皖系军事力量。此后皖系势力日益骄横，直皖矛盾日益加剧。1919年冯国璋病死，直系主将曹锟、吴佩孚联络奉系及西南各省军阀建立反皖联盟。1920年7月终于爆发了直皖战争，双方各投入兵力达10万人，在京畿一带及天津附近展开激战，结果皖系失败。7月19日，段祺瑞通电辞职，北京政权主要落入直系军阀手中，奉系作为同盟者也参与了掌握北京政权。

皖系失败后，直奉两系的矛盾逐渐尖锐化，经过一系列的明争暗斗，至1922年4月29日终于爆发战争，双方分别在马厂、固安、长辛店等地激战，互有胜负。5月3日，直军迂回敌后，使奉军腹背受敌，处于不利态势。5日，奉军第16师倒戈，奉军失败。6月双方议和，奉军撤回关外，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军阀完全控制了北京政权。

此后，直系进一步向美国靠拢。据不完全统计，从1922年到1924年，美国供给吴佩孚的军火价值328万美元，又通过军火商人卖给吴佩孚步枪1万枝，子弹200万发，机关枪250挺，美国还帮助吴佩孚培训了飞行员和修建飞行机械厂。

在美国大力支持下，吴佩孚继续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企图消灭各地军阀。面对直系的威胁，各省军阀则加紧进行“联省自治”以自保。

为了直接把政权掌握在手上，1923年10月，曹锟表演了一幕贿选总统的丑剧。曹锟先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选举之日，又以军警包围会场、强迫议员选曹锟为大总统。

曹锟贿选的丑闻引起举国震怒和唾弃。直系军阀由此更加声名狼藉。

在直皖、直奉大战的同时，各地方军阀之间的战争也此伏彼起。

四川是川、滇、黔三省军阀争夺的焦点。1917年，川军刘存厚同滇军罗佩金为争夺地盘在成都激战。1920年滇军头子唐继尧一再发动以夺取四川为目标的战斗。稍后，黔军亦卷入战争。川、滇、黔军阀为争夺四川，“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给当地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湖南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护法战争期间是南北军队作战的主要战场。1918年3月，北军张敬尧曾以优势兵力击败南军。1920年5月，湘军谭延闿、赵恒惕在桂军陆荣廷支持下打败了张敬尧。1921年7月赵恒惕发动援鄂战争，川军刘湘与赵联盟，亦于8月进军鄂西，结果，湘军被吴佩孚击败，湖南落入吴佩孚控制范围，川军与吴议和，退回四川。

为应付战争的需要，各派军阀不断扩充军队，据统计：1914年全国陆军为45.7万人，1918年已超过85万人，1919年初，猛增至138万人。为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军阀们一方面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大借外债，同时千方百计向人民搜刮。

1916年，张作霖向日本的朝鲜银行贷款日金300万元，使日本得到了控制东北金融货币市场的机会。1917年8月至1918年9月间，段祺瑞向日本借款达5亿元，其中只“参战借款”一项，日本就以2000万元的低廉价格，换取了日籍军官训练中国军队的权利。

向人民的搜刮更是花样繁多，主要有：

1.苛捐杂税——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各地税捐名目之多，不胜枚举。如河南、奉天（辽宁）、福建等省只杂捐就有20多种到30多种。各种正税之外还有任意加收的附加税。有些地方还搞所谓田赋预征，最典型的如四川梓桐，1926年已预征田赋至1957年。

2.滥发公债——1912年至1926年，北洋军阀政府共发行公债27种，实额6亿余元。江苏、广东、湖北、河南等省都曾经发行公债。这些公债都是强迫摊派，从不还本。

3.滥发货币——各地军阀通过铸造表面价值超过实际价值的钢元，或发行军用票、军需兑换券、加印官票等直接向人民夺取钱财。

由于战乱频繁，内政不修，在战祸中直接受害或遇自然灾害而得不到救济造成大量人民流离失所，以至冻饿而死。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掀起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风暴。

3.社会主义苏联的稳步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经过几年的努力，击退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镇压了国内白军的叛乱，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经济建设。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个体工商业者自由经营，以租让制、合作社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废除实物配给，活跃商品经济等。

新经济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活跃了城乡经济，到1924年，工农业生产已接近战前水平，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逐步有所改善。

在经济逐步发展的同时，1922年苏维埃国家把国内各民族各地区联合起来，组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都是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各国在战争结束之后，在加紧镇压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也大力进行经济恢复工作。到1924年，资本主义世界已治好了战争的创伤，经济开始向前发展。

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扩大殖民利益，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1919年巴黎和会确立的“凡尔赛体系”，调整了帝国主义各国在西方的关系。1921年11月又召开了美、英、法、日、意、荷、比、葡和中国九个国家参加的华盛顿会议。这个会议主要目的是调协帝国主义各国在亚洲的关系。中国问题是会议讨论的中心。最后签订的《九国公约》确定了让中国“门户开放”，使帝国主义对中国掠夺“机会均等”的原则。这个原则反映了美国势力的上升。过去在划分势力范围时期，美国未得到相应的利益，而“门户开放”政策则有利于美国凭恃强大的经济力量，在“机会均等”的竞争中处于优势。从而形成了所谓“华盛顿体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使帝国主义各国在重新瓜分世界中求得暂时的妥协，资本主义世界步入了和平发展的相对稳定时期。这就有利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共同干涉和破坏殖民地附属国的革命运动，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利的国际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