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反动的衰亡：第二次东征和南征，广东反动依据地的一致

中国大革命史

第二章大革命的兴起

第三节第二次东征和南征，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一、肃清内奸运动

随着“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相继爆发，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进入一个崭新时期。以工人阶级为前锋的反帝斗争成为大革命高潮的起点，而7月组建的广州国民政府成为全国民族解放斗争强有力的支柱和全国反帝统一战线的中心。因此，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者，视国民政府的成立为其侵略中国的极大障碍，不惜采用种种阴谋手段，力图分化瓦解以至武力推翻广州国民政府。他们伙同中国的反动势力大肆造谣，说什么“广东赤化”，将要实行“共产共妻”，中伤广东和上海工人群众是“布尔什维克派”，诬蔑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是“排外”，是“拳匪之乱”的再起，以便在帝国主义间重组反苏反共的反革命联合阵线，共同镇压中国革命和抑制苏联。香港英帝国主义好战分子，召开所谓“公民大会”，通过决议电请英国政府向广州国民政府下最后通牒。与帝国主义反共分子相呼应，国内反革命派声称要推翻广州国民政府。广东省内的军阀势力和国民党右派也加紧反革命活动。

首先是，1925年夏秋已被革命军打败的军阀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支持和怂恿下，乘机而起重祸东江。6月间，当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时，陈军窜回东江。他们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到处捣毁农会、进攻农军，捕捉、屠杀农会干部；鼓动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大搞阶级报复。真是“陈军每到一处，闾阎为之一空。”与此同时，他们还极力破坏省港罢工。他们最先恢复了汕头与香港的交通，派舰运粮往香港，为帝国主义解围；强迫罢工工人返港复工。此外，陈炯明还接受了香港和北方及邻省军阀的大批饷械，策划进攻广州。

其次，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也蠢蠢欲动。邓本殷原是陈炯明部属，1923年孙中山组织讨贼军驱逐陈炯明，重新在广州建立政权时，他独树一帜，并联合南路各军、纠集豪绅地主和民团土匪，凑成了所谓高、雷、罗、阳、钦、廉、琼、崖“八属联军”。邓本殷投靠北洋军阀，并得到北京军阀政府大批粮饷军械的支持。邓军在南路琼崖随意掠夺，拉夫抽税，开烟设赌，给人民造成无穷灾难。省港罢工爆发后，邓本殷接受香港政府80万元的贿买，甘为所用，以大批粮食、物资接济香港。邓本殷盘踞南路、琼崖地区，已成为实现广东统一的严重障碍。

再次，官僚、政客、国民党右派势力，惶惶不可终日，加紧了反革命阴谋活动。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军政、财政的统一，禁烟禁赌，改组军队，这都是自有国民党以来的创举。但这种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却与军阀、官僚、国民党右派割据地盘、独霸一方的利益相冲突。于是，右派分子称支持工农运动者为共产派，指责执行革命政策的人过激。在被攻击者中，首当其冲的是廖仲恺。1925年7月初，邹鲁、孙科、邓泽如、傅秉常、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林树巍等多次在胡汉民家中开会，集中攻击廖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挑拨各方恶感”。他们密谋通过推倒廖仲恺，从而全盘推翻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8月初，广州有不少谣言，说香港已出款30万元收买凶手暗杀某某等。

面对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势力勾结向革命势力进攻的严重局面，只有彻底消灭陈炯明、邓本殷反动军队，进而统一广东全境，并打退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才能改变国民政府的被动局面，巩固和发展国民革命。因此，不但东江人民纷纷要求征讨陈军，南路八属各界团体，要求肃清邓军，而且广州及各地人民也积极催促国民政府出兵，同时肃清内部一切反革命。

在这种情势下，中共广东区委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肃清内奸、统一广东的示威请愿。1925年8月，省港罢工委员会发出《请愿书》，苏兆征发表《肃清内奸》的文章，请求“国民政府肃清南路，收复东江，扫清一切破坏罢工之国贼。”11日，统一广东全省运动大会在广州第一公园召开，到会者达5万余人。大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及请愿。大会分东、北两会场，到会群众情绪激昂，不断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收复东江！、“肃清南路！”、“统一广东！”等口号。会后游行队伍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青年部长甘乃光、组织部长谭平山接见了请愿代表，对代表的要求表示支持。

在广东人民向一切反动势力发动攻势的面前，国民党右派，反动官僚政客向革命势力反扑，于8月20日晨暗杀了受民众崇敬的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与其同时遇难的还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陈秋霖。

廖仲恺被杀害，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军阀政客企图以恐怖手段阻挠革命发展的严重事件。由于廖仲恺为实现总理遗嘱而奋斗；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态度最强硬，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最坚决，整顿军政、财政最得力，因而为反动军阀、官僚政客、国民党右派所忌恨。反动派谋杀廖仲恺，决不单是为刺死他一人，而是要颠覆为民族民众利益而奋斗的政府。廖仲恺之死，使“国民革命殒一员大将，反帝国主义运动失一位导师”，国民党内“失一柱石”。廖仲恺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引起全国人民深切的悼念，许多工人、农民为之痛惜流泪，广东各地工农群众纷纷举行追悼会。国民党中央发出讣告，通令各机关团体下半旗致哀三天。苏联等国在华代表参加悼念活动，泰国等发来唁电。中共中央为悼唁廖仲恺被刺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廖仲恺被刺逝世“不但是贵党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唁电最后表示“希望用果决奋勇的精神扑灭反革命派，努力与帝国主义奋斗，巩固国民革命的势力”。周恩来写了《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等悼文，高度赞扬廖仲恺，称其是“孙中山革命志愿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党中的重心”；革命军之组织和工农群众参加国民革命两大伟业之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之廖先生”，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唯一急先锋”。宋庆龄也特别发来唁电称：“吾党损失甚巨，实甚痛切”。8月31日，黄埔军校举行追悼廖仲恺党代表大会。9月1日，廖仲恺灵柩出殡，送殡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机关人员和市民群众共20余万人。

廖仲恺遇难后，中共广东区委即组织广州工农群众举行追悼会，并要求国民政府肃清内奸、镇压反革命；9月26日，又通过对外协会发动10多万人在广州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统一广东，“扫除暗杀阴谋”，肃清“卖国卖广东之内奸”。中共广东区委和青年团广东区委还联合发表了《对广州各界示威运动宣言》，呼吁政府及军队和民众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粉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之阴谋，造成统一和幸福的广州，巩固向全国发展之国民革命之基础。

廖仲恺被刺当天，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即召开联席会议，推举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事案。特别委员会决定并命令逮捕了涉嫌案犯；并通过审理廖案特别法庭对案犯进行审讯。由于国民党内某些人的庇护、干扰和转移目标，对案犯的追查、审讯很难深入下去。据当场被击伤捕获的凶手陈顺在昏迷中的供词证明，他是被收买来行刺的。据在现场缴获的手枪证明朱卓文是刺廖主凶的最大嫌疑犯，而在他的背后显然还有主使人物。当时特别委员会经过调查分析，认为反动组织“文华堂”的领袖胡毅生是刺廖的主要主使嫌疑犯。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弟弟，因而也牵涉到胡汉民。而廖案审理的结果是：胡毅生、朱卓文等一些主要嫌疑犯均闻风逃港；“负有政治上的责任”的胡汉民则于9月23日乘苏舰“列宁号”启程赴苏。

在廖案发生后开展的肃清内奸运动，虽然打击了右派势力，但廖案的主犯并没彻底查清，而且蒋介石利用这一案件，很快把主要矛头指向许崇智的粤军。许崇智在蒋的逼迫下，辞去军政部长、粤军总司令及财政监督等本兼各职，于9月20离粤赴港，从此长作上海寓公。蒋介石则趁革命政府肃清内奸运动之机夺取了粤军的军权。从此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二、革命军第二次东征

陈炯明重祸东江，再次对广东革命政府造成威胁。1925年9月间，陈军的林虎、洪兆麟、叶举等各部驱逐了驻汕头的许崇智部，占领了汕头及其周围各县。随后，分三路入侵海丰、陆丰、紫金、老隆等，逼许崇智部退守平山、淡水一线。9月16日，陈炯明由沪抵港，筹划进犯广州事宜。他指派刘志陆为总指挥，李易标为前敌指挥，并约同南路邓本殷一致行动，分头并进，企图一举攻下广州。面对这种形势，国民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推动下，特别是在共产党人的促进和帮助下，作出了出兵东江的决定。

第二次东征打击的目标和进军地点虽然和第一次东征相同，但敌我阵势已发生很大变化。从革命军方面看，由于国民政府统一军政、组建了国民革命军，初步实现军事上的统一指挥，从而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由于在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工作地位的确认，使共产党人在军队中能发挥重大作用。当时国民革命军中约有1000名共产党员，其中70％在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这对国民革命军的发展和第二次东征的胜利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消灭了杨、刘叛军，整肃了不轨军队，各部门、各部队加强了合作，从而能够团结战斗去争取胜利。同时，由于这次东征是同保卫省港大罢工、保卫东江农民运动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因而它更广泛地得到工、农和各界人民群众的支援。总之，同第一次东征相比，革命军的实力以及人民群众的力量都大大发展了。而陈炯明方面，经过革命军第一次东征的打击，精锐已丧失殆尽，虽然得到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扶植，但新败之余，元气未复，士气与实力都远远不如往昔。这时，陈军内部又矛盾重重，各军不相统属。林虎、洪兆麟对陈炯明怀有异志；而陈炯明为防备林、洪势力强大，难以指挥，改任刘志陆为总指挥。这就自然使陈军实力受到削弱。加之人民群众对陈军重祸东江恨之入骨，这就注定他必然再次失败。

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总指挥部下辖三路纵队：第一纵队以何应钦为纵队长，兵力1.5万人，任中路，是这次东征的主力；第二纵队以李济深为纵队长，兵力约1.2万人，任右路；第三纵队以程潜为纵队长，兵力约6000人，任左路。苏联顾问罗加觉夫、切列潘诺夫等分别随总指挥部和各纵队出发。这次东征吸取第一次东征的经验，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出征前夕，总政治部组织强大的政治宣传队，人数共200余人，以随军出发。在周恩来领导下，总政治部制定了《战事宣传大纲》，拟定了《政治设施方案》。还成立了社会运动科，以大力扶助工农运动，并提出发展党务工作的规划。

东征前夕，中共广东区委指定杨石魂等共产党人率领岭东革命同志会部分人士进入潮汕地区，与当地党团组织一起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斗争，以策应、援助东征军。共产党员古大存受党组织派遣，回家乡五华县组织群众武装配合革命军东征。

10月1日起，东征军各部相继出发，预计1个月内完成战事。10月初，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广东省政府分别发布宣言、布告，宣布东征目的、革命军纪律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宣告第二次东征开始。

第二次东征经历的主要战事是：（1）惠州之役。这次东征采取中间突破，直捣惠州的作战方针。因此，惠州是东征军攻击的第一个目标。惠州是陈炯明的老巢，地势险要、城防坚固、易守难攻。惠州守军杨坤如部是第一次东征时唯一未受损失的部队，他们企图利用天险将革命军阻于惠州城下，然后反守为攻，歼灭革命军。能否攻下惠州，成为第二次东征胜败关键。10月11日，东征军抵惠州城郊，形成对惠州的包围。13日上午开始攻城，重点攻击北门，以第一纵队第二师刘尧宸的第四团担任主攻，多次冲锋皆未成功，团长不幸牺牲，全军伤亡过半。次日，东征军调整兵力后，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攻破北门进入城内。此时，以蒋先云为团长的第七团也攻破西门。经过激烈的战斗，革命军攻占天险惠州。杨坤如负伤败逃，所部来不及逃走的尽被俘获。革命军能在两天内攻破素称“南方第一坚城”的惠州，是由于军队与人民的团结，以及共产党员为革命而战的献身精神起了主要作用。据统计，第一军有27名连党代表参加的攻城先锋队，其中21名牺牲，6名负伤。亲自经历这一战役的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说：“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围墙还要坚硬”此役胜利为第二次东征胜利奠定了基础。（2）占领海丰、陆丰、紫金、老隆。惠州克复后，东征军军威大振，从此长驱直入：第一纵队于10月22日占领海丰，26日占领陆丰；第二纵队20日占领三多祝，后经过各师配合战斗于26日进克紫金。第三纵队22日克河源，25在蓝口击败敌军，26日占领老隆。（3）华阳、河婆之役。当东征军从惠州分途进军时，东征军总指挥部与谭曙卿所率第三师与陈军林虎部遭遇，由于三师轻敌冒进和蒋介石判断失误，使敌有机可乘，致使三师全线崩溃，仓惶败退。这时组织抵抗为时已晚。在这极端危急的时候，陈赓指挥警卫连掩护蒋介石渡河，脱离险境。华阳之役失利后，五华县有组织的农民积极帮助东征军脱险。何应钦、周恩来率第一帅于26日占领河婆，后又在当地人民支援下与三纵队所部以及第三师配合在华阳、罗甘坝一带经过激烈战斗，大破林虎和洪兆麟部，使其精锐尽失，终于扭转了蒋介石等轻敌冒进造成的失败。经华阳、河婆之役，“逆敌势潜”，这对取得第二次东征的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4）占领潮梅，歼敌闽边。当右、中两路激战于华阳、河婆时，左翼第三纵队于10月28日不战而取五华县城。31日攻克兴宁城。11月3日进驻梅县县城。至此兴梅之敌被肃清。第一纵队第一师在河婆取得胜利后，于11月2日攻占普宁，3日克揭阳，4日进攻潮汕，下午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进入汕头。6日东征军总指挥部进驻汕头。第二纵队张发奎部攻占紫金后，奉命开赴南路参加讨伐邓本殷之战。陈济棠师继续东征，于11刀7日攻占饶平。11月中旬，何应钦、谭曙卿、程潜三路入闽，追歼残敌，分别在永定、平和等地全歼逃敌刘志陆部。至此，第二次东征取得完全胜利。

在东征中共产党人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共产党人主持的政治工作收到显著效果。据统计，东征中散发的各种政治宣传品共达179万多份。宣传队各支队沿途不断向群众发表演讲，其中第一支队就达878次。蒋介石对政治宣传工作的成绩颇为赞赏。他说：“此次行师，各军中有党代表政治人员，则官兵咸有顾忌。演讲使明主义，方能勇敢摧敌。住行一地，开军兵联欢会，宣言、标语播扬革命宗旨，故民众愿与合作。有连夜砻谷宰豕拔蔬菜相饷，沿途设坐备茶以供。此得力于宣传，及严肃军纪，不拉夫，与购物公道之效果也。”总政治部积极支持、帮助各地工农运动，不但拨发枪械武装各地农会、农军，并派出人员加以指导，从而推动了东江各地的革命运动很快复兴并迅猛发展。各地区普遍组织农会，新学生社、妇女解放协会、教职员联合会、商民协会等团体，也纷纷建立起来。总政治部在东征中大力开展党务工作，周恩来担任国民党东江党务组织主任。东征军每到一处，政治部即派员宣传党义，登记党员，恢复和整顿或建立国民党地方组织。12月8日成立了以彭湃、邓颖超、赖先声等为委员的国民党潮梅特别委员会。1926年4月，成立了以肖鹏魂、冯明光等为委员的国民党惠属特别委员会。经过一系列工作，东江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重整旗鼓，朝气勃勃，一度成为先进的国民党地方党部之一。周恩来和革命军中的共产党人，还为建立和发展共产党、青年团的地方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25年10月20日，中共海陆丰特支改组为海陆丰地委，由彭湃任书记。10月下旬成立了中共惠州地委，由肖鹏魂（隽英）任书记。11月成立了汕头地委，由赖先声任书记。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国民政府消除了来自东面的威胁。广东的局势大为改观。

革命军在开展艰苦深入的善后工作的同时，积极准备渡海作战，进攻琼岛消灭邓本殷军。这时，革命军已作了调整，即在进攻雷州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奉命率领从东江调回的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加入南路作战；第二军、第三军被调回原地驻防，任命李济深为“南路军总指挥”。1926年1月，第四军开始进攻海南岛。1月中旬，先遣军渡海在琼海北岸临高一带登陆；张发奎的第十二师乘舰强度琼州海峡，进入琼岛东北岸的新榄港，随即发动猛击，当夜即占领文昌县铺前市。接着又占领锦山市、湖山市和琼山县三江市。22日，革命军进入琼山县城，邓本殷乘日舰逃往安南。第四军第十一师等，也都随之登上琼岛。邓本殷负隅海南抵抗革命军的计划，终成泡影。南征军在海南，追歼残敌、清剿土匪，于2月中旬肃清了全岛。至此，南征之役取得完全胜利。

南征军进攻海南岛时，第四军政治部张善铭，廖乾五等，率部赴琼工作。当即发表《敬告琼崖同胞书》，号召人民起来“帮助革命军肃清邓匪”。中共广东区委还派出琼籍共产党员王文明、冯平等随军返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省农民协会鉴于海南农民“甚富于革命性”，“尝有秘密组织农民协会之革命行动”，因此决定成立省农会琼崖办事处，委任冯平为办事处主任，何毅为书记，符向一为委员。在办事处的组织领导下，海南各地纷纷建立农会、农军和农运讲习所。到当年8月琼崖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召开时，农会会员已发展到20万人。为统一琼崖全岛工作，革命军抵琼之初，成立了琼崖临时行政委员会，由张善铭任主席。后国民政府任命张难先为琼崖行政委员，临时行政委员会才宣布取消。2月3日，国民党琼崖特别委员会成立，以罗汉、吴国鼎、黎竟民等为委员。同年上半年，中共琼崖地委成立，由王文明任书记，冯平等为委员。在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的努力下，琼崖革命形势蓬勃发展。

东征和南征是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战争结果，消灭了长期以来勾结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反对革命，占据广东三分之二地盘的军阀陈炯明、邓本殷等反动军队。从此，从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以来就称为革命根据地，而实际上从来没有统一过的广东，真正实现了统一。这就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鼓舞了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解放的斗争。这场战争锻炼了革命的政党和军队，推动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不仅使广东革命政权得到巩固，也为后来举行北伐战争，将革命推向全国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