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反动的衰亡：“五卅”运动和全国反动运动的低落
中国大革命史
第二章大革命的兴起
第一节“五卅”运动和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
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二次劳动大会
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24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代表20人，代表全党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出席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彭述之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五大”的决议。这个决议的精神对大会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中共“四大”中心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迎接革命高潮。围绕这个中心，大会主要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1.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明确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大会指出：北京政变后国内形势的特点是：军阀统治极端脆弱，即“处在旧统治军阀倒台新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势力之时期”，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利用这种形势操纵中国军阀之间的战争“以膨胀他们各自在华的势力”，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得到迅速发展。党的任务就是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把人民革命运动引向高涨，以便加速军阀统治的崩溃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破产，为民主革命胜利创造条件。
2.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大会通过的文件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既“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革命”，又“含有社会主义的种子”，因此，“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于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大会进一步指出，从当前统一战线的现状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而中国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而他们的革命要求及决战的心理，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是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
3.明确提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领导权和夺取革命胜利的保证。大会文件指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否则“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基于以上认识，大会批判了在农民问题上的错误，提出对现阶段农民运动的具体要求。
4.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特别指出右的倾向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大会指出：共产党要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要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5.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工、农、青、妇群众运动的领导。大会开始认识到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基，把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和党的各项工作联系起来，并在总结群众工作经验基础上，规定了今后开展群众运动的具体方针政策。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大会强调加强和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中共“四大”的历史功勋是：总结了国共合作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党内的“左”、右倾错误，重新审定了党在民主革命中的政策和策略，并从理论上把“二大”以来相继解决了的有关问题加以新的概括，特别是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重要理论原则问题。它的提出是探索中国革命规律进程的重大进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高潮的到来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做好了准备，推动了以“五卅”运动为主要标志的全国反帝革命风暴的到来。大会的缺点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缺乏正确的分析，大会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还未形成为独立的阶级，“还不能参加革命运动”，那么民族民主革命领导权自然落到无产阶级肩上。这就取消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任务。这一缺点与彭述之的影响有关。在大会前他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唯不敢出来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要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彭述之虽然肯定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者地位，却无视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争夺领导权这严重的事实。大会的缺点固然受到彭述之的错误观点的影响，也与中共在纠正陈独秀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倾向之后，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又产生了过低估计资产阶级的另一种倾向有关。大会还对革命实践中已经日益紧迫的农民土地问题，以及极端重要的政权和军队的领导权问题也没有明确决定。
1925年1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动员全体团员贯彻党的“四大”决议，积极开展青年运动，并决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
中共“四大”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尤其是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了迅速发展。为扩大和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好地发挥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1925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中华海员工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会4个团体发起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277人，代表165个工会团体，54万工会会员。
大会开幕的同一天，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值“五一”国际劳动节。两会代表联合广州工人、效区农民和青年革命军人举行10余万人的示威游行。他们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工农兵大联合决议案。一致认为“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显示了工农兵大联合的精神。
第二次劳动大会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工农联盟、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等30多项决议案。在政治斗争方面，大会指出；工人阶级应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运动，在斗争中必须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特别要团结广大农民，“必须担任民族革命的急先锋”、“取得领导地位。”在经济斗争方面，大会指出：劳动者的完全解放“只能在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政权完全操入劳动者手中之后”；而目前的迫切要求是，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规定8小时工作制，反对一切虐待，改善女工、童工之生活，实行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取消包工制等。
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了由25人组成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等为副委员长，并设干事局，林伟民兼总干事，邓中复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森为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委派邓中夏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党团书记。总会设在广州，另在上海设办事处。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大事，从此，中国工人阶级有了全国统一的组织，有了指挥工人斗争的总机关，对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大会闭幕不久，就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
二、“五卅”运动
1.“五卅”运动的导火线1925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罢工胜利后，日本资本家不履行先前达成的复工协议，并暗中决定：不承认工会，对罢工采取强硬措施，不惜关闭工会，与租界及中国当局交涉取缔工会。对此，工会以怠工手段与日本资本家作斗争，各工会酝酿罢工。5月14日，日本资本家突然宣布开除内外棉十二厂工人代表多人。15日，日本内外棉第七厂资本家以棉纱供应不足为借口关闭工厂。工人在顾正红带领下与厂方交涉。日本大班（相当厂长）率打手向工人们开枪，打死顾正红，打伤数十人，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
日本资本家的残暴行径，激起广大工人的极大愤慨。16日，日内外棉五厂、七厂、八厂、十二厂共8000多工人一致举行罢工，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的罪行。提出惩凶、赔偿等八项要求。中共中央发出通告，指出各地党组织立即动员号召社会各团体及广大群众支援罢工工人。当日下午，上海工商学界33个团体立即成立“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作为罢工工人的后盾。19日，中共中央提出把罢工斗争发展成为向日本帝国主义总攻击的宣传运动，指示各级党组织发动民众参加，造成一个浩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声势。中共上海地委决定广泛组织演讲队揭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并通过全国学联转请各地学联会发动募捐和抵制日货。上海一部分学生首先响应共产党号召，上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和支持受难工人的宣传、募捐活动。租界巡捕不断地拘捕这些爱国者。
5月24日，日本棉纱厂工人、学生、市民1万余人公祭顾正红，共产党员刘华担任会议总指挥，会场气氛悲壮。工人代表讲述了顾正红被害经过，控诉了日本资本家的罪行。与会者高呼“反对东洋资本家枪杀工人”，“为顾正红烈士报仇”等口号。工人、学生代表还分头演讲、散发传单，号召大家誓死反抗日本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压迫。
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事件，燃起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怒火，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与此同时，上海租界工部局准备于6月2日召开纳税人会议，通过工部局以前提出的：增订印制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和“取缔童工”等四项提案；并越出租界筑路。这一切都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严重损害了中国工商界利益，进一步激起包括中国工商业者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的义愤。各界人民要求当局制止越境筑路的文字“当在千份以上”。反对四提案的声势也日益高涨。到5月下旬，反对越界筑路和反对四提案的斗争与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学生支持罢工的斗争迅速汇合起来，他们企望有一个强大的群众运动来迫使帝国主义者让步。
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参加的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作出《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将工人群众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各界人民的反帝政治斗争；于30日发动群众在租界举行反帝示威，一方面反对公共租界提出的压迫华人的4个法案，一方面援助沪西工人罢工。
2.罢工委员会的组成及其斗争
为加强对斗争的领导，在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在广州举行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大会选举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以苏兆征、何耀全、李森、林伟民等13人为执行委员，苏兆征为委员长。廖仲恺、邓中夏等被聘为顾问。中共广东区委在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建立了中共党团为领导核心，其成员有邓中夏、苏兆征、林伟民、徐成章、何耀全等，以邓中夏为书记。省港罢工委员会下设武装、纠察、审判、法制、财政、调查、交际、交通等办事机构。罢工委员会负责处理有关罢工工人的一切事宜，并且组织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政治行动，实际上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
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省港罢工工人的最高议事机关和指挥机关。各罢工机构的重要干部都由罢工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重要决策也必须经过代表大会议决，由罢工委员会执行。罢工工人代表密切联系广大工人，通过代表们使罢工委员会的各项重要政策得以贯彻执行。
罢工委员会尽力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它以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为核心，联合香港和广州的各种工会，并组成2000多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团结广东沿海的广大农民，对香港实行封锁。罢工和封锁，使香港这个昔日繁华的港口城市，车辆、轮船停驶，码头停工，贸易锐减，百物飞涨，盗贼出没，垃圾粪便堆积如山，或为“死港”、“饿港”、“臭港”。也使沙面的金融、商业活动停顿，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8月，罢工委员会实行了团结各界人民，孤立英帝国主义的“单独对英”政策。即“凡不是英国货、由英国船运载及经过香港者，准其直来广州”。这项政策的实施，对“解除广东经济的困难，保持广东商人的中立，拆散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促进广东的独立发展”都起到重大作用。
罢工工人的斗争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积极支持。革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安置回省的罢工工人，明令广州市政府征收租捐和发动各界捐款资助罢工工人，每月拨款万元资助罢工委员会，以政府名义下令封锁各口岸并拨发一些武器给罢工工人纠察队作为封锁口岸之用。
省港罢工工人斗争还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声援。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等许多群众团体及冯玉祥等爱国将领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或声明，谴责帝国主义的罪行，表示愿与省港罢工工人一道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
爱国华侨也通过各种方式揭露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并慷慨捐赠钱物支援省港罢工工人。据不完全统计，到1926年3月，省港罢工委员会共收到捐款290余万元，其中华侨捐款数达190余万元。国际工人级阶和进步人士也给罢工工人有力的支持。苏联工人阶级和政府从道义和物质上援助省港罢工工人，日本和欧美许多国家的工人也声援省港罢工工人的斗争。侨居广州的印度、朝鲜、越南等国工人集会谴责英法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
由于罢工委员会实行正确政策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省港大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罢工委员会于10月10日宣布“将各属驻防纠察队一律撤回”，停止对香港、沙面的封锁。同日，中共广东区委发布《为省港罢工自动停止封锁宣言》，指出“革命形势已需要从广东的单独反帝斗争扩为全国的反帝斗争。……在准备全国向帝国主义总攻击时期中，广东应对英退让，从事巩固内部，故特将这久经战争的革命先锋队——省港罢工工友从前线调回休养，暂时停止封锁”。在广东革命政府增加2.5％关税附加税用以安置罢工工人的条件下，省港大罢工结束。
省港大罢工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中规模、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伟大的篇章，具有重要历史意义。1.罢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不仅使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声名狼藉，而且使其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如封锁香港使香港商务停顿，“平均每日损失约四百万元，每月一万万二千万元”；2.罢工斗争时间之长、组织之严密、斗争之坚决、力量之强大，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也是罕见的，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战斗精神和伟大力量；3.罢工斗争有力地帮助广东革命政府，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推动了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