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反动的酝酿：第一次国共协作的树立
中国大革命史
第一章大革命的酝酿
第二节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
一、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的状况以及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等都还缺乏认识，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只制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而没有制定民主革命的纲领，强调对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而没有提出统一战线的政策。
1922年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陈独秀等提出中共应放弃排斥国民党的态度，建议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这个建议未被接受。这年4月，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等人回国后，向中共中央和各地共产党人传达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思想，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是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国建立革命联合战线是必要的。“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因此，在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指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立民主政治为止”。并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及保护人民政治经济利益的11项原则和邀请国民党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7月间，中共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大”宣言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党在目前的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立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等。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
党的“二大”还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指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在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当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并提出了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开一代表会议等项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具体计划。
但是，这时孙中山已明确表示：“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因此，“民主联合战线”的计划是难以实现的。
这时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他在中国的工作情况。共产国际同意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的建议。8月，马林回到中国，极力劝说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党内合作”的办法。
1922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的建议。但由于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迅速实现国共合作，组织强大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还缺乏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对于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办法还存在各种顾虑，因而，积极进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只是党内少数领导人，更多的党员依然集中力量从事工人运动。经过“二·七”惨案，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党应采取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于是，加速了实现国共合作的步伐。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实现国共合作问题。代表们根据共产国际1923年1月作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精神，展开热烈讨论。讨论中对共产党员是全部加入国民党还是部分加入国民党和要不要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国民党组织这两个问题有不同看法。张国焘、蔡和森等主张：需要到国民党那边工作的共产党员才加入国民党，并且不同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马林、陈独秀等主张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认为应该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国民党员。
围绕上述两个问题，与会代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中反映出党内对于国共合作问题，存在“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马林、陈独秀等在积极赞成国共合作的同时，在认识上表现了右的倾向。马林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解为“反对剥削统治，争取民主和所有平民都得到人的生活”，因而对改造国民党抱过分乐观的态度。他说只要中国共产党人“放弃他们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去进行政治工作”，国民党的领导人将会“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马林还根据国民党支持了1922年的海员罢工的成绩，夸大了国民党在产业工人中的威望。因此，他提出了“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建议把中共中央机关设在广州，以便全力做好国民党的工作。
陈独秀对于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做法，曾经持反对态度。经过西湖会议，特别是经过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对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观点，对于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他在大会上贬低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它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同时他却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主人”。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
“只有500余人，工作只能做经济争斗，而不能做政治争斗”，且党“不能公开，故我们要做工人运动，只有加入国民党，集中努力于国民党”。因此，他赞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
马林、陈独秀等主张目前应集中党的力量“完全做国民党的工作”，并且主张帮助国民党在产业工人中发展组织。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的右倾错误思想。
张国焘、蔡和森等对国共合作问题的认识则有“左”的倾向。他们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所以我们只应与小资产阶级联合，即是与国民党联合，因为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他们反对共产党人全体加入国民党，主张只有到国民党内工作的党员才加入国民党，并且反对产业工人加入，“反对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主张工人阶级应该在自己的政党的旗帜之下参加民族革命，若参加资产阶级性的国民党组织，便不免有混乱无产阶级思想的危险”。这种反对联合资产阶级和害怕工人阶级加入国民党会削弱自己的势力而不积极去参加国民党的观点是“左”的错误观点。
经过激烈争论，与会代表对下列几个问题取得了一致认识：第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政党；第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第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共产党中来。在此基础上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同时注意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由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投入紧张的革命斗争，理论准备不足，特别是如何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尚缺乏实践经验。因此，大会在讨论中出现分歧是难免的，这是在探索中国革命前进道路和研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策略中产生的分歧。最后，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取得了一致认识，这是大会成功的重要基础。
“三大”闭幕后，中共中央机关于9月迁回上海，同年11月24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开展国民运动，加紧进行国共合作问题，并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议案指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还说：“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断不宜强行之”。会后发出的“第十三号通告”向各地党组织部署了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
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衣工三大政策的逐步形成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之后，孙中山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民主革命斗争。十年间，他进行了讨袁、护法两大革命运动，经受了严重挫折。这期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有了重大发展，逐渐形成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展，有其内在因素和客观条件：
孙中山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他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救中国，他义无反顾地穷毕生之力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这是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晚年获得重大发展的内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的指引，五四反帝爱国群众运动的启发，共产党人主动热情的帮助和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给他的无情打击则是促使他的革命思想向前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客观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四天，（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就首先报道了这个重大的消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公布的一系列体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法令，特别是1917年12月3日公布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国民劳动者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政府与东方各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与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瓜分东方各国的条约，引起了孙中山的重视。在1918年1月间的一次宴会上，孙中山曾经提出要着重在西北地区发展革命力量的主张，他认为：“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对苏俄政府的信任和期待。同年夏，孙中山又千方百计以重金托人在美洲发电报给苏俄政府，热烈祝贺十月革命胜利。电文写道：“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这表明，孙中山早有联俄的意图。
当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明放弃沙俄时代从中国掠夺的一切特权，废除沙俄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时候，孙中山正因护法失败蛰居上海。苏俄政府的声明，又一次使他受到鼓舞。后来他致电列宁说：苏俄政府的声明“使我国人民充满了希望。中国人民愿将俄国视为友邦，从此，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取得民族解放也就有了指望。”1920年秋，孙中山会见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金斯基，详细询问了苏俄革命的情况，表示要把中国南方的斗争与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为此，他希望同苏俄建立经常的电讯联系，只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1921年6月14日，孙中山收到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来信，这是孙中山收到苏俄政府的第一封信。在回信中，孙中山着重谈的是学习苏俄革命经验的问题，他写道：“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
能告诉我们一切。”这封信，生动地反映出孙中山学习俄国革命经验的迫切要求。
孙中山深感遗憾地指出：“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为使中国革命早日成功，他迫切要求了解和学习苏俄革命成功的经验，以便把中国革命引上胜利的道路。
就在孙中山对十月革命经验发生浓厚兴趣的时刻，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反帝爱国运动，彻底揭露和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政府媚外卖国的罪行，否定了帝国主义操纵巴黎和会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决定。孙中山热情支持爱国群众的斗争。
他在上海多次接见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代表，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他应邀出席爱国学生的集会并发表演说。当南北军阀政府无理逮捕爱国学生的时候，孙中山立即发电报谴责军阀政府，营救被捕学生。
在爱国群众运动浪潮推动下，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也在发展。
他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搬掉“旧官僚、军阀和政客三种陈土”。并发出了“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的号召。
孙中山对五四爱国运动给予很高评价，指出：“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可以说，孙中山是在五四运动的怒潮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看到了用革命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的巨大力量。在此期间他给海外国民党员写信表示，“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可见，五四运动既给孙中山以深刻的启示，又推动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发展。
孙中山晚年革命思想的发展，还得力于共产党人的热情帮助。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确立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之后，共产国际随即派遣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前来中国。1921年12月马林通过国民党北方支部长张继的介绍，前往桂林访问了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太雷以翻译的身份同行。双方进行了几次详细的会谈。马林应邀向国民党在桂林的军官作了关于俄国革命的报告，张太雷也作了关于青年工作的介绍。会谈中，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等建议。
这次会见收到积极的效果。会见马林之后，孙中山在给廖仲恺的电报中说，他过去认为“俄国经济状况，尚未具备实行共产的条件，故初闻苏俄实行共产，甚为诧异。今与马林谈，始知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的实业计划相差无几，至为欣慰”。他催促廖仲恺快些办理联俄的事，并准备派一个最好的同志到苏俄去加强同俄国的联系。
但孙中山认为，要同苏俄建立正式的公开的联盟，时机尚未成熟。他准备待北伐胜利之后才同俄国公开建立联盟。
1月31日，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第一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设中央党部于广州，另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设立执行部，加强对地方党部的领导。
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秘书处和8个部。秘书处由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3人组成，8个部的负责人分别为：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宣传部部长戴季陶、秘书刘芦隐；青年部部长邹鲁、秘书孙甄陶；工人部部长廖仲恺、秘书冯菊坡；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妇女部部长曾醒、秘书唐允恭；军事部部长许崇智；调查部部长暂未定。
3月6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决定成立海外部，以林森为部长。并决定派出各省临时执行委员会筹备员，分赴各省建立国民党组织。
国民党“一大”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它是中国共产党实行其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晚年推进中国民主革命的巨大功绩。从此，中国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此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高涨起来。
中国共产党为巩固革命统一战线，推动革命形势发展，于2月间召开了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通过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其态度决议案》，要求共产党员主动和国民党员搞好团结，并在工作中模范带头、以身作则，带动他们前进。决议指出：“在国民党的各种工作中，我们的同志均应努力工作”，以便通过“本党同志在国民党能尽所职，引起国民党员都能尽职，使其真正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在1924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就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工作问题进行了研究。会议肯定了前一阶段工作的成绩，分析了国民党内存在左右两派势力。会议批评了为维护国民党的统一而调和两派斗争的做法，要求共产党员应同国民党左派一起，对右派作斗争。会议又指出，我们在帮助国民党建立和健全各种组织的时候，有“偏重组织，忽略宣传”的倾向，指出：“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使国民党不断地有规划地宣传‘宣言’里的反帝国主义及军阀、要求民权的原则。”以此推动国民党继续朝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