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反动的酝酿：北京政变和国民军的成立

中国大革命史

第一章大革命的酝酿

第六节北京政变和国民军的成立

一、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胜奉败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单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随之占了优势。在它们的支持下，曹锟、吴佩孚实行“武力统一”政策，并于1923年10月贿选曹锟为总统。全国人民反对直系军阀暴政的斗争日益高涨。战败的奉系军阀退回关外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宣布独立，重整军备，扩张实力，并多方联络各派反直势力，准备共同倒直。在反直的相同目标下，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反直三角同盟逐渐形成。直系谋求拆散反直三角同盟未成，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除以重兵防备奉军入关外，调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入闽，图与陈炯明勾结进犯广东，同时联合苏、闽、赣、皖直系势力包围浙江皖系卢永祥。直系与反直系势力矛盾的进一步发展，终于爆发了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

浙江卢永祥控制着江苏境内的上海。江苏直系军阀齐燮元早就想将上海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1924年春，卢永祥收编了在福建被孙传芳击败退入浙江的臧致平、杨化昭两部。齐燮元对卢永祥更感不满，于是与赣、闽、皖三省军阀联合逼迫卢解散臧、杨两部，并电请曹锟下令讨伐卢永祥。9月3日，江浙战争（齐卢战争）爆发。卢永祥的实力远不及苏、闽、皖、赣的联合力量，且处于三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卢在开战之初虽进展顺利，但旋即陷于被动。16日，孙传芳攻占江山，杭州震动，卢将浙沪联军总司令部移住龙华，将兵力集中于松江、上海一线继续作战。但在齐、孙军联合进攻下，10月初，松江等地失守。10月13日，卢永祥通电下野，逃往日本。至此，江浙战争结束。孙传芳被任为浙督兼闽浙巡阅使，夏超为浙江省长。

江浙战争引发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直奉战争。9月4日，张作霖即通电响应卢永祥，并将奉军17万人编为6个军，于15日分别向山海关和热河出动。曹锟乃于17日下令讨伐张作霖，并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18日，吴佩孚命令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分任第一、二、三军总司令，分向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三路迎敌，同时以曹瑛、胡景翼等分任10路援军司令。直军共有兵力约25万人。

9月15日，奉军袭击热河朝阳。17日，两军主力在山海关一线开战，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在热河前线，22日，奉军已占领开鲁、朝阳、凌源、平泉等地，10月7日，又攻克赤峰。在山海关方面，直军守备较强，10月6日，奉军始克九门口，进至石门寨。两军在山海关和石门寨激战，伤亡均甚重，直军已开始出现颓势。12日，吴佩孚亲赴山海关督战，企图扭转局势。但这时奉军已与直军第三军军长冯玉祥达成共同推翻曹吴的协议，热河方面奉军转而南下冷口，给山海关直军以很大威胁。10月22日，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更给直军以沉重打击。吴佩孚不得不于10月26日率少数部队回救北京。山海关前线直军因冯部倒戈，主帅离去而军心动摇。奉军乘机全线出击，将直军主力部队包围。除少数将领逃回天津外，直军官兵全部被俘。

吴佩孚回到天津后，将所率部队集中于北仓、杨村一带，准备进攻北京，同时向苏、浙、鄂、豫等省直系军阀求援。然而，在段祺瑞授意下，山东郑士琦和山西阎锡山均宣布中立，并分别出兵沧州和石家庄，截断津浦、京汉两线交通，使南方直军无法北上增援。11月2日，冯玉祥部攻占杨村和北仓，吴佩孚退至军粮城。这时奉军已进至唐山、芦台附近，吴佩孚在东西两面受敌的形势下，被迫于11月3日率残部登舰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至此结束。

直系在这次战争中失败是因为：一方面它为巩固其反动统治而对内镇压工人运动，进行贿选，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对外承认帝国主义对临城案的要求，媚外辱国，从而使它与全国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人民最主要的敌人。这就促进了反直各派的联合，使它在政治上军事上陷于孤立，遭到反直势力的共同打击。同时其倒行逆施也加深了其财政危机，使其军费困难，装备不得更新，军饷和军需物资不足。另一方面，是其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使它分崩离析。曹锟上台前，原有洛（阳）、保（定）派之分，曹上台后，又有津、保派争夺内阁总理职位之争，使政局不稳。同时，吴佩孚与王承斌、齐燮元、冯玉祥等争夺兵权和地盘的矛盾斗争也削弱了自身的力量。特别是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在内部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并在这次战争中倒戈，给了吴佩孚致命的一击。

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都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直系与反直系的军阀战争。奉系的胜利，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在争霸中国的斗争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生的震动全国的北京政变，是由来已久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与吴佩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冯的部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战后被任命为河南督军。吴佩孚长期驻洛阳，一向视河南为其根据地，要求冯在河南督署安置其亲信，并为他筹饷，遭冯拒绝。吴为削弱冯的兵力，企图将冯部李鸣钟旅扩编成师，留驻保定，以脱离冯的管辖，也因冯的反对而未能实现。冯为加强自己的实力，成立了五个补充团，吴屡电制止，冯均置之不理。吴冯争夺地盘和兵权的矛盾已很尖锐，吴为压制冯，在冯任职不到半年即促使北京政府调冯为陆军检阅使，移驻北京，使冯失去河南地盘。冯被迫北调，吴还令冯将五个补充团留下，冯不顾吴的阻拦，仍将其部队全部运到北京。冯部北调时，吴原应允每月由河南协助军饷20万元。但冯部到京后，吴不履行诺言，加以北京政府不能按时拨给冯军费，使冯部处境十分困难。冯吴之间的矛盾成了直系内部诸多矛盾中最为突出的。冯认为一旦直奉之间爆发战争，直胜则他受吴的压迫将更甚。这是冯倒戈反直，发动北京政变的基本原因。

冯玉祥原非曹吴的嫡系，其某些政治军事行动表现他具有一定的朴素的爱国思想。如1918年2月，他两次发出通电主张对南方停战，和平解决，因此受到孙中山的称赞。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他支持其驻地常德学生的反日斗争。1923年他发出通电支持根据条约收回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的主张。他的这种思想基础使他能够接受孙中山和广东革命势力的影响。1920年秋以后他与孙中山之间常有信使往返。1923年冯收到孙中山赠的亲笔写的《建国大纲》。同年孙还派人转达了对冯的殷切期望。加以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革命潮流的推动，使冯开始倾向广东革命势力。这也是冯发动北京政变的一个原因。

冯吴之间既存在尖锐的矛盾，反直势力就得以利用这个矛盾进行分化直系的活动。在孙中山争取冯转向革命的同时，段祺瑞、张作霖也拉拢冯以对付吴佩孚。而冯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也需要得到段、张的支持。冯的军费困难，段即利用张作霖提供的经费，接济冯军饷。张并一再派人到京与冯联络。段、张的拉拢和支持，使冯敢于反戈倒直。

江浙战争爆发后，9月10日，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孙岳来京访冯。冯向孙表露了反吴的意向，孙表示全力相助。又经孙与驻彰德（今安阳）的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接洽，胡也同意合作，于是在直系内部也形成了反直三角同盟。这就加强了冯倒戈反吴的信心。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冯奉令出师时即预为回师发动政变作了准备。他建议曹锟调孙岳部来京加强京畿防卫。曹即任孙为北京警备副司令。冯留一营兵驻城内原司令部，派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以搜集、传递情报；将召募的新兵万人编为三个旅留驻南苑等地。这样就在城内外都安置了回师的接应部队。他还采取措施延缓其部队的行动，而且在部队到达古北口后即以筹措给养为名暂时停留下来，使其部队大都没有远离北京，便于迅速回师。

冯到古北口后，段祺瑞通过黄郛敦促冯倒吴，同时派其亲信与冯联系，双方达成了推倒曹吴的协议。张作霖也派人来见冯，双方也达成了协议。奉方同意事成之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和奉军不入关两个条件。冯则同意热河方面暂缓行动，以便奉军调兵加强山海关战线的主攻力量。

当直军山海关战线危急，吴佩孚将驻长辛店一带的第三师调往前方时，冯认为回师时机已至，遂于10月19日在滦平召集高级将领举行紧急会议，正式宣布班师回京，推翻曹吴。

10月21日，鹿钟麟派一营先头部队回京秘密作侦察等工作，其他部队随即以急行军速度回师北京。先头部队到京后于22日夜截断电报、电话，包围总统府，并与孙岳的守城部队取得联系。鹿钟麟率部队于22日午夜抵安定门时，守军即大开城门迎接入城。鹿由北向南，分派部队守卫各要地，迅速将全城占领，同时缴了曹锟卫队的枪械，将曹锟监禁起来。回师部队布置周密，行动机密迅速，未费一枪一弹即实现了控制北京全城和囚禁曹锟的计划。23日晨，北京市民看到佩带“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的臂章的士兵遍布市内交通要道，才知道昨夜发生了重大事变。

这次政变顺利实现原定计划，在客观上是由于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全国人民反直系斗争正在高涨；反直势力结成了联合战线，而直系内部则矛盾重重，曹吴处境孤立，形势对直系很不利。在主观上则是由于冯玉祥等作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又在直奉大战方酣时，把握住了直军前线出现颓势，吴佩孚倾全力以图挽回，北京城防空虚的最有利的时机。

二、国民军和摄政内阁的成立

10月23日，冯玉祥到达北京，随即发出由他和胡景翼、孙岳等署名的主张和平的通电。这时冯虽控制了北京，但战事尚在进行，而且直系在南方还有颇大的势力，冯企图用曹锟来压制吴佩孚和南方直系各督，于是在政治上采取“暂维现状”的办法。

在他的要求下，经颜惠庆内阁通过，以曹锟名义下达了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等命令。25日，冯玉祥召开有胡景翼、孙岳、王承斌、黄郛及各部高级将领和幕僚出席的军事政治会议。在政治方面，会上决定：“（一）内阁仍就颜阁改组补充，以维持现状作为过渡时期。（二）召集元老会议，解决国是。”并电请孙中山北上。稍后，28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发出速开和平统一会议的通电，主张“一国贤豪同集京师”，“将一切未决之问题，悉数提出共同讨论”。但这种会议是不可能实现和平统一的，因为“互相角立之军阀各顾其利益，矛盾至于极端，已无调和之可能。即使可能，亦不过各军阀利益得以调和而已，于民众之利益固无与也。”冯玉祥等没有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孙中山所号召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

在军事方面，会上决定将冯、胡、孙所部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司令，分别兼任第二军、第三军军长。并决定在北京组织国民军联合办事处和总军法处。这样，在北京就出现了一支从直系军阀军队中分化出来的、开始倾向革命的军队。

26日，吴佩孚回师天津准备向北京进攻。同日，鄂督萧耀南发出讨冯通电。冯等决定请段祺瑞出山，以促使山东郑士琦和山西阎锡山出兵阻截直系援军北上。同日，冯、胡、孙联名通电拥段为国民军大元帅。随后，30日，张作霖、卢永祥等也联名通电拥段为反直联军统帅。

冯玉祥采取政府暂维现状的办法，反而使吴佩孚得以借曹锟以号召各方，使自己处境更为困难。27日，直系长江各督继萧耀南之后通电讨冯。30日，冯得到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等图谋不轨的报告。当夜，驻丰台英军闯入冯军步哨线内，殴打卫兵，拘留团长冯治安，几经交涉，才得释放。面对内外的压力和财政上的困难，冯玉祥不得不作出请曹锟退职并改组内阁的决定。

31日，颜惠庆内阁辞职，冯玉祥以曹锟名义任命黄郛代理国务总理兼交通总长和教育总长，王正廷为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王乃斌为农商总长，同时任命李烈钧为参谋总长。11月1日，黄郛内阁成立。次日，曹锟被迫提出辞职，并下令由代理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职务。这个摄政内阁中，黄郛、王正廷与冯关系密切，张作霖认定它为冯所操纵，因而不让奉系阁员王永江、王乃斌到职。实际上这个内阁只有黄郛、王正廷、张耀曾等人在活动。它得不到奉系的支持，更为直系各督所反对，也不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所承认。

四、国民军的发展和奉系向南扩张

天津会议后，冯玉祥在段、张联合的形势下，为解决地盘等问题，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向段再三提出辞职，并退居京郊天台山。段为利用冯以牵制张，不同意冯辞职。为了拉拢冯，段上台后不久，先后任命冯部下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使冯取得这两个特别区的地盘，同时还批准冯所部扩编为六师三旅。冯的要求既有所满足，他遂于1925年1月间去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职。

至于国民军第二、三军的地盘问题，摄政内阁原已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孙岳为河南省长。11月中旬，两军已陆续向河南进发。这时吴佩孚已率残部回到洛阳。胡军进入河南后受到吴军张福来部阻击。当两军相持于彰德时，段祺瑞密令陕西督办刘镇华出兵驱吴。刘为向豫扩张，派憨玉琨师出潼关，向洛阳进发。12月2日，吴佩孚逃至郑州。这时胡军已自彰德南下，吴乘车去湖北，被萧耀南阻于武胜关，不得已退入鸡公山。

憨玉琨于12月5日占领郑州，企图阻止胡军南下，霸占中原。但段政府已于8日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孙岳为河南省长，乃令憨退出郑州。憨虽被迫退出郑州，但仍占据豫西广大地区，并收编了大量驻豫军队。胡景翼部进入河南后，胡憨矛盾日益尖锐。至1925年1月下旬，双方加紧备战，战争已迫在眉睫。2月下旬，段政府派孙岳前往调解，并令胡憨两军各退50里，避免冲突。但孙于2月23日到达郑州时，两军已在白沙开火。

战争开始后，刘镇华率军来洛阳助憨。胡景翼集中其主力沿陇海路向西进攻荥阳、巩县，其友军樊钟秀部则由禹县侧袭偃师。胡军攻克巩县后，两军在黑石关前激战，至3月5日，刘憨军溃败，退往洛阳。8月，胡军克洛阳。刘镇华部向渑池、陕州退却，憨玉琨部向洛宁退走。胡军在观音堂击溃刘之援军，21日入陕州，刘渡黄河逃往山西。憨玉琨由洛宁退到嵩县后，于4月2日服毒自杀。至此，镇嵩军土崩瓦解。

打败镇嵩军，河南就成为国民军的势力范围。但战后不久，4月10日，胡景翼病死。岳维峻继任河南督办后，大肆扩军。这时国民三军也驻在河南，与国民二军难免也有矛盾。冯玉祥、胡景翼电请段祺瑞任孙岳为陕西督办，以便国民三军取得陕西地盘，但不为段祺瑞接受。孙岳于是以实力来解决地盘问题。7月9日，孙部入陕，迅速打败吴新田军，16日进入西安。于是陕西也基本上为国民军所控制。至此，国民军一、二、三军控制了北京及其附近各县、察哈尔和绥远两特别区、河南和陕西两省，兵力也有了很大发展。

国民军在其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1924年底，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分析了北京政变后的政治形势和冯玉祥的政治态度，确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张作霖的策略。李大钊亲自做冯玉祥、胡景翼等的工作。中央还派了王若飞、宣侠父等许多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工作。李大钊还帮助国民军获得了苏联的援助。1925年2月，苏联即派了军事专家到胡景翼部队，协助胡拟定战略计划。3月21日，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国民军武器弹药并派遣顾问和教官的决议。不久，两个军事顾问组分别被派到张家口和开封。国民军也派遣军官去苏联学习。苏联还向国民军提供了必要的武器、弹药和药品。

当国民军向河南进军时，奉军也沿津浦路向南扩张。

1924年12月7日，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奉军将领讨论长江问题，决定调奉军一部协助卢永祥驱逐齐燮元取得江苏地盘。段祺瑞为形势所迫，于11日下令罢免齐燮元，裁撤江苏督军一职，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派李景林接替卢永祥署理直隶军务督办。奉系遂取得了直隶地盘。

1925年1月11日，齐燮元与孙传芳联合发出组织江浙联军的通电，并于同日击溃淞沪护军使张允明所部，控制了上海。卢永样于10月到达南京后，组织宣抚军，以张宗昌为总司令，准备向上海进攻。上海总商会提出上海不驻兵等意见，以免上海成为战场。段祺瑞同意上海总商会意见，于15日下令裁撤淞沪军使，以后上海永不驻军及设置任何军事机关。次日，段又下令查办齐燮元，并任命卢永祥兼江苏军务督办，孙传芳为浙江军务督办。同时还任命方本仁、郑士琦、周荫人分任江西、山东、福建军务督办。孙传芳既有了浙江地盘，对战事也就采取观望态度。

17日，张宗昌所部奉军由高资向齐军进攻，18日至19日相继占领镇江、常州。22日，孙传芳撤回派往无锡的军队，使齐军孤立，更无斗志。25日至26日奉军连克无锡、江阴。27日，先头部队进至上海。28日，齐燮元逃往日本，齐军被缴械，齐卢之战至此结束。

战后，2月3日，张宗昌与孙传芳在上海签订了和平协定，双方同意从上海撤兵。张宗昌部调驻徐州。在奉系压力下，段祺瑞于4月24日任命张宗昌为山东督办，将郑士琦调任安徽督办。奉系取得了南下必经之地的山东为其地盆，为它以后继续向长江下游扩张势力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