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反动的衰亡：新民主主义反动根本思想初步构成

中国大革命史

第二章大革命的兴起

第六节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

一、中共中央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

革命统一战线方针确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中开展革命工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认识。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指出：今后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为此，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组织了宣传教育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采取各种方法、通过各种渠道，加强、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

首先，中国共产党创办出版机构，并通过它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革命报刊和社会科学书籍，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探索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上海创办了人民出版社，它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和研究、解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1924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又在上海创办了上海书店。上海书店承继了人民出版社的使命，竭力搜求全国出版界反映社会新思潮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贡献于读者。上海书店从开创到1926年3月被查封为止的两年时间里，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随着书店业务的增长，先后在长沙、湘潭、南昌、广州、潮州、安庆、青岛、宁波、太原、重庆等地建立了发行机关，在海参威、巴黎、香港等地设代售处。上海书店被查封后，中国共产党又在武汉设立长江书店及长江印刷厂。长江书店和长江印刷厂除继续印行新青年社和上海书店出版的一部分书刊外，还出版许多新书。长江书店在全国各地设有分店。此外，中国共产党还设立了秘密印刷所，专印内部文件和刊物。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出版、发行机关，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战略、策略，批判各种反动思潮都作出了贡献。

上海书店出版发行的党和共青团的机关刊物有《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前锋》杂志、《中国青年》周刊等。

《向导》周刊，是1922年9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它从创刊到1927年7月停刊，共出版201期。蔡和森、高君宇等负责编辑工作。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李大钊、张国焘、赵世炎、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维金斯基等都为该刊撰写文章。《向导》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它注意研究和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评述中国革命各方面的实际问题；它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宣传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战略和策略；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各种反动政治主张和思潮。在实际斗争中，不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党的纲领和政策，而且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向导》创办共5年之久，到1926年4月间，每期总印刷量达2.9万份，是一份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刊物。一些读者来信称颂《向导》“实是引导一班被压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之下的人向光明路上走的一盏明灯，实是真正能够解放一班被压迫的人们的言论”。它的“呼号——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唤醒了不少在迷梦中的青年”。

《新青年》季刊，1923年6月在上海出版第1期，至12月底共出版4期，后又改为月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在季刊问世时曾宣告于中国社会：“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它的最高发行量达1.5万份左右。《新青年》在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共产国际，特别是苏俄共产党的情况和经验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虽然该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有某些缺点，但它的功绩还是巨大的，在思想和理论上影响和培养了我国整整一代革命者。

《前锋》杂志，是1923年7月1日在广州创刊，至1924年4月停刊，共出版3期。瞿秋白任主编。它在《本报露布》中，明确地宣布其宗旨是在驱逐帝国主义，革除军阀政治，以图中国之振兴的国民运动中“当前锋”、“打头阵”。它是中国及世界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在揭露帝国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分析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上，很有说服力。

《中国青年》周刊，是1923年10月20日创刊的青年团机关刊物。先后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出版，至1927年6月，共出版167期。恽代英、肖楚女等曾任该刊主编。邓中夏、陈独秀、瞿秋白、任弼时、毛泽东等常为该刊撰稿。《中国青年》在青年学生、知识界和一部分工人中有很大影响力，发行量很快增至万册。它在分析中国实际情势的基础上阐明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在斗争中，特别是对国家主义派散布的反动观点的批判中，阐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它犹如闪烁在中国夜空上的启明星，指引广大青年前进的方向；它教育、培养了无数革命青年。

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政策、策略的宣传，共产党的许多地方组织相继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较著名的有：北京的《政治生活》、湖南的《战士周报》、广东的《人民周刊》、湖北的《武汉政治评论》和《群众》、河南的《中州评论》、陕西的《西安评论》、江西的《红灯》、山东的《晨钟报》等刊物。这些刊物，大都能以鲜明的观点、磅礴的气势，深刻揭露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罪恶，热情讴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中国革命的前途，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党的斗争任务和方针。一些刊物还用一定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刊载马、恩、列的译著。这些地方组织的刊物，深受党内外各界群众的欢迎，成为革命实践的指导者和宣传、组织群众进行战斗的武器。为了宣传教育群众，各条战线也创办了一些刊物，如《工人周刊》、《中国海员》、《上海工人》、《工农旬刊》、《犁头》、《赤女杂志》、《劳动青年》、《中国军人》等。它们都在各自的战线上，发挥了动员和宣传教育群众的作用。特别是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的《中国工人》月刊，成为“中国工人运动中的明灯，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军师”。《新青年》季刊称它是“中国劳动运动的理论的指导；是各地劳动运动的事实的纪录”。它的发行对蓬勃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共产党在领导重大斗争中，为推动斗争的深入发展和争取斗争的胜利，也创办了一些刊物。在“五卅”运动中，创办《热血日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创办的第一份日报。由瞿秋白主编。在省港罢工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创办了《工人之路》周刊，后改为《工人之路特号》。它们在宣传、鼓动群众，揭露帝国主义阴谋，推动斗争的顺利发展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次，在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中国共产党更广泛地运用纪念会等活动形式，开展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教育活动。例如1924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6周年，《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出版了“马克思纪念专号”，发表了《马克思年谱》等文章。年谱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并列举了马克思著作8种，学习马克思参考书17种。1925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107周年纪念日，《中国青年》在5月第1期特刊中，发表了任弼时为纪念马克思而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概略》，通俗而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由来、唯物主义辩证法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并号召青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1926年，一些地方举行了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纪念活动。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成立了纪念巴黎公社筹备会，出版了《巴黎公社纪念册》。《新青年》为此发表纪念文章。1924年列宁逝世，中国共产党以介绍列宁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广泛地介绍列宁革命精神和列宁学说的活动。如在北京、广州及许多地区举行追悼列宁大会、发行纪念列宁特刊等。1924年2月7日，李大钊在广州举行的纪念“二·七”及追悼列宁大会上发表演讲，介绍列宁学说以及列宁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会上散发了纪念列宁的小册子。全国许多报刊、杂志刊载追悼列宁的文章。1924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上，翻译刊载了列宁的《中国战争》、《革命的中国》、《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等文，以及斯大林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和《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案》，较全面地介绍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当列宁逝世1周年时，一些刊物出版了列宁专号以示纪念。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列宁逝世1周年纪念宣言，号召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起来努力了解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掌握这个“自己解放自己的唯一武器”，以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再次，中国共产党还通过由共产党人主编或参与编辑的国民党出版的刊物，刊载马克思、列宁著作译文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刊物主要有：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农民部主编的《中国农民》，广州的《农民运动》，上海的《民国日报》及其副刊《觉悟》、《新建设》和《新民国》，潮州的《岭东民国日报》等。如毛泽东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等文，曾在《中国农民》月刊上发表。共产党人恽代英、邓中夏、肖楚女、杨贤江、蒋光慈等都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和讲稿；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也在该刊上连载，如《空想的社会主义》、《帝国主义论》等。潮州的《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也曾发表《1848年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第1章，译作题为《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之失败》。中国共产党还通过举办的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夜校，以及农民、妇女、青年运动讲习所等阵地，向革命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共产党的纲领和方针、政策。

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由于中国共产党人从各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宣传工作，使马、恩、列著作的中译本，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活动都比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有显著增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并逐步地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党的理论工作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紧密地结合中国革命实际，阐明中国革命实践中提出来的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在1925年“五卅”运动后，迅速掀起的全国大革命风暴中，各个阶级、阶层，各派政治势力都在革命历史舞台上，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他们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统一战线中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戴季陶主义的出现，说明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尖锐化。在这革命和各种思潮极其尖锐的斗争中，许多没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要求他们从理论上给予回答。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周恩来、恽代英等人，在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及时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实际经验，对国民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前途、领导权以及动力等问题，进行多方面的

探索，作出广泛的论述，这就把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1.对中国革命性质、对象、任务的认识。

这时，共产党人已认识到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已不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毛泽东指出：中国正在进行的国民革命与欧、美、日本进行的民主革命“性质完全不同”，与“辛亥革命的性质也不相同”，欧美日本各国资产阶级革命，“乃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国家主义的国家即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而中国的国民革命“乃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三个阶级合作的革命”，“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瞿秋白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国民革命，必定含孕着无产阶级的种子”，因为它“在国际范围内，不过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国范围内，虽然性质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却大半须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这时的共产党人已把国民革命同过去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开来。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各个阶级、阶层都在中国广大的政治舞台上表现了自己，从而共产党人也进一步分清了敌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他们指出：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阶级的“领袖”；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和帮凶；北洋军阀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瞿秋白进一步指出：“国内军阀和国外强盗互相勾结”，“使中国人民永远陷于两重压迫之下，莫由自拔。”因此，中国国民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要实现国民革命的任务，必须组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其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动力。但他们在联合战线中的地位又怎样呢？当时一些共产党人也都给予了明确的回答。

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

随着“五卅”运动以来革命形势的迅速高涨，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在中国共产党内对革命领导权问题也存在分歧。毛泽东、瞿秋白等人对争取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已有进一步认识，而陈独秀等人仍持消极态度。为总结“五卅”运动以来领导革命的经验，确定今后斗争方针，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央局的报告，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等，发表了《告农民书》。会议还听取了一些地方党组织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议决案。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1.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的形势和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确定了对国民党的方针。会议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现时所处的“是革命潮流在群众中日益高涨的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已明显地站在领袖地位，“是解放全民族的先锋队和主力军”。而由于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的分化“已经一天天地明显出来，这种分化的结果，更反动的资产阶级，不但反对无产阶级，而且背叛民族革命”。因此，会议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必定要格外集中积聚自己的力量，与城市里民主派的一般民众结成联合战线，引导农民群众来参加革命运动，方能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给以重大的打击。”会议在讨论戴季陶主义出现后，国民党进一步分化问题时，陈独秀提议“我们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这时如果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将严重削弱国民党左派力量，右派将乘机夺取对国民党的控制权。因此，会议不同意陈独秀的提议，认为这时看不到右派的妥协，是“一种危险的错误”；但是，认为“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错误。”会议决定“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但由于受陈独秀的影响，决定将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分离称为共产派，并规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同时还决定：非必要时“新党员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这些决定虽然否定了退出国民党，但显然没有准备在国民党内争取领导权。

2.会议进一步发展了工农联盟思想，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纲。会议认为，中国农民已经在南部和中部省份逐渐发展起来，中国共产党“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历史上的责任”。党应该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纲，这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基于这种认识，会议于10月10日发表了《告农民书》，指出：“解除农民的困苦，根本是要实行‘耕地农有’的办法”，但这“须革命的工农平民得了政权”，才能实现。当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应是：承认由农民组织的农民协会；乡村自治机关，应以普遍选举法直接选举；议定最高租额及最低谷价；由农民协会组织自卫军等。

3.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工人运动的趋向，确定了党在职工运动中应采取的方针。会议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在‘五卅’运动奋斗中得到一点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并且比‘五卅’以前有了更深的阶级觉悟及群众的组织和行动，又加以已经和全世界工人阶级开始接触，是不会因被压迫而消沉的了。”但需要“积累更雄厚的力量，准备更剧烈的斗争。”为此，这个时期，党在职工运动中的方针主要是：要努力工会的发展及巩固，领导工人阶级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同时不可忘了经济要求；要力争工会组织公开的自由，但同时必须做“长时期秘密组织之准备”；要通过党在工会中的组织，做宣传“使工会与党日渐有事实的接触”，“使工会行动在党的指导之下”等等。

4.分析了党组织的现状，强调了扩大党组织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党组织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措施。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指导者，“应当指示群众前进的道路，应当提出政纲，使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智识阶级——能够有所根据而向前奋斗，力争国内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和中国的统一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为此，要扩大和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并决定在一切工人组织、农民协会及革命智识阶级团体里，组织共产党的支部和党团。会议还决定设立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等机构。这也表明党已开始重视军事工作。

这次会议在总结“五卅”运动以来，党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基础上，确定了与国民党继续合作的方针；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纲，发展了工农联盟思想；决定壮大党的组织、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等机构，为迎接更大规模更激烈的斗争作了一定的准备。但是，会议对与国民党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的严重意义，以及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仍没有足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