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反动的酝酿：孙中山班师北伐战争定商团兵变

中国大革命史

第一章大革命的酝酿

第五节孙中山出师北伐和平定商团叛乱

一、广东商团的反动倾向和扣械事件

广东商民的武装组织——商团军，原是商民自卫性组织。清末民初广东省政权落入军阀手中，他们巧取豪夺，纵容军队横行霸道，奸淫劫掠，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老百姓惶惶不安。广州商民为保卫自身生命财产的安全，在1911年夏组织起商团军，进行自卫。随后，佛山、江门、石岐、九江等中小城市亦相继组建商团军。他们宣布成立武装组织的宗旨是：“保卫商场，维持治安”、“防御内匪，保全生命财产”，至于“其他事项，概不干预”。商团军在“官不卫民，不如民之自卫”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维护社会秩序，保卫民众利益的积极作用。

国共合作后，广东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风暴正在广东兴起并将向全国各地推进。因此，广东革命政权也日益成为中外反动势力的眼中钉。他们妄图利用各种手段扼杀这股革命力量。于是，商团控制的武装组织逐渐变成为反革命的别动队，成为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工具。

1922年，广州商会会长陈廉伯掌握了商团军的领导权。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加入了英国国籍。国共合作实现后，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分子怂恿下，抱着推翻广东革命政府的目的，加紧扩充商团军，至叛乱前夕，已发展至10个团4000余人，加上后备力量达6000余人。他们明目张胆地同革命政府“扶助农工”政策相对抗。从此，商团军日益成为资本家压制工人运动的反动工具。各地商团军拷打、囚禁、枪杀工人，捣毁工会的事不断发生。“如江门之役，围困渔业工会，乱枪射击油业工友，惨被拘囚拷打者二十一人，失踪者六十二人。其余香山小榄理发工会之被捣毁，枪击与强虏，石岐集贤工会工友因罢工制止起运而被枪伤与击沉。新会葵业工友之报行纠察而强被囚禁，大良辗谷工会，去年罢工时之横遭围困。四会理发工会因加价而惨遭蹂躏”等。

1924年5月，商团与广州革命政府开始发生直接冲突。当时，政府为解决经济困难，增加财政收入，决定向各商号征收铺底捐。这个决定受到商民强烈反对，甚至酝酿罢市。最后政府作出让步，取消了征收铺底捐的决定。可是在陈廉伯控制下的商团，已走上了与帝国主义列强及军阀相勾结，直接阻止国民革命的反动道路。因而，征收铺底捐的决定虽已取消，商团反对政府的行动并未停止，反而变本加厉。28日，商团秘密召开“团务会议”，研究所谓“商团联防”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商团联防总部”，把各城市的商民武装同城郊地主武装“乡团”联合一起，组成所谓“大联团”，推陈廉伯为“总长”，邓介石（丝店老板）、陈恭受（佛山市买办兼大地主）为“副总长”，定于8月中旬在广州举行“大联团开幕典礼”。还打着商界武装自卫的幌子，决定购买军械，加强装备，扩充实力。甚至鼓吹购买巡逻舰只，筹设团军制弹厂，组织商团军校，设立银行等，俨然以独立王国自居。

广东省长廖仲恺对商团的狂妄行为非常气愤，不批准他们成立联防总部，并宣布商团应按政府有关规章进行改组，归民团统率处管辖。商团则蓄意对抗，陈廉伯擅自筹集百万元巨款，通过香港南利洋行向国外定购长短枪1万支，子弹300万发，由粤汉铁路局局长许崇灏（商团成员）向大本营军政部骗取了军械入口护照，雇用悬挂挪威国旗的丹麦轮船“哈佛号”将武器偷运进口。准备发动武装叛乱，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8月8日，哈佛号轮船到达虎门，停泊在沙角炮台附近，偷运武器之事即被政府获悉。孙中山得知后十分震怒，立即命令杨希闵、刘震寰进行查办。但刘、杨对孙中山的命令阳奉阴违，拖延不办。至8月10日清晨，哈佛号已抵达距沙面英法租界只有咫尺之遥的白鹅潭江面。孙中山以事态紧迫，即令永丰、江固两舰将哈佛号押至黄埔，并当场搜出偷运的全部枪支弹药。孙中山即下令将偷运的军械全部扣留封存在黄埔军校，等待彻查处理。“扣械事件”就这样爆发了。

二、围绕扣械事件的严重斗争

扣械事件爆发后，广州地区出现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展开了生死搏斗。8月11日，商团总头目陈廉伯在英帝国主义庇护下逃往香港后，商团军总部由副总团长陈恭受、邓介石出面主持。他们蓄意扩大事端，于12日，组织了2000多人的商民请愿队伍到大元帅府要求发还枪械，并以煽动罢市相要挟。孙中山亲自接见请愿商民，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劝他们同坏人划清界线，不要受人唆使，做反对政府的事。15日，商团头子不顾政府警告，纠集各地商团军武装进入广州，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强行举办所谓庆祝联防总部成立的活动，实际上是向政府进行武装示威。当天，他们又一次组织队伍到大元帅府请愿，蛮横地要求发还枪械。

8月20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通缉陈廉伯的命令后，商团将非法组织的联防总部移往佛山。在此前后，广州银行业集团开始罢市。接着粮食业买办停止办粮，罢市逐渐蔓延到其他行业和地方。至22日，已有佛山、九江等数十个城镇出现罢市行动。对于“一些不愿罢市的商民，商团头子则雇用流氓，备溺粪，见有开铺者即浇掷”，用暴力强迫其罢市。与此同时，他们还大造反动舆论，攻击孙中山“赤化”，将实行“公夫公妻主义”，多方煽惑群众参与反对革命政府的行动。23日，商团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1.允许成立联防总部，2.无条件发还扣械，3.取消对陈廉伯的通缉令。他们还加紧组织反动武装，陈恭受还在石湾集中佛山、南海等14埠商团及各城镇近郊乡团共3000多人，自任“攻城总司令”，准备发动武装叛乱，并通电各县城镇商团，煽动他们起来驱逐革命政府的官员，宣布独立。于是，革命政府又发出了通缉陈恭受的命令。

对于商团的猖獗，孙中山的立场是严正的，他表示：偷运武器进口之事“非彻查不可”。8月19日，为了教育争取商民群众，孙中山曾派代表携带他的亲笔信件到商团总部，揭露陈廉伯的反动面目，指出他“欲借商团之名以颠覆政府，而步墨索里尼之后尘”。罢市发生后，孙中山在接见商团代表时更是义正辞严地宣布：“目下枪械一支都不能发还，须即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倘明日仍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如有一泥一石伤及军队，我即开炮轰西关，使之变为齑粉”。从22日起，孙中山陆续调派部分滇、桂、湘军和黄埔学生军开进广州，维持社会秩序，防备商团叛乱。26日，大元帅府大本营召开军政联席会议，讨论解决罢市问题。孙中山主张立即下令解散商团，以武力制止罢市，并准备在29日进攻西关，拔掉商团活动的据点。同时还决定采取武装工团军、农团军，管理全市粮食，接管罢市商店等果断措施。

孙中山以坚决的态度处理商团偷运武器进口、图谋发动叛乱事件，一直得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积极拥护和大力支持。当商团煽动罢市后，总工会立即发表《劝告商民复业书》，告诫商民不要被反动头子愚弄。广州工代会亦召开紧急会议，发出声讨商团罪行的通电，表示“誓为政府后盾”，要求政府把已扣留的军械“全数没收”，拨为组织工团军、农团军之用，“以利国民革命之进行”。8月24日，广州海员、机器等工会和军事干校学生等革命群众2万余人集会，声讨商团反动头目陈廉伯、陈恭受，表示坚决支持政府对商团的斗争。会后发表了由84个团体联合署名的反对罢市宣言，又决定成立“市民治安维持会”。26日，工团军在工人部指导下开始接受编练。广州近郊的农会也纷纷组织农民自卫军，准备参加战斗。正在学习中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学员也组成农民自卫军，承担警卫省长公署的任务。在省长廖仲恺支持下，革命群众还准备成立平粜委员会，接管罢市商店，同商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8月27日，作为幕后支持者的英帝国主义眼看商团阴谋不能得逞，终于赤膊上阵，以沙面各国领事团的名义向广东省长廖仲恺发出警告，声称如果革命政府炮击“商民”，各国决不会“袖手旁观”。28日，九艘英舰集中在白鹅潭江面示威，炮口直指中国军舰及大元帅府，向广东革命政府进行战争讹诈。29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翟比南致函大元帅府，蛮横地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之”。

面对英帝国主义的战争恫吓，孙中山毫不示弱，9月1日，发出了《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和《致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电》。《宣言》严厉谴责英国工党政府支持商团叛乱的丑行，严正宣布：“扫除完成革命历史任务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以此为其议事日程的时期已经到来。”在抗议电中，孙中山以极大的义愤表示：“对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这一最新行动我不得不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但是，在处理商团问题的过程中，孙中山却受到革命政权内部的制肘。国民党内部中间势力的动摇和右派力量的破坏，给孙中山制造了很多困难。首先是滇军将领范石生、廖行超和粤军将领李福林，暗中都与商团勾结，对孙中山的决定总是阳奉阴违，从而在内部削弱了同商团斗争的力量。范、廖二人还大耍两面派手段，打着“调停”的旗号，于8月29日私下同商团达成了所谓六项条件。内容是：“1.陈廉伯、陈恭受通电拥护大元帅，服从政府，政府即下取消通缉令，并发还封产；2.范军长、廖师长担任向大元帅将商团所购军械子弹照军政部护照数目发还；3·省团联防改组，应受省长节制，其细则则须于七日内公布，但呈请立案，有不完备被驳之点，由范军长、廖师长出面主持公道，要求立案；4.各商店应须一律29日复业，军队于商店复业后，立即解严，其在扣械风潮发生后回省部队，一律请帅令各回本防；5.商团报效军费50万元，于领械时缴纳；6.如联防总部具呈，七日内未能立案，由范军长、廖师长担任于七日内将全部械弹点交商团公所收领”。这六条名为和平解决，实质要政府向商团屈服。这样的条件，竟然得到汪精卫、伍朝枢的赞同。

当范、廖二人企图强迫孙中山同意上述六条条件时，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但由于国民党右派和一些中间力量都力主与商团妥协，孙中山在他们的包围下，同意了采取调和办法。于是商团以报效50万元军费的代价，获得政府答应同意成立联防总部、发还所扣军械和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8月30日各城镇商店恢复营业，局势表面上得到缓和。但商团仇视革命政府之心未息，暗中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三、孙中山出师北伐

“扣械事件”刚告“和解”，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皖系的浙江军阀卢永祥和直系的江苏军阀齐燮元互相火拼。4日，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出师北伐，履行过去与奉、皖的反直同盟协约。会议决定以湘、赣、豫军全部和粤军、滇军一部分组成北伐军出师北伐，并将大元帅府大本营迁往韶关，在广州设留守府。孙中山督师北伐期间，以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兼任广东省长。以廖仲恺为军需总监兼财政部长，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前敌总指挥。部署既定，9月5日孙中山发布了《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和《告广东民众文》，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广东人民说明北伐的必要及其重大意义。孙中山认为：“浙江、上海，实为广东之藩篱。假使曹、吴得逞志于浙江、上海，则广东将有噬脐之祸。故救浙江、上海，亦即以存粤”。但目前窃据北京中央政权的正是曹锟、吴佩孚一伙，“苟能锄去曹、吴，则乱源自息”，因此，“扫除军阀，实现民治，在此一举”。为了稳定广州局势，使北伐无后顾之忧，孙中山又于9月10日发布《告广东民众书》，宣布革命政府“不恤改弦更张，以求与人民合作”，并提出三条具体措施：“（一）在最短时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二）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广州市政厅克日改组，市长付之民选，以为全省民治之先导。（三）现在一切苛捐杂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孙中山希望通过上述三项措施，调整政府与广州市民特别是商民的关系，从而达到与商团真正妥协的目的。

9月13日，孙中山偕同谭延闿、李烈钧等前往韶关督师北伐。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8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名义发表《北伐宣言》，表示“与天下共讨曹锟、吴佩孚诸贼”，并郑重指出：“此战之目的，不在复灭曹吴，尤在曹吴复灭之后永无同样继起之人，以持续反对革命之恶势；换言之，此战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28日，北伐部队分两路向湘、赣出师，10月6日，孙中山将北伐各军命名为建国军，任命谭延闿为建国军北伐总司令。云南的唐继尧表示响应，组织建国联军参加北伐，孙中山任命唐为副元帅。

孙中山对北代表示了极大的决心，甚至“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其中亦有隐衷。这在他给蒋介石的信中有所反映。9月9日，孙中山给蒋的复信对当前广东局势作了如下分析：“惟广东一地，在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之因有三：其一，即英国之压迫。此次罢市风潮，倘再多延一日，必有冲突之事发生，而英舰所注意者，必大本营、‘永丰’、黄埔三处，数十分钟便可粉碎，吾人对彼绝无抵抗之力。此次虽幸免，而此后随时可以再行发生，此不得不避死就生一也。其二，即东江敌人之反攻，现在已跃跃欲动。如再有石牌之事发生，则鹿死谁手，殊难逆料。其三，则客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亦必死之因。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代为最善。”从信中可以看出，孙中山这次北伐的根本目的，与其说是为消灭曹吴，毋宁说是为摆脱他在广州的被动局面、夺回主动权的策略性措施。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这个决定采取批评和劝阻的态度。蔡和森撰文指出这次北伐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第一，这种政策只能助日本帝国主义及反直军阀张目呐喊，完全隐没了自己独立的革命政治号召。第二，这种政策完全不能影响或动摇军阀制度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之政局。第三，从新成就西南军事局面，不过又从新成就唐继尧、陈炯明、沈鸿英、唐绍仪等军阀政客将来与任何一派战胜军阀做买卖的基础”。邓中夏也著文指出：“北伐与国民革命的正确意义丝毫没有关系”。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真正的出路是以严厉的态度处理商团事件，先求得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稳固，才能考虑北伐。当商团违抗命令，擅自成立联防总部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向导》周报撰文向政府提出警告，指出：“我们敢说革命政府真正心腹之患，不在东江而在广州！”“我们以为革命政府军事计划：第一步是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说得上北伐。革命政府若不能解散商团军，一旦东江或北江军事失利，第二次以枪弹‘请孙下野’的便是商团军”。

尽管共产党人未能立即说服孙中山放弃与商团谋求妥协的愿望，但事实上孙中山也很重视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见，虽然远在韶关，他仍然时时密切注视着广州的局势。

10月10日，以孙中山为会长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作为处理有关事变的权力机构。当孙中山得悉“商人不肯就政府所定条例领枪，且供给陈逆以百五十万，约定罢市、反攻同时并举”等消息后，即电胡汉民、杨希闵、刘震寰、古应芬、李福林，指出商团已“叛道显露，万难再事姑息”，叫他们“当机立断”，“万勿犹豫，以招自杀”。同一天，孙中山又给胡汉民等去电，叫他们令西关居民限三日内迁山西关，免遭意外。11日，孙中山明令聘任鲍罗廷为革命委会员顾问，并给以高度信任，聘任状声明“如遇本会长缺席时，（鲍罗廷顾问）得有表决权”。同日，孙中山又令革命委员会“用本会长名义便宜行事用种种方法打消商团罢市，并立即设法收回关余。”

12日，孙中山在接到广州发生“双十惨案”及商团准备叛乱的消息后，以万万火急电胡汉民着他“将政府全权付托于革命委员会，以对付此非常之变”⑦，同时致电蒋介石，命令他同许崇智一起，组织可靠的部队“必尽灭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维持革命之地盘”⑧。13日，孙中山在批复香山县（今中山市）县长林警魂的电报中指示“如有煽动罢市之人，即行枪决；罢市之店即行充公。切勿姑息为要”。革命委员会根据孙中山指示，令胡汉民解散商团机关，收缴商团军武器。14日，胡汉民下达解散商团的命令。孙中山亦在同一天命令警卫军及部分湘粤军连夜回师广州，加强镇压商团叛乱的力量。

当日晚，商团发动武装叛乱，控制城内制高点，“凡是近政府各机关的高当铺”都布满了商团军，“居高临下，开枪打政府，一夜打到天明”。15日凌晨，革命委员会下达总攻击令，警卫军、黄埔学生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以及粤、湘、桂、赣军均奉命投入战斗。滇军范石生、廖行超部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向商团开火。15日上午西关商团大本营在革命政府军队五路围攻之下，迅速崩溃，商团军土崩瓦解，大部分缴械投降，少数四散逃命。其他各地商团不堪一击，立即就歼，只有清远商团负隅顽抗，两次进攻县城，亦被平定。

商团叛乱事件，是革命人民同帝国主义、军阀、买办商人和国民党右派之间的一场生死搏斗，是广东革命政府铲除心腹之患的革命与反革命之战。商团叛乱的平定，保卫了广州革命根据地，巩固了革命统一战线，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买办和地主豪绅，锻炼和提高了工农群众和革命军队的战斗力，为以后国民革命军的两次东征，平定刘杨，消灭南路军阀邓本殷，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从而为北伐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