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保路运动简介：运动次要目的是什么？保路运动的影响

保路运动是20世纪初中国人民开展的收回利权斗争的高潮，其直接原因是1911年清政府公布的“铁路国有”政策，其实质是反对清政府将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课本中提供的历史材料《保路同志会宣言》称：“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借款，而在借以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这就揭示出保路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收回被清政府出卖的铁路权利”。

甲午战争之后，国人民智渐开，“要想富，先修路”，国人也渐渐明白铁路有很多的好处，而清廷则看到了铁路在国防上的战略意义。随后，在政策的引导下，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

20世纪初，四川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1904年(光绪三十年)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第二年改为官商合办，1907年改为商办有限公司。采取“田亩加赋”，抽收“租股”为主的集股方式，自办川汉铁路。四川保路运动进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阶段后，同盟会员朱国琛、杨允公、刘长述（刘光第长子）等编印了题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于9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照例举行特别股东大会时，散发给入场的会议代表。《商榷书》以巧妙而隐晦的言词，一方面要川人“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厝皇基于万世之安”；另一方面，又揭露清政府“日以卖国为事”，“夺路劫款转送外人，激动我七千万同胞幡然醒悟”，号召川人“一心一力，共图自保”。

接着，《商榷书》提出保护官长、维持治安、一律开市开课开工与制造枪炮、编练国民军、设立炮兵工厂、修筑铁路等现在自保条件和将来自保条件。《商榷书》还说：“凡自保条件中，既经川人多数议决认可，如有卖国官绅从中阻挠，即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商榷书》中虽然没有“暴动”、“革命”等激烈言词，但实际上是以“商榷”地方自治为名，鼓吹四川独立。《川人自保商榷书》的出现，既为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大造了舆论，也为急于寻找机会镇压保路斗争的川督赵尔丰等人提供了口实。

赵尔丰一口咬定《商榷书》是保路同志会的宣传品，所提条件“隐含独立”，“俨然共和政府之势”，于是，把“背叛朝廷”、“图谋不轨”等罪名扣在立宪派的头上，并加紧调兵遣将，于9月7日诱捕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保路斗争的领导人、制造屠杀成都保路民众的大血案。1911年9月7日上午，赵尔丰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首脑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颜楷、胡嵘、江三乘、叶秉成、王铭新等人骗到督署看电报，随即加以逮捕，企图造成群龙无首耳朵局面，以此扑杀保路斗争。

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无论老幼男女，各出1人，有的光顶光绪神位纸条，有的手举一炷香，潮水般地涌进督署请愿，有的人还跪地磕头哭泣，要求释放蒲、罗等人。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赵尔丰早就发出“拥挤上院，格杀勿论”的指令。他一面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督署附近联升巷放火烧房子，意在制造诬陷群众暴动的口实；一面命令卫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2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赵尔丰又派巡防军分站各街口，开枪乱击行人及学生小儿。

第二天，大雨如注，城外居民得悉城内凶耗，人人头裹白布，冒雨奔赴城下，示哀请愿。赵尔丰又下令官兵开枪，击毙群众数十人。对督署内外被枪杀的群众，赵尔丰竟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各街加兵防守，兵逼商人开市，封锁邮电交通，继续逮捕同志会骨干和青年学生，砸抄铁路公司和铁道学堂，查封所有宣传保路斗争的报刊。然后，血腥的屠杀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就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各地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猛扑成都。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成都血案发生后，同盟会员用木片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传警各地。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龙鸣剑、侯宝斋、张捷先、张达三等人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仅在十余天内，成都附近州县的同志军“皆呼号而起”，“每县数起，每起数千或至数万”，从四面八方把成都围住。这些起义队伍总数不下20多万，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国民军。他们砍断电杆，阻截交通，扼守要道，与清军战斗不下数百次，多次重创清军。赵尔丰一面派兵分头镇压，一面向清政府通电求援。清廷急调6省派兵赴川镇压，又催促端方迅速启程西上“查办”。同志军围攻成都，表明四川保路运动已由立宪派领导的文明争路发展为同盟会领导的武装革命。鉴于成都一时难以攻下，同志军决定改变战略，除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城外，其余同志军分兵进攻各府州县忙吧反清烈火引向全川。最终全川同志军大起义加速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保路运动的影响

“保路运动”发生以后，所造成的影响有三：

清朝在四川、陕西、湖南南部的影响衰落。

二、辛亥年武昌起义之后湖北、陕西等地的革命军在四川几乎是“兵不血刃，城门自开”，迫使驻守在当地的清朝官吏不是被俘，就是化装连夜潜逃。

三、民国以后的“国有铁路计划”顺利在川、陕、湘推动，成为第一个纳入国家建设的地区，后来在八年抗战的中后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其中又以第二项影响最显著，第三项的影响对未来发生的战争意义非常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