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破“不说破”

中国传统思想中最为玄乎的哲学理念和中国传统美学影响最为深远的文艺主张莫过于三个字，即“不说破”。

“不说破”这一思想的最初来源现在已经无从考据了，但在道、儒、释三家经典着作中都有论及之处，并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文艺创作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成为历朝历代的官场潜规则和立身处世之道。

“不说破”几乎是道家的核心思想。《道德经》的开篇即提出这一思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多数学者对这一句话做出了两种解释，其一曰“如果‘道’可以说出来的话，它就不是永恒的‘道’了；如果‘名’可以名状的话，它就不是永恒的‘名’”；其二曰“‘道’是可以说的，但不能执着于言说；‘名’也可以名状，但不能执着于言明。”

这两种解释都体现了“不说破”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其他诸子百家不同的是，道家学说探寻世界的本源和事物的本质。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的本源来自于“道”，而“道”虽然为“众妙之门”，但“玄之又玄”，让后世阐释者难以穷究。

或许老子以一个不可说破的概念告诉人们“不说破”的思想，当然这其中存在着事物本源的超越性和语言表达的限度性之间的差距，即以我们语言的限度无法传达事物的本源；而且，世界原本就存在着不可说破的真理，如“宇宙有多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不可说破”的命题。

除了上述因语言限制性和客观存在性而造成的“不说破”以外，道家思想还主张并崇尚主观“不说破”。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里，老子以中国文化中最高道德标准的“圣人”为例，强调“无为”和“不言”，即为“有道的人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用不言的方式施行教化”。

“不言的方式”就是身体力行而不说破。庄子也说过：“大道不称，大辩不言。”他告诉我们天地间最本真之“道”是不可称说出来的，最强有力的辩论是不用言语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

至于没有形体的事物，是不能用计算数量的办法来加以剖解的；而不可限定范围的东西，更不是用数量能够精确计算的。可以用言语来谈论的东西，是事物粗浅的外在表象；可以用心意来传告的东西，则是事物精细的内在实质。

庄子还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天地具有伟大的美但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四时运行具有显明的规律但却无法加以评议，万物的变化具有现成的定规但却用不着加以谈论。

儒家学派也有“不说破”的主张。《论语·阳货》中记载：“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了。”

子贡说：“您如果不说话，那么我们弟子们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还是照样运行，百物还是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呢？”）这实际上是与《老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相通的思想。不同之处是儒家学派的“不言说”或“不说破”乃是对事物本体论追问的悬置，而道家学派力争探究事物的本源，并进入了“玄妙”的境地。

佛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并产生了禅宗。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在逻辑上消解了言意的悖论，而将言说的客观效果与主观意愿统一于“不说破”的原则上来。“不说破”是佛教的一个固定概念，佛经中有两种用法：在佛教原典中谓以言说破除迷执，如《金刚顶经》曼殊室利菩萨告学人曰：“此心法门一切如来秘密之要，慎勿轻尔为他人说破汝三昧耶。”

天台智者大师说：“《大论》云，无明品类，其数甚多，是故处处说破无明三昧。”此外，“《因明论》中说破他义有三种路：一犹预破，二说过破，三除遣破；佛契经中明破他说亦有三路：一胜彼破，二等彼破，三违宗破”。

说破深奥的现象是需要智慧的，不说破事物而又能让人顿悟更需要智慧（当然信息接收者必须具有同样的智慧）。佛教是如何做到既要对其教义进行阐释又要避免说破呢？佛教阐释教义有两种方式，即表诠与遮诠。

表诠是从正面作肯定的解释，遮诠则是避免说破的解释。禅宗提倡不说破，所以偏重于遮诠。惠洪（1070-1128）《石门文字禅》卷十八《六世祖师画像赞》赞始祖达摩：“护持佛乘，指示心体；但遮其非，不言其是。”

而不说破的原则也正是在宋代发展为“绕路说禅”。蒋寅在《“不说破”——“含蓄”概念之形成及其内涵增值过程》一文中提及：僧克勤（1069-1135）取雪窦重显的颂古百首，在颂前添加“垂示”（总纲），在颂中添加“着语”（夹注）和发挥文意的评唱，编成《碧岩录》十卷，风靡禅林。

克勤开卷就提出：“大凡颂古，只是绕路说禅，拈古大纲，据结案而已。”绕路说禅应该说是不说破原则得以贯彻的积极策略，它的出现，说明禅宗已超越宗教话语的悖论，为自己找到一个理想的言说策略。

综上所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儒、释、道三家思想都倡导“不说破”，“不说破”也就成了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话语之一，在文学艺术上形成了隐约含蓄的文化风格，是中国传统文艺作品的基本审美内涵；在社会生活方面成为关乎生死存亡的为人之道，坚持“不说破”，你可以建立美满的家庭和和谐的社会关系，成就一番伟业，保证平平安安的人生；否则你可能遭遇家庭破裂，社会关系紧张，甚至招致杀身之祸。

历史上，因“说破”而招杀身之祸的最着名的例子便是“杨修之死”了。相传东汉末年，杨彪的儿子杨修（175-219）才思敏捷，灵巧机智，是“一代奸雄”曹操（155-220）的谋士，官居主簿。有一次，曹操造了一所后花园。

落成时，曹操去观看，在园中转了一圈，临走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只在园门上写了一个“活”字。工匠们不解其意，就去请教杨修。杨修对工匠们说，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你们把园门造得太宽大了。工匠们恍然大悟，于是重新建造园门。

完工后再请曹操验收。曹操看后很高兴，问道：“谁领会了我的意思？”左右回答：“多亏杨主簿赐教！”曹操虽表面上称好，而心底却很忌讳。有一天，塞北有人给曹操送了一盒精美的酥，想巴结他。曹操尝了一口，突然灵机一动，想考考周围文臣武将的才智，就在酥盒上竖写了“一合酥”三个字，让使臣送给文武大臣。

大臣们面对这盒酥，百思不得其解，就向杨修求教。杨修看到盒子上的字，竟拿取餐具给大家分吃了。大家问他：“我们怎么敢吃魏王的东西？”杨修说：“是魏王让我们一人一口酥嘛！”在场的文臣武将都为杨修的聪敏而拍案叫绝。

曹操出兵汉中进攻刘备，困于斜谷界口，欲要进兵，又被马超拒守，欲收兵回朝，又恐被蜀兵耻笑，心中犹豫不决，正碰上厨师进鸡汤。操见碗中有鸡肋，因而有感于怀。正沉吟间，夏侯惇入帐，禀请夜间口号。

曹操随口答道：“鸡肋！鸡肋！”惇传令众官，都称“鸡肋！”行军主簿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便教随行军士收拾行装，准备归程。有人报知夏侯惇。惇大惊，遂请杨修至帐中问道：“公何收拾行装？”修说：“以今夜号令，便知魏王不日将退兵归也，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故先收拾行装，免得临行慌乱。”

夏侯惇说：“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装。于是寨中诸将，无不准备归计。曹操得知此情后，唤杨修问之，修以鸡肋之意对。操大怒说：“你怎敢造谣言，乱我军心！”喝刀斧手推出斩之，将首级号令于辕门外。

杨修虽然有着“笔下龙蛇走，开谈惊四座”的敏捷才思，但屡次说破曹操的心思，因而招来杀身之祸。曹操疑心病重，杀了半夜给自己盖被子的内侍。这事说出去当然不好听，他就谎称是梦中杀人。聪明的杨修倒是“看透”了真相，他忍不住在葬礼时道破了“玄机”，这么口无遮拦、当众公开曹操的“隐私”，不是找死嘛！

更致命的是，杨修揣度到曹操战败可能会退兵，但他万不该跟将士们“说破”，并叫随从准备归程。尽管杨修说得有理，可曹操正怕军心涣散，那种时机和场合，怎么能说打击士气的话呢？这对于生性多疑、暴戾凶残的曹操来说，无疑是极大的冒犯。于是，曹操盛怒之下斩了杨修。

社会生活中不是每样东西都可以说破的，比如当你发现了别人脸上有块疤时，你可以随便说破吗？当你发现领导的意图时，你可以随意妄断说破吗？很多时候，这些都是不可以说破的。因此，即便你很聪明，你也要随时提醒自己：看见了不说破，看懂了也不说破，看破了更不能说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