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读后杂感四

苏东坡的浩然之气之“善”

苏东坡最为光辉动人的人格魅力，还是在于他的慈悲善良之心。苏东坡是个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那个世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这不仅表现在他那义愤填膺的抗暴诗上，更表现在他身体力行的所作所为上。

在王安石变法那个政党纷争、险象环生的动荡时局中，人人缄口沉默，个个明哲保身，闭口不言时事。只有苏东坡不够圆滑。“在看见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应当不应当不顾后果，坦率表示自己的感慨，这是一个问题。也许苏东坡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所以，他一边写令人心旷神怡可惊可喜的田园诗，同时也写乡间并不那么美丽的诗。他若不是疯狂得不顾利害，便是义愤填膺不能自制。他知道他的诗很快就会传到京师，但是他却毫不在乎。”他用平易的文字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以官员之身监督工人，他亲眼看见黎明之时，工人闻号声而聚集开工，他用寥寥几个字便写出“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写了一首极美的诗描写水车泻出的水流，题目是《吴中田妇叹》，里面的几句诗让人泪奔：“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耙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这样包含着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悲苦感同身受的诗歌很多很多。

苏东坡的大慈大悲更体现在他普度众生的行动上。在密州做太守时，他曾“洒涕循城拾弃孩”，那些男尸、女尸、婴尸都饿死于路边，自己确是“为郡鲜欢”。他在徐州做太守时，深受百姓的爱戴。不仅是因为治河成功，也因为他十分关心囚犯的健康和福利，这是当时为太守者所绝无仅有的。他亲身视察监狱，并指定医生为囚犯治病。当时有一条法律，凡太守鞭打犯人致死者，太守受罚，但是苏东坡指出，犯人因病致死或照顾不善而死，则无人过问。因为犯人并非别人，也是一般的老百姓，因此犯人的家属对苏东坡非常感激。所以，“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把苏东坡比作“天上麒麟”，又向苏东坡说：“不将俗物碍天真，北斗以南能几人？”在杭州做太守时，在短短的一年半之间，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他又疏浚了盐道，修建西湖，稳定了谷价，不惜与朝廷中的小人及浙西邻省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只身展开救济饥馑工作。因为他的心里只有百姓的安危，没有自己的利害。在颍州之时，在新年除夕日，苏东坡和皇族同僚赵令畤登上城楼，看难民在深雪中跋涉而行。赵令畤说次日天还没亮，他就被苏东坡叫醒了。原来苏东坡是想和他商量怎样才能帮助这些难民。就是在因“乌台诗案”被贬的流浪生涯中，在宜兴荆溪他还把倾其所有买来打算到老年退隐时居住的房子又分文不取地还给了女主人。

苏东坡从黄州赶往另一处被贬之地汝州的途中经过了土地肥沃的江苏地带，他不觉迷恋上当地的气氛和自然之美，他打算在此找个老年退隐之地。在宜兴的荆溪他和友人邵民瞻真得找到一栋很好的老宅子，也付了五百缗钱。这就用光了他所有的钱。但是苏东坡很高兴，心里盘算着回去先把家眷借来住进去。一天晚上，他在月光之下和邵民瞻在村中漫步，经过一家时，听见里面有女人哭泣声。他俩叩门走进去，一老妇正在屋角里哭。一问缘故，老妇人说：“我有一栋房子，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财产。我有个败家儿子，把那房子卖给了别人。今天我不得不从那栋老房子里搬出来，我在那老房子里已经住了一辈子----这就是我为什么哭的缘故。”苏东坡很受感动，又问她：“那栋房子在哪儿？”结果让他大惊，原来那正是他用五百缗钱买的那栋房子。他把契约从衣袋里拿出来，在老妇人面前一把火烧了。第二天他把那个儿子找来，告诉他再把老母请回旧宅去，并没有再讨回付的房钱。苏东坡于是回到城中，既没了房子，又损失了五百缗钱。“但是当时东坡一时为真情所感，无法抑制，竟对自己家的后果不管不问！事情做得美则美矣----还有什么别的好说！”

苏东坡作为那个时代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最震撼人心的还是他那感人肺腑、情真意切、慈悲宽容的三封信。第一封信是他被贬黄州时，为当地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所痛心，给武昌太守朱寿昌写的；第二封信是他于元祐七年给皇太后上书求宽免贫民欠债而写的；第三封信是他晚年给章淳的儿子章援写的回信。在书中林先生赞美道：“圣法兰济，也是生在那同一世纪的伟大人道主义者，他若看了这几封信，一定会频频点头赞叹。它们在文学里上的价值可以算作苏东坡写的三大人道主义精神的文献。”

古语说得好“祸兮福所倚”，苏东坡在文学上的灿烂光辉就是从被贬到黄州时更加璀璨辉煌的。“苏东坡最可爱，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倘若他也能作好诗，击牛角而吟咏。他偶尔喝醉，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这使他成了自然中文伟大的顽童。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所以苏东坡在黄州靠自给自足，垦田种地，很是心满意足。但最让他痛心的是他所住地区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苏东坡从本地一个读书人口中刚一听到这杀婴恶俗，便立刻提笔给本地太守写了一封信，请朋友带信亲身去见太守。信中写道：“……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悼耄杀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泉友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守。所活着亦数十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为民自重。……”苏东坡又自己成立了一个救儿会，请心肠慈悲为人正直的邻居读书人古某担任会长。救儿会向富人捐钱，请每年捐助十缗，多捐随意，用此钱买米，买布，买棉布。古某掌管此钱，安国寺一个和尚当会计，主管账目。这些人到各乡村调查贫苦的孕妇，她们若应允养育婴儿，则赠与金钱、食物、衣裳。苏东坡说，如果一年能救一百个婴儿，该是心头一大喜事。他自行每年捐出十缗钱。他行的才是最上乘的佛教教义！

第二封给皇太后的信写于元祐七年。苏东坡在朝廷单枪匹马只身奋斗，打算改革吏治是失败了。所以他执意请求继续担任地方太守。由于他奋战不懈，他是把老百姓从王安石新政的恶果中救了出来。

元祐六年又是五谷不登，苏东坡在颍州之时一次出城去，看见成群的难民从东南逃向淮河边。他呈报说老百姓开始撕下榆树皮，和马齿苋、麦麸一起煮粥吃。元祐七年，苏东坡又被调到扬州。他看见一个令人无法置信的情景，只见各处是青翠的麦田，但多数人家则荒废无人。一年的丰收反而是村民最怕的事。因为县衙的衙吏和兵卒在此时来逼索以前的本金利息，并且把人带走关在监狱里。苏东坡在谢恩表里说：“丰凶皆病》”中国的农民和生意人都落如王安石新政的陷阱里了。他们只有两条路走：一是遇歉年，忍饥挨饿；一是遇丰年，锒铛入狱。苏东坡这时给朝廷上了一道长表章，请求宽免老百姓欠朝廷的债务。他堂堂正正的理由是，民脂民膏已挤干，他看不出来再从无力偿还的人民身上去收二十年的老账，对朝廷还有什么好处。何不立即宽免，以收民心？他说：“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如鬼蜡。”“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呜呼，天下苍生，奈何！奈何！”苏东坡在奏表中写道：“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怠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元祐七年七月，苏东坡所催情各点，朝廷正式颁布施行，他是如愿以偿了。表章中所提的公债，全部由朝廷下令宽免了。

第三封信是他晚年给章淳的儿子章援写的回信。章淳可以说命定是苏东坡宦途上的克星。他俩原本还是好朋友，但毕竟人格本质不同，“道不同而不相为谋”，也就渐行渐远了。但人格扭曲、心理阴暗的人对得不到的东西可能就会因爱生恨，既然得不到就毁灭了它。估计章淳也是这种心理。所以哲宗绍圣元年四月，章淳为相，他首先拿苏东坡开刀。苏东坡是贬谪到广东高山大瘐岭以南的第一个人。他被罢黜，剥夺了官阶，调充英州太守。但就在去的路途中时又被连贬三次，最后在岭南的惠州安家落户了。就在苏东坡几乎把钱花光盖好房子以为可以晚年在惠州安居下去之时，他又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去了。他的新居落成之后大约两月光景，他接到远谪海南岛的命令。根据一个说法，苏东坡曾经写了两行诗，描写在春风中酣美的午睡，一边听房后寺院的钟声。章淳看到那两句诗，他说：“噢，原来苏东坡过得蛮舒服！”于是颁发了新的贬谪命令。

这次到海南岛，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真正的流放。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哦，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夏天的热带海岛上，因为潮湿的缘故，人是很受煎熬的。苏东坡只有静坐在椰子林中，一天一天地数，直到秋季来临为止。秋季又多雨，自广州福建来的船只都已停航。食粮不继，连稻米都不可得。苏东坡真个一筹莫展。他给朋友写信说他和儿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那年冬天，一点食物接济也没有，父子二人有饥饿之虞。他又采用煮青菜的老办法，开始煮苍耳为食。他曾在杂记中写食阳光止饿办法，不知是认真还是俚戏。若把这第二次章淳对儒臣的迫害和王安石的放逐政敌相比，第一次迫害只是小孩子的把戏而已。章淳对苏东坡兄弟最苛酷无情，在苏氏兄弟流放其间，他都不愿人家有一个舒服的住处。子由贬谪在雷州时，他把子由从官舍中逐出，迫得人家向民家租房居住。章淳立刻利用这个机会，控告苏氏兄弟借用官势，强租民房。这个案子又经管家调查，子由拿出租约为证，才算了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后来章淳也流放到雷州同一地方，也轮到他租房子住。当地老百姓恨此奸贼，对他说：“我们焉敢把房子租给你？以前我们把房子租给苏氏兄弟，几乎惹上了麻烦。”

所以后来新太后上台，对所有的元祐老臣一律赦罪，将章淳、吕慧卿等小人流放到边远地区，章淳被流放到了雷州。章淳的长子章援，应当算是苏东坡的门生，当年苏东坡为主考官时，他曾亲自以第一名取了章援。章援知道自己的父亲对苏东坡的所作所为，也知道苏东坡随时有再度当权的可能。所以他给苏东坡写了一封长七百字的信，很难措辞。他委婉地提出苏东坡若有辅佐君王之时，一言之微，足以决定别人的命运。他怕苏东坡用同样的手段报复他的父亲。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苏东坡当时已重病在床了，他还是慈悲宽容地给章援写了回信：“某与丞相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已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主上至仁至信，草木豚鱼所知也。建中靖国之意可恃以安……”

还是林语堂先生评价得好：“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但他的人性更趋温和厚道，并没变得尖酸刻薄。今天我们之所以喜爱苏东坡，也是因为他饱受了人生之苦的缘故。”“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苏东坡也曾经对他的弟弟子由说了这样几句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就是因为他有颗与生俱来且永远干净慈悲阳光的灵魂，所以才会被一些人格卑劣阴暗的小人欺侮羞辱践踏，一生命运多桀，好像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但人间自有真情在，人间更有真理在！浩荡不息的历史的长河既吞没了那些一心想名留史册而不择手段的奸佞小人，也浪里淘金地把那些将人类永恒的文明舍生忘我地传承下去的英魂们永载史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