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你好好活着

2016年2月27日，晴好。

听闻长沙多处梅花盛放，正美，我欣然前往。景也需人的欣赏和多情，才俞见生命的不可思议和欢喜。

早春时节，岳麓山，游人如织，黄发垂髫，怡然而乐。我探访幽道，一路上山、下山，感叹风月无主，闲者自得，在最原始的自然馈赠面前，从不分贫富贵贱、老长少幼，只要感官健全，所见所闻，都是生命的享受。猛然想起苏子《前赤壁赋》里他与客的一段思辨之后，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苏子的心态绝不是偏激者的纵声享乐，那活在当下的淡然与珍惜生命的热情，是常人所难权衡的。

行至山脚，手机振动，信息提示。

我避开来往摩肩接踵的人群，寻得一块空地，掏出手机，信息，一般不会有人给我发什么信息，除了10086。

看过信息，如遭五雷轰顶。我艰难穿过人海，飞奔回校，街边的音乐浪潮和阳光，现在，都与我无关。

真希望所有的晴空霹雳都是虚惊一场。

真希望县里医院不收，其实全是误诊。

回校的公交车上，我第一次这样心慌。紧紧抓住手机，等待姨发来确定的医院信息。四十分钟时开时停的车程，仿如世纪。

消息确定，省肿瘤。

我回学校，匆匆带上毛巾洗具，赶到医院，挂号并熟悉环境。

焦急而无所适从的等待时间里，我拿出塞在书包里的《文艺心理学》，一页不过两百字，可强解无味，放弃。

终于等到阿姨舅舅将母亲送来，我迎上去，一阵心酸往肚里吞。那人群里穿得最破旧的、拎着别人用过的送她的破旧的包的、不管穿多少条裤子裤腿总是撑不起来的瘦弱的、46岁便冒出许多白发的、黄黑凹陷带着深深愁容的，便是我母亲。我惊讶于别后一周，母亲的两颊竟然肿大得如此厉害，肿大的淋巴结已让本就松弛的两颊走样，扯开脖子上的高领毛衣，那更是触目惊心。我不孝啊，寒假回家，本也看到母亲一边稍有松弛肿大迹象，我以为那是母亲上了年纪又没有吃什么营养品的原因，便没有过问。若是当时追问与触摸，兴许情况也好过现在。

我母亲，是我二十年来见过最不像个女人的女人。上山下地、挑谷种田，男人干的重活累活，她都干，是件和时宜的衣服，她都穿。她不会偷懒，不会巧干，于是常常吃亏，吃人亏，在这个社会里，说到底也还是吃自己亏。她从没买过衣服，至少从我记事起，从没有过。在她那里，一件衣服只要回到最原始的作用就可以，别人常劝她，你换件好点的衣服吧。她仍旧随便穿，始终学不会，世故。不懂世故是要付出代价的，买东西，别人会杀她黑，排队会被插队，看她一副穷酸模样，便没有好脸色。我也不知道人何来的优越感，弱势群体也是生命，我母亲出一样的钱，买一样的东西，别人得到的是笑脸相迎拱手想送，而我母亲得到的是爱理不理甚至是嫌弃，只因母亲的形象不讨喜。多少伪君子如鱼得水，而老实本分的母亲却处处碰壁。

我父母结婚很晚，生下我时，父亲已经四十岁，母亲嫁过来，家徒四壁。我快要入学时，父亲出去打工，我日日随母亲束薪山中，晨昏暮暝，虫蝈鸟鸣，赚得一身红疹与尘土归家，灶烟四起，抓一条小板凳，坐落黄昏。昏暗灯光中，母亲端来并不美味的饭菜，她的厨艺，一辈子如一次，只能满足抵饱的欲望。可她吃得很满足。我上学前班，没有同学愿意和我玩，他们都愿意去围着穿得好、总是带零食来学校的孩子。我没有文具，没有彩笔，小学课本上的《蓝树叶》在我身上如实上演。同学不愿意把红色蜡笔借给我，我用铅笔涂了一个灰色的太阳。尽管我在学校过得不快乐，但每天仍有期待，只要母亲去干活经过我的学校，她总会在家里烤好一个红薯带给我。那时候，红薯便是我最好的零食。上一年级之后，我努力学习，成绩好本该只是自己的事，却为我带来了玩伴和别人对我父母多一点点的尊重，而那时我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玩，自己缝布娃娃，收集石头，玩弄来自舅舅不要了的颜料画画，学书上剪纸，如果天气好，便在屋前竹枝堆上跳来跳去，跳一下可以弹出半米高，那是我的跳跳床。

三年级结束，村里的小学撤销了，因为没有老师愿意来一个山沟沟里教书。我们便要步行翻过大山去别的村里上学。学校的上课时间安排不会因为学生的路途遥远而改变。天还没亮，鸡叫三遍，母亲便起床为我做早饭，不论刮风打雷，晴霜雨雪。那时候我不懂事，不愿意吃母亲带着昨日未解的劳顿和预支今日的辛苦做的早餐，执意要她给我一点钱，去买那五毛钱两个的包子。母亲无奈，只好答应我。之后又打着手电，送我到几里外另一个孩子家。我那时真是不懂母亲的辛苦啊，她做的菜不好吃，她又何尝吃了好吃的呢。每日睡不得安稳觉，听着鸡鸣而起，晚了还怕误了我上课。

儿时守家眼巴巴张望的，便是赶集回来的母亲手里的袋子，里面总会装上一点点的零食，照顾我的贪吃。而若是儿女远游，母亲心心念念的，绝不是子女带来的东西，而是子女的平安健康。

我初中毕业读大学那年，母亲扛着大包小包送我到学校，很显然，她是欣喜的。而不懂事的我，却在一个月内花光了两个月的生活费，身上又没有卡（未到办卡年龄），她在家里急的不知怎样才好，最后在舅舅的帮助下让另一位叔叔给我送来了钱。小时候做错事，是要挨打的。到那个年纪，连骂也几乎没有。但那次，我的自责、内疚与感动，多么希望他们打我一顿，或者骂一句也好。

大学期间，我回家的次数少，通常是到学期末才回家。回家的那天，母亲算好我快要到家的时间，早早地在家门前的路口翘首企盼。待确定远行而来的人是我，便忙着迎过来，帮我抬行李走过那不宜拖地的石子路。

我与她分享的每一件小事情，她都会记在心里，而我通常忘记。她送我上大学的一点见闻，成了此后她对我在校生活想象的总支点。我每谈到一个同学，她都会问，是我见过的那个吗？是睡你上铺的那个吗？我便细细地讲，不是，不是你见过的。她就失望了，沉默了，因为她的回忆已经不起作用，我讲的，她想象不出。去年我拿回去一张优秀实习生的荣誉证书，她开心得看了又看，再三叮嘱我，收好、收好。她开心的，肯定不是一张别人给的证明，而是觉得自己的女儿，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未来哪怕没有他们的庇护的生活，可以在这个社会立足。

母亲做不好菜，缝不好衣服，我来。没有谁规定这些事情必须由一个母亲做，只是天下的母亲都心甘情愿地劳累和付出，让无知者习以为常地被爱，以为都是理所当然。

处处为我的生活着想的母亲，自己的生活却成了问题。

检查的那几日，我请假带她四处走走。我看过无数人在镜头面前的反应，都没有我母亲的郑重其事，郑重到呆板。不过是随处一张纪念照，本可以轻松随意地面对或不面对镜头就好，可她在镜头前站得如接受检阅的士兵，两手直直地贴在裤腿边，若不是需要面对着她，我早已心酸得落下泪来。

父母二人吃饭，只点一个菜，母亲夹得很慢，父亲几乎不往菜里动筷子，让给母亲吃。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母亲的病到底有多严重，想着省下钱用来治疗。其实省这一个菜的钱对于医疗费用来说，就是沧海一粟。

送他们回县里的时候，父亲说，回去得借钱，至少是五千。我忍不住告诉他，如果化疗，一次就得上万。父亲一听，深深地叹了口气，再也没说话。我后悔自己这样嘴快，父亲多病缠身，又老了，一路靠超负荷的劳动养家糊口，而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我告诉他需要这么多钱，只会加重他的心理压力让他承受双重难受，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父亲绝不可以倒下。

舅舅们与我讲，万一我母亲出事了，他们会把我当女儿看待。他们是为我着想。而我现今最需要的，是我的母亲活下去！我四肢健全，有头有脑，以后自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好好生活，人也总有没有父母庇护的时候。此时根本没有心思想这些，我所有的想法，都是母亲得好好活着！活着看我顺利毕业，看我好好工作，穿我挣钱买的衣服，吃我种的菜，住我盖的不再风雨飘摇的房子，活着看那么一天，我终于牵着另一半的手，走到她面前，好好地叫一声，妈！这辈子，您辛苦了！我要让她好好地享受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的幸福。

可是实际上，以上的这些，她还一个都没享受到，却要忍受疾病带来的痛苦、无钱治疗的压力、生死未卜的恐惧、对儿女放心不下的牵挂。她在电话里哽咽，倘若她真走了，怎么放心得下我姐弟俩。我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到这个时候了，母亲想的还是我姐弟。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我的书不是白读的，以后我也可以供弟弟上学，你就只要好好养病，钱我可以想办法。话是安抚母亲的。父亲去借钱，邻里都委婉地拒绝，他们害怕将钱借给一个贫困之家是投石入海。虽然我让父亲告诉他们以后全由我来尝还。

就算负债累累，穷得不能有多么好的物质享受。我都没问题。

无论蓬户荆菲，只要有你的倚闾，便成为我的凯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