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路惠民

我从小生活在渭北的小山村，站在山巅，目之所及，只要是一大片树木丛生，绿树成荫的地方，几乎注定就是村子。周围的山峦大多数是光秃秃的，生长着一些根本无法茂盛的百草。周围的村子每个生产队都有数目可观的牲畜，没有机械化的农具，牲口是农业生产无可替代的劳力。夏秋两季牲口需要大量的青草饲养，农人们每天都要上山割草，足迹踏遍了附近的山头；冬季，为了抵御寒冷，需要大量的柴草烧炕，附近山头上长得较高的柴草都被割回家；还有数目可观的来回扫荡山坡。山坡因而显得光秃秃地。

从小到大，我经常所能看到的鸟类最多的是麻雀，村庄里随处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尤其是傍晚时分，在村子里一排排宅基庄前屋后枝叶茂密的树林中，成百上千只的麻雀聚在一起，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生产队的饲养室也是麻雀的乐园之一；谷子即将成熟的季节，成群结队的麻雀，贪婪地蚕食着农人们辛苦劳作即将收获的谷子，无奈之下，人们在谷田之中捆绑出稻草人，吓唬麻雀，或者不得不安排专人站在田间地头吆喝，驱离它们，确保收获。

麻雀喜欢从这个枝头飞到另一个枝头，从较高处飞到低处，从飞行的高度和历程上看，从其身体结构而言，无法达到飞得更高更远的基本要求，只能停留在低飞或近距离飞翔，无法逾越；麻雀毕竟是麻雀，他没有展翅高飞的勇气、自信心、气魄，根本无法理解、感受到雄鹰的孤傲和独霸，享受不了雄鹰不断突破战胜自我的愉悦，领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别样景致。

每年除了冬季，生产队每天都会安排一定的劳力割草，饲养牲口，每天都必须安排一部分人此项劳作，牲口的数量、食量可观，不能因为饲养不合理及时，影响农业生产，况且牲口的繁殖是生产队一项重要的“战略”储备、一项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关乎每个村民的生计，每个生产队都有固定的饲养牲口的场所——饲养室，和饲养牲口经验丰富专门的饲养员；饲养室、仓库、学校是一个生产队的重要命脉，一般都会建在村子的中心，饲养室、仓库、学校是当时每个生产队的经济文化中心。村子里的人在这里每天听从生产队长的安排，领工、记工几乎都是在这里完成。

为了满足牲口们的胃口，同时还要积攒一些肥料，所有牲口都不放养，实行圈养，这就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力投入其中，年纪大的、饲养经验丰富老人成为首选，炒料、铡草、拉土、晒土、垫圈、出圈（清理牲口肥便）、牲口配种、接生，繁杂枯燥的劳作，也只能是老年人去做，没有年轻人喜欢成年累月地与不会说话的牲口生活。

小时候，爷爷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大队、公社给发他的许多奖状贴在家里的墙上，是我小时候引以自豪的资本。父亲一直在外教书，母亲每天必须按时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全家人的口粮，全指望老人们的劳作、工分，当时的劳动是集体劳动，按劳记工，年中核算，多劳多得。

年幼无知、尚未到上学年龄的我，每天只能跟在爷爷身后，整天出入生产队的饲养室，目睹了爷爷劳作的全过程。偶尔间，爷爷在给牲口炒料的时候，留一点玉米、豆类（黄豆、黑豆、红豆），多炒一会，让我解解馋，安抚一下眼巴巴地一直瞅着的我，这也是我最为奢侈、惬意的时候。小时候家里穷，温饱解决都很困难，根本不可能有零食，经常穿的是母亲纺线织的粗布衣服或者把大人的穿不成改装而成的衣服，缝缝补补几乎是所有穷孩子的衣裳特点。

饲养室可以说是我童年的乐园，我和堂兄弟们，经常出入其中，追逐玩乐，掏麻雀窝、下雪天弄来一把谷子，找个筛子，用木棍撑起来，用绳子拴住木棍，躲在暗处，静静地等待饥饿难忍的麻雀自投罗网，瞅准麻雀进入“伏击圈”，猛一拉绳子，麻雀便成为囊中之物；然后弄死它们，弄一些水，和成泥包住麻雀，再弄点柴火点燃，把弄好的麻雀放入其中烧，等到一丝丝肉香袅袅飘出，兄弟们迫不及待地抛开火堆，拿出烧好的麻雀，慢慢品食。

美味的诱惑，辘辘饥肠唆使我们经常“铤而走险”，哥几个每人从家里鸡窝神不知鬼不觉地“偷”一两个鸡蛋，大家聚在一起，选一个避过大人的地方，和泥、包鸡蛋、弄柴、生火，烧鸡蛋，分工明确，吃鸡蛋。纸里最终包不住火，我们的行为最终还是被大人们所知晓，自然免不了一顿皮肉苦、谩骂，心里还挺不服气的。渐渐地我们长大了，懂得了自己的“罪过”在于，贪婪地破坏了家里的经济命脉，鸡蛋经济是当时农村家庭经济的重要来源。

偶尔一天，和女儿说起童年的故事，女儿总是一种不惑的眼光直勾勾、不惑地注视着我，似乎很是有趣，又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今天相对过去富足、优越的物质条件，孩子们根本无法感受到上一代人经历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