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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发保路风潮的省份是?保路运动发作的次要缘由及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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迸发保路风潮的省份是?保路运动发作的次要缘由及经过

保路风潮中,运动最强烈的省份是——四川省,保路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实际上是把川汉铁路从股东手中直接夺走,再拱手送给洋人。以进一步出卖铁路主权换取帝国主义的欢心和支持,从而达到挽救其封建统治的目的。股东的权益遭到极大的侵害,于是人们自发的组织起来保护路权,从而发展成为著名的保护运动。

事件:

1911年6月1日,为了偿还在上海橡胶股票风暴中向列强的借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川督王人文发出“歌电”,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此电明示,不许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即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邓孝可原认为“政府接收路,并非接收款”,至此方知政府款路皆收。王人文收电后,知此电一宣,全省必大乱,于是竟压下不宣。盛宣怀、端方又径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歌电”,李即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转询督署。王人文便只得抄示公司,电文公开,全省舆论大哗。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以便接收,查帐员遭拒。

1910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由于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收回被清政府出卖的铁路权利。课本中提供的历史材料《保路同志会宣言》称:“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借款,而在借以丧失国权之款;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这就揭示出保路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收回被清政府出卖的铁路权利”。

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的直接原因是赵尔丰制造了“成都血案”

卖国政策,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潮的标志是反清起义的爆发和革命政权的建立。

四川保路运动进入罢市罢课、抗粮抗捐阶段后,同盟会员朱国琛、杨允公、刘长述(刘光第长子)等编印了题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于9月5日川汉铁路公司照例举行特别股东大会时,散发给入场的会议代表。《商榷书》以巧妙而隐晦的言词,一方面要川人“竭尽赤诚,协助政府”,“厝皇基于万世之安”;另一方面,又揭露清政府“日以卖国为事”,“夺路劫款转送外人,激动我七千万同胞幡然醒悟”,号召川人“一心一力,共图自保”。

接着,《商榷书》提出保护官长、维持治安、一律开市开课开工与制造枪炮、编练国民军、设立炮兵工厂、修筑铁路等现在自保条件和将来自保条件。《商榷书》还说:“凡自保条件中,既经川人多数议决认可,如有卖国官绅从中阻挠,即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商榷书》中虽然没有“暴动”、“革命”等激烈言词,但实际上是以“商榷”地方自治为名,鼓吹四川独立。《川人自保商榷书》的出现,既为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大造了舆论,也为急于寻找机会镇压保路斗争的川督赵尔丰等人提供了口实。

赵尔丰一口咬定《商榷书》是保路同志会的宣传品,所提条件“隐含独立”,“俨然共和政府之势”,于是,把“背叛朝廷”、“图谋不轨”等罪名扣在立宪派的头上,并加紧调兵遣将,于9月7日诱捕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保路斗争的领导人、制造屠杀成都保路民众的大血案。1911年9月7日上午,赵尔丰诡称北京来电有好消息,将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省咨议局、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的首脑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颜楷、胡嵘、江三乘、叶秉成、王铭新等人骗到督署看电报,随即加以逮捕,企图造成群龙无首耳朵局面,以此扑杀保路斗争。

蒲殿俊、罗纶等人被捕的消息迅速传开,各街坊传告各铺家坐户,无论老幼男女,各出1人,有的光顶光绪神位纸条,有的手举一炷香,潮水般地涌进督署请愿,有的人还跪地磕头哭泣,要求释放蒲、罗等人。面对手无寸铁的请愿群众,赵尔丰早就发出“拥挤上院,格杀勿论”的指令。他一面指使警务公所提调路广钟在督署附近联升巷放火烧房子,意在制造诬陷群众暴动的口实;一面命令卫队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2人,受伤者不计其数。赵尔丰又派巡防军分站各街口,开枪乱击行人及学生小儿。

第二天,大雨如注,城外居民得悉城内凶耗,人人头裹白布,冒雨奔赴城下,示哀请愿。赵尔丰又下令官兵开枪,击毙群众数十人。对督署内外被枪杀的群众,赵尔丰竟下令三日内不准收尸。

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发布戒严令,紧闭城门,各街加兵防守,兵逼商人开市,封锁邮电交通,继续逮捕同志会骨干和青年学生,砸抄铁路公司和铁道学堂,查封所有宣传保路斗争的报刊。然后,血腥的屠杀不可能遏止人民的反抗,就在成都血案发生的第二天,各地同志军便纷纷揭竿而起,猛扑成都。

保路风潮遂由同志会的文明争路演变成全川同志军的武装大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这是在武昌起义之前建立起来的第一个资产阶级地方革命政权。这次保路运动,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统治,而且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为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而它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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