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贵州省小城镇建立调研报告

为大家精心整理编辑了贵州省小城镇建设调研报告，给大家提供个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近年来，我省把推进城镇化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着力实施大中城市带动战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城镇经济，不断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促进农村人口有序转移，城镇化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贵州省城镇化基本情况

贵州城镇化水平2017年达到36.5%，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总体上呈现较快发展的态势。

1.“十一五”以来城镇化发展步伐有所加快。2017年末，全省总人口348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268.52万人，城镇化率达到36.5%，与“十五”期末相比，城镇化率增加了11.2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1.98个百分点，比“十五”时期年均增长快1.48个百分点。

2.城镇体系逐步健全。2017年全省城镇数量为704座，城镇密度为0.40座/100km2。其中特大城市1座(贵阳市)，大城市1座(遵义市)，中等城市7座(六盘水市、安顺市、凯里市、都匀市、兴义市、毕节市、铜仁市)，小城市4座(清镇市、赤水市、仁怀市、福泉市)，小城镇689座。按行政级别划分，全省有贵阳、六盘水、遵义、安顺、铜仁、毕节6个省辖市和都匀、凯里、兴义、清镇、仁怀、赤水、福泉7个县级市。

3.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功能逐步完善。2017年，全省城镇建成区面积为1080.96km2，比2017年增加37%。近年来，贵州省大力实施大中城市带动战略，加强重点城市建设，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规模扩展明显，都匀、凯里、兴义、铜仁、毕节等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大中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的功能逐渐完善，聚集和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4.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2000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332.23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82.54%，2017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为2609.36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86.27%，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明显加大。人均道路面积、燃气普及率、绿化覆盖面积、人均绿地面积增加、用水普及率、污水处理率等方面均有大幅度提高，全省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很大改善。

二、贵州城镇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政策要求与机遇

1.推进新型城镇化。贵州省城镇发展路径长期单一、城乡差异大，农村范围广，城镇化相对滞后工业化，客观上制约了内需市场、限制了乡村经济与民生发展。对于刚进入城镇化加速期的贵州，需要在内需经济、城乡统筹的新模式下，探索新的城镇化发展路径。

2.国家扶持政策向区域协调和民生型发展倾斜。《中共中央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17〕11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7〕2号﹚对民生、生态与扶贫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层面的民族地区扶贫攻坚规划，包括武陵山、乌蒙山、滇黔桂石漠化地区等，将有效推动贵州山地民族地区的民生发展，民族地区、重点扶贫开发区域的城镇化协调发展，将有力提升我省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城镇化质量。

3.重点地区率先发力，黔中经济区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黔中地区是全国18个重点开发地区之一，黔中经济区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重要增长极之一。黔中经济区是国家优化区域格局、实现区域统筹的战略需要，担负着国家平台引擎和省域联动中枢的使命。“十二五”期间以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黔中经济区将成为我省推进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点区域，在贵安新区建设发展、产业、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方面进行重点投入，形成人口、产业、资金、项目的集聚，积极打造贵州城镇化高地。

4.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国务院《关于促进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意见》等文件明确提出，进一步增强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烟草、酒类、茶叶生产加工基地的品牌竞争力，重点开发长征之旅红色旅游区、黔东南—湘鄂西民族风情与生态旅游区、川渝黔“金三角”生态旅游区。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开发特色旅游区，将有利于贵州省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有利于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有利于推动农村城镇化发展。

5.推进资源型产业升级转型。在《国务院关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支持下，贵州资源型城市具有构建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的机遇，也具有“毕节试验区”、“贵阳-六盘水循环经济城市”等国家层面的政策优势，在建设煤炭基地、“西电东送”火电基地、西南国家综合能源基地的同时，有机会在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资源利用转型升级等方面成为国家试点示范。

贵州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成为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十一五”以来，以交通、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加大为贵州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的大力实施及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将确保经济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推动贵州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二)面临的挑战

1.成渝城镇群正在成为中国西部的增长极与中国“第四极”，其战略地位的提升，对贵州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2.各种矛盾凸显会影响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随着人们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需求量的迅速增加，以及对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的进一步增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且配置失当的问题日益突出，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就业等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由于各种原因，贵州留下了巨大的民生历史欠账，城乡社会发展失衡问题突出，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贵州面临的各种矛盾，将阻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进而影响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3.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剧。贵州盆地、平地总量少、分布不均，可建设用地分散，城镇成片发展用地相对缺乏，难以形成城镇密集发展地区。水资源总量丰富，但因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严重的工程性缺水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4.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一定程度上约束贵州城镇化发展。作为我国西部高原与东部平原的过渡地区，贵州作为长江和珠江“两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是生态敏感性与生态重要性并存的地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了贵州在国家发展层面上的战略地位。涉及贵州的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仅有黔中地区，贵州境内大部分地区被列入“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一方面有利于生态保护，但另一方面又影响正常的产业成长和升级，对贵州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制约。

三、贵州城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城镇化水平低，滞后于全国和西部地区。2017年，全国城镇化水平达到了51.3%，我国东、中、西部城镇化率分别达到了62.8%、49.4%和41.5%，而我省城镇化率为仅3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6.27个百分点，落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且与全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确定的城镇化标准值(60%)存在较大差距。

(二)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将面临自然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省情制约。我省面临着高度制约的自然环境：一是缺乏平原支撑，全省国土面积1761.67万公顷，山地面积占71.34%，丘陵地占20.97%，山间盆地、岩溶洼地和河谷槽地等坝地仅占7.69%;二是农用地少、分布散、质量差，很难实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推进农业的产业化;三是生态环境脆弱，是全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等级最齐、程度最深、危害最重的省份，全省78个县(区、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石漠化问题，轻度石漠化面积约300多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的近20%，潜在石漠化面积约300多万公顷，并且每年在还以2-3%的速度扩张;四是工程性缺水现象仍未缓解，贵州水资源总量丰富而可利用量不足。

(三)土地供需矛盾突出。随着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的强力推进，土地供需矛盾逐渐突出。《贵州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20年)提出至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为71.44万公顷，其中城乡用地规模指标为50.7万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指标为17.9万公顷，与我省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用地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四)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支撑与带动能力弱。贵州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区域经济难以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2017、2017年三次产业结构分别为13.6:39.1:47.3和12.7:38.5:48.8(全国为10.1:46.8:43.1)，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低且呈下降趋势，工业化滞后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从工业内部结构看，贵州省工业仍然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主体，以采掘、矿产品及农产品的粗加工为主的工业体系，产品附加值低，对服务业的带动力弱，难以实现对就业人口的吸纳，使城镇化发展后劲不足，2017年全省人口净流出约714万人。从产业园布置空间来看，由于地形等因素限制，选址远离城区的地方兴建产业园，虽增加了土地使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但产业园区建设对城镇化拓展的区位贡献降低，与城镇发展模式不协调，成为一个“孤岛”，和城区发展脱离开来。

(五)城镇综合承载力低，缺少对农民进城的凝聚力、吸引力。全省城市建设水平普遍不高、设施落后等问题突出，不能适应城镇化持续发展的需要。除“生活垃圾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指标，多项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指标均低于全国水平，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城镇规模扩张，导致城镇综合承载力未全面提升，对农民进城的“拉力”不足。

(六)现有城镇体系难以支撑，城镇化体制矛盾突出。现有城镇规模水平低、城镇体系不完善，大中城市数量少、能级低，辐射带动能力弱，行政区划设置不合理导致经济联系被行政区划割裂、城市链不完整;城镇规模经济聚集效应和辐射能力均差，城镇规模普遍较小，并导致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资成本高，使用效率低，综合服务功能不健全，辐射力明显偏弱，经济集聚发展远远不够，城镇竞争力仍然偏小。城镇化发展的体制矛盾日益突出，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滞后阻碍了城镇化发展，导致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的成本高、难度大，用工制度上对农民工歧视，不能和城市人享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用工待遇，严重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滞后，造成了市政基础薄弱，形成不了足够的市场吸引资金进入市政公用事业建设，由于监管力度不够造成了行业垄断，损坏了城镇市政公用事业的服务功能和服务水平。

1，现有城镇体系和行政区划难以支撑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城镇规模水平低、城镇体系很不完善。大中城市数量少、规模小、能级低，辐射带动能力弱，尤其是缺乏带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经济增长极。同时，行政区划设置不合理导致经济联系被行政区划割裂、城市链不完整、城镇体系结构不合理。部分中心城市发展受行政区划的制约，一市一区的现象普遍;一些具备条件的县不能及时撤县建市、建区，城市拓展空间受到一定限制;很多行政区划范围过小的县、乡长期存在，在自身发展腹地支撑不足同时也增加了行政成本;具备条件的乡撤乡建镇进程滞后，集镇及周边就地城镇化不充分。

城镇规模经济聚集效应和辐射能力均差。贵州小城镇规模普遍较小，80%的建制镇人口在2万人左右，县政府所在地的城关镇平均规模也只有3到4万人左右，远未达到规模经济的人口门槛。由于小城镇规模普遍较小，导致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资成本高，使用效率低，综合服务功能不健全，辐射力明显偏弱，经济集聚发展远远不够，城镇竞争力仍然偏小。

2，土地供需矛盾突出。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今后一段时期我省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将快速推进，全省上下谋发展、抓项目、促发展的热情空前高涨。随着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的强力推进，区域发展规划实施、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的兴起、社会民生项目、旅游业等用地需求十分旺盛，土地供需矛盾非常突出。据测算，仅2017年我省各类建设用地需求7.33万公顷，需使用国家计划4.33万公顷，省级计划3万公顷(比今年国家年初下达的0.72万公顷相差2.28万公顷)，供需矛盾十分突出。《贵州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7-2020年)提出至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为71.44万公顷，其中城乡用地规模指标为50.7万公顷，其中城镇工矿用地规模指标为17.9万公顷，虽然可通过科学合理的布局，结合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缓解部分用地矛盾，但与我省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的用地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3，城镇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

产业的发展是驱使城镇化发生和发展的源动力，包括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内的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二、三次产业结构的演变，影响了城镇化的发展。

农业发展水平不高。城镇化的首要前提是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的发展能产生大量的剩余产品，促进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为乡村的城镇化提供经济性内源动力。同时农业的发展能使大量的乡村劳动力解脱出来，从事其他生产活动，促使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而加快人口城镇化的进程。从产业结构上来看，贵州的二、三产产值在生产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较大，分别为39.1%和47.3%，一产所占比重仅为13.6%，一产在占中产值的比重较小。从生产总量上看，贵州从事第一产业生产的人口比重为贵州省总人口的66.2%，农业产值仅为625.03亿，可见贵州农业生产力单位产值较低。

第二产业发展畸形。贵州受自然条件和区位因素的影响，一直以来都处于国家发展的边缘地区，随着三线建设时期内地的一些产业内迁的影响，有了一些工业基础，但多为航天、航空、电子等高技术行业，内封闭性较强，和当地产业联系较小，对当地产业带动作用能力不强，特别是在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就业方面更是有限。在西部大开发的十年中，贵州的工业有了长足进步，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有所提高，2017年达到39.1%，但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

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能力有限。第三产业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行业。贵州省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从2017年的18.3%增加到2017年的20.1%，平均每年增长0.3%，相比于同期贵州城镇化率年均1.15%的增长速度仍然很低，对于吸纳贵州农村剩余劳动的作用没有发挥出应有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贵州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低，城镇人口规模小，对于第三产业的需求低，容纳不了大量从业人员;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是因为贵州城镇第三产业发展落后，对贵州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小，不能发挥服务职能。

4，城镇化与工业化存在空间脱节

(1)、传统优势地区的工业化推进速度显著滞后。

第二产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贵州东西两翼，而不是城市和交通资源相对集中的黔中地区。以采矿、能源、冶金等为代表资源导向型的产业是当前贵州工业化的主题，医药、电子等对城市依托更强的城镇化经济相对弱化，决定了资源型地区的工业化推进要高于贵遵等城市型区域。

(2)、产业园区与城镇空间错位。

贵州的产业园区发展起步较晚，虽然都围绕城镇建设，但在区位上都选择和城区脱离的异地建设。这一方面是因为贵州地形限制，一般很难找出和城市相连的大面积平地，另一方面也也受城区周边地价限制，只能选择远离城区的地方兴建产业园区。在这样的一个新区内建设一个产业集中区域，虽然起到了产业的集聚效应，增加了土地使用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在这种相对独立的环境下，使得产业园区建设对城市化扩展的区位贡献降低。在表面上是导致了城市就业分布与居住分布的空间错位，从而带来了生产性投资比重偏高而生活性投资比重偏低的失调现象，从本质上说是由于产业园区在产业和功能上的单一性，造成了只有生产性消费，没有生活性消费的区域，使得其发展方向和城镇发展模式不协调，成为了一个“孤岛”，和城区发展脱离开来。

5，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1)、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弱。

2017年我省城市用水普及率92.0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04个百分点;燃气普及率68.4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2.39个百分点;人均道路面积6.29平方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55平方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6.13平方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53平方米，与周边省区市相比也较为落后。

(2)、城镇建设投入力度不足。

贵州经济发展滞后，财力有限，对城镇建设的投入力度不足。城镇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导致全省城市建设水平普遍不高、数量不足、设施落后等问题突出，不能适应城镇化持续发展的需要。

6，加快城镇化发展的体制矛盾突出

(1)、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政策的滞后阻碍了城镇化发展。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大多数转向非农产业部门的农村劳动力，由于受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就业政策、医疗和农村土地流转等障碍性制度的影响，导致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的成本高、难度大，降低了农民向城镇转移的能力和热情;其次，许多城市在用工制度上对农民工歧视，使农民工的就业范围缩小，不能和城市人享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用工待遇。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制度，严重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

(2)、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滞后。距2017年贵州省政府颁布实施《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我省城镇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意见》(黔府发[2017]1号)已经有近七个年的时间，但是目前贵州的相关产业的改革力度呈现出滞后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各行业改革力度不一致。贵州省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市政公用事业改革已经从供气、供水等个别行业向市政公用事业全行业推进。但是各地、各行业市场化改革进展程度有着较大差异。从总体上看，贵阳地区市政公用设施水平要优于全省其他地区。从城乡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不平衡性将更是十分突出。从行业上来看，出租车市场的改制最为彻底，供水、供电等投资比较大，盈利周期比较长的行业改制速度较慢。

市场吸引力度不够。一方面贵州各地政府没有资金进行大量的市政建设投入，造成了市政基础薄弱;另一方面因为城区规模小，形成不了足够的市场吸引资金进入市政公用事业建设，大量资金不愿意参与到其中，或是参与进来短期内是投入资金无法得到利润，很多企业或资金望而却步，致使部分城镇的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成为一句空话。

市政事业市场化开放力度不够。市政事业因其特殊性，在形式上具有垄断性，这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但在市政公用事业市场改革之后，政府的监管力度不够。一方面是由于没有相关监管法律法规的出台，没有法律支撑;另一方面政府在个别行业监督不到位，造成了行业垄断，损坏了城镇市政公用事业的服务功能和服务水平。

四、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抓手

贵州省城镇化发展的指导方针是：以科学发展、后发赶超、同步小康为指引，开创贵州多山地、多民族、民生型、生态型的特色城镇化道路。全省要构建具有山区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体系，坚持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在产城互动的基础上，走差别化、错位式、互补型的发展道路。

(一)以省会贵阳市为核心，加快建设贵安新区，突出特大城市对全省城镇化发展的拉动作用。

贵阳市中心城区加上贵安新区是我省城镇化发展的增长极核。贵阳市中心城区现有城镇人口约251万人，建成区面积约为162平方公里。根据统计数据及发展预测，今后五年按年均增长8万人计算，到2017年将新增城镇人口约40万人。其主要抓手一是城市新区建设，特别是贵安新区建设;二是产业园区建设，以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为龙头，在中心城区范围内有7个产业园区，其中有1个千亿级园区和1个百亿级园区;三是旧城改造拓展，主要是二环四路城市带建设;四是第三产业发展，贵阳市具有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有利条件，省级超大型城市综合体建设和全省旅游景区集散地功能将极大地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激发城市活力。

贵安新区现状户籍人口约65万人，城镇人口约25万人。按照省委、省政府“一年有框架，两年有效果，三年有形象，五年大发展”的要求，到2017年能够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可就地转化城镇人口约20万人，同时通过产城融合带动新区建设新增外来城镇人口约20万人。

因此，到2017年贵阳市中心城区和贵安新区将新增城镇总人口约80万人。

(二)以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为重点，培育区域性中心城市，提升大中城市对全省城镇化发展的带动作用。

除省会贵阳市外，其他8个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发展也很快，区位交通、产业支撑、用地布局、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加快城镇化发展的条件比较好，可培育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带动城镇组群发展。其主要抓手就是六大体系和“5个100工程”建设，一是100个产业园区成长工程将带来大量就业岗位;二是产城互动将带领城市新区拓展;三是培育区域性中心城市将带动第三产业加快发展。此外100个城市综合体建设(配套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和100个旅游景区建设(市州政府所在地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将助推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快速发展。

遵义市中心城区(含红花岗区、汇川区和遵义县城)现有城镇人口约110万人，中心城区范围内有4个产业园区，其中2个为百亿级园区，遵义都市圈将是我省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区域。根据统计数据及发展预测，今后五年按年均增长5万人计算，到2017年将新增城镇人口约25万人。

六盘水市中心城区(含钟山区和水城县城)现有城镇人口约58万人，中心城区范围内有5个产业园区，其中3个为百亿级园区，六盘水是我省重要的能源基地。根据统计数据及发展预测，今后五年按年均增长3.5万人计算，到2017年将新增城镇人口约17.5万人。

安顺市中心城区(西秀区)现有城镇人口约40万人，中心城区范围内有4个产业园区，其中2个为百亿级园区，将推进贵阳、安顺经济一体化发展。根据统计数据及发展预测，今后五年按年均增长2万人计算，到2017年将新增城镇人口约10万人。

毕节市中心城区(含七星关区和大方县城)现有城镇人口约51万人，中心城区范围内有4个产业园区。根据统计数据及发展预测，今后五年按年均增长3.5万人计算，到2017年将新增城镇人口约17.5万人。

铜仁市中心城区(含碧江区和万山区)现有城镇人口约35万人，中心城区范围内有3个产业园区。根据统计数据及发展预测，今后五年按年均增长2.5万人计算，到2017年将新增城镇人口约12.5万人。

凯里市中心城区(含凯里市区和麻江县城)现有城镇人口约42万人，中心城区范围内有2个产业园区，均为百亿级园区。根据统计数据及发展预测，今后五年按年均增长3万人计算，到2017年将新增城镇人口约15万人。

都匀市中心城区现有城镇人口约23万人，中心城区范围内有2个产业园区。根据统计数据及发展预测，今后五年按年均增长1.5万人计算，到2017年将新增城镇人口约7.5万人。

兴义市中心城区现有城镇人口约38万人，中心城区范围内有3个产业园区，其中1个为百亿级园区。根据统计数据及发展预测，今后五年按年均增长3万人计算，到2017年将新增城镇人口约15万人。

因此，到2017年除省会贵阳市外，其他8个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将新增城镇总人口约120万人。

(三)以县城为主体，进一步扩权强县激发县域经济活力，增强小城市对全省城镇化发展的支撑作用。

全省88个县级行政单元中，除了9个市州政府所在地城市包括的20个县级行政单元外，其余68个县(县级市、自治县、特区)分担了全省75%左右的户籍人口和55%左右的城镇人口，在全省城镇化发展中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县县通高速”、“县县奔小康”将引领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其主要抓手一是产业园区成长工程，这些园区大多位于县城规划区范围内或县城周边，产城将形成良性互动;二是县城新区拓展工程，扩权强县、省直管县试点、加大县域经济比重等政策措施是县城加快发展的保障;三是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今后五年全省145万移民中将有55%左右进入县城和产业园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县;四是教育9+3计划工程，农村中学要集中布局到县城，每个县将至少办好一所中等职业学校。

按经济总量、城镇规模、发展趋势等因素将这68个县分为4个层级。其中比较突出的县有8个，其县城现状城镇人口平均约为12万人，根据统计数据及发展预测，今后五年按平均新增3万人计算，到2017年可新增城镇人口约24万人;条件较好的县约有20个，其县城现状城镇人口平均约为8万人，今后五年按平均新增2万人计算，到2017年可新增城镇人口约40万人;发展一般的县约有20个，其县城现状城镇人口平均约为6万人，今后五年按平均新增1.5万人计算，到2017年可新增城镇人口约30万人;相对滞后的县约有20个，其县城现状城镇人口平均约为4万人，今后五年按平均新增1万人计算，到2017年可新增城镇人口约20万人。因此，到2017年全省68个县城将新增城镇总人口约114万人。

(四)以小城镇为载体，促进农村人口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发挥小城镇对全省城镇化发展的基础作用。

小城镇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结点，能促进农村人口就地就近创业就业，是我省山区特色城镇化的基础。去年全省小城镇建设发展大会召开以后，各项政策措施逐步到位，各地小城镇建设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其主要抓手一是100个示范小城镇建设(除省级和市州级外，各地还推出一批县级)将起到示范、带动、辐射作用;二是100个产业园区成长工程将吸引周边部分富余劳动力向园区和小城镇集聚;三是100个旅游景区建设将带动民族特色、历史文化旅游小镇快速发展;四是100个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将提高农业生产率和综合效益，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小城镇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五是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使今后五年全省145万生态移民中的40%左右进入小城镇;六是教育9+3计划工程将农村寄宿制小学集中布局到乡镇，对小城镇的空间布局、建设、发展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后五年全省将有500个左右的乡改镇或乡并镇，有些镇将改为街道办事处，因此到2017年全省建制小城镇数量可能达到1170个左右。除了县城所在地的建制镇(部分为街道办事处)外，100个示范小城镇(2017年城镇人口平均为10461人)今后五年按平均新增4000人计算，到2017年可新增城镇人口约40万人;9个市州另有120个地方示范小城镇，按平均新增2000人计算，到2017年可新增城镇人口约24万人;其他小城镇还有900个左右，按平均新增500人计算，到2017年可新增城镇人口约45万人。因此到2017年，全省1170个小城镇将新增城镇总人口约209万人。

五、促进贵州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对贵州省城镇化发展的指导和支持。

(1)建议将贵州省黔中城市群及相关城市的发展纳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牵头组织编制的《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7-2020年)》研究范畴，将贵州作为国家下一步推进城镇化重大政策改革的试点地区。

(2)建议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实施，在重点开发的黔中地区加大开发力度，在其他地区进行有条件的开发，中央财政要逐年加大对贵州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

(3)鼓励贵州省中小城镇申报全国城镇发展改革试点，开展与中小城镇发展相关的制度改革，先行先试。

(4)适应贵州省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需要，适时合理调整行政区划，为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拓展新的城镇发展空间提供保障。

(二)加大对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1)以“以奖代补”的方式，加大对城乡生活污水和垃圾无害化设施建设的资金扶持。

(2)对经济困难的边远落后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大对农村危房改造的帮扶。研究适当提高贵州省农村危改的覆盖面和补助标准，对木结构为主的民族村寨给予消防设施建设补贴。推动农村危房改造与农户相对集中居住、村寨综合环境整治相结合，在保证居住安全的同时，优化布局，保护民族地区乡村的特色风貌。

(3)支持贵州省城镇保障性住房和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优惠政策向镇(乡)延伸，为乡村地区集聚人才(如乡村教师、农技人才、基层管理人员)创造条件。

(4)安排一定资金支持贵州省风景名胜区规划的编制，以及景区、景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分期分批地打造特色精品景区，并对发展乡村旅游的村寨给予适当补助，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地区和特色农村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三)加大年度土地利用计划倾斜力度，创新土地利用方式。

(1)全面完成贵州省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坚持节约集约土地利用政策，落实保发展，保红线任务。支持贵州省建立和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定期评估与适时修编机制。

(2)鼓励和支持贵州省因地制宜，开展山地整治、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建设用地上山的做法。考虑贵州省实施“三位一体”规划及交通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土地利用方面的实际困难，建议对“十二五”期间贵州省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城乡及增减挂钩周转指标上给予倾斜。

(3)加强新建工业园区规划和用地计划管理，科学合理确定山地整治规模。

(4)开展批而未用土地清理和整改工作，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有效缓解土地供需矛盾。贵州省建设用地供需矛盾非常突出，但批后供地率仍然不高，批而未用土地的数量相当可观，严重影响了土地的有效供给。

(5)把贵州作为土地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区、允许实行农用地征收与转用分离，对水利水电工程，在用地报批时只申报坝区和枢纽工程，淹没区“只征不转”，库区淹没涉及耕地的，不予耕地占补平衡等尽可能予以支持。

(四)加强绿色建筑推广和生态城区建设。

把握我省生态环境特色，在建设领域推广新型材料、节能技术，探索建立适宜贵州实际的生态城区指标体系，走持续健康发展城镇化道路。

(五)继续加大各民主党派对贵州的支持。

在成功支持贵州毕节试验区发展的基础上，中央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应扩大范围和领域对贵州进行扶持，在技术、资金和人才上加大力度，进一步促进贵州城镇化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