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三老”之张中行散文特辑
季羡林先生称赞他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张中行老先生，他的一生淡泊名利，甚至到了晚年才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曾常年寄住在女儿家。只要有一张能写字的桌子、有纸有笔，他就很满足。
他一生致力于语文、古典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对于艺术，他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的作品风格独特，自成一派，行文平实洒脱，治学严谨。在学术方面兴趣十分广泛，博览古今中外，更被人称为“杂家”。
（一）《旧燕》
讲不清楚什么理由，人总是觉得几乎一切鸟都是美的，可爱的。一切太多，如果只许选家禽外的一种，以期情能专注，不知别人怎么样，我必选“燕”。
理由可以举很多，其中一项最重要，是与人亲近，而且不忘旧。我是北国城（长城）南人，成年以前住在乡下，先是土坯屋，后改砖瓦屋，都是祖传形式，正房（都坐北）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小康及以上人家兼有前后院。正房靠东西各间住人，中间一间两旁砌柴灶，可以起火做饭（冬天兼取暖）。这一间前部有门，如果有后院，后部也有门，就成为前后、内外的通路。有意思的是前部的门，两层：靠外的方形，只遮下半，向外开，名为风门；靠内的左右两扇，高及顶，向内开，白日大敞，入睡前才关闭。这样，起来之后，入睡之前，这间通路房的前门就总是半敞着。是不是欢迎燕来住半年，生儿育女呢？说不清楚，因为祖祖辈辈都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还是说事实，总是公历四五月之间，估计就是去岁那一对，回来了。门外罕有长者车辙的小家小户添了热闹，风门之上，燕飞入飞出，早期是衔泥筑巢或补巢，其后是产卵孵化，再其后是打食喂雏鸟。人也忙，因为正是春种到秋收的时候。现在回想，其实不是因为都忙，而很可能是都具有（无意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大德，才能够如此和平共处。关于和平共处，还可以具体说说。只说两件，都属于克已谅人的，先说燕一方，巢筑在屋顶稍靠后的一根檩上，灰白色，作簸箕形，口敞开，向外偏上，农家早中晚三顿饭都要烧柴，烟气火气上升，推想在巢里必不好过，可是没看见有不安然的表示。再说人一方，吃饭放矮长方桌，位置恰好在燕巢下，小蒴黄口待食的时候常有粪便落下，怎么对付呢，照例是饭桌移动位置，而不说抱怨的话。人燕和平相处，由人方面说是鸟兽可与共群，取其诗意，可以说是羲皇上的境界。
羲皇上与现代化难得协调，于是由二十年代后期起，我出外上学，离开乡村的祖传式房，改为住院学校宿舍，住北京的四合院，门不再是上部半敞的风门，室内不见檩，也就再也见不燕巢以及燕飞入飞出了。有时想到昔日，很怀念。幸而还有个馀韵，是七十年代早期，我由干校放还，人未亡而家已破，当然还要活下去，只好妇唱夫随，到北京大学女儿家寄居。住房是五十年代建的四层砖楼，比较高大，楼前有两排杨树，像是与楼房比赛，钻得很高。我们夫妇住的一间南向，前面有阳台，未维新，用玻璃封闭，因而成为敞而且亮。记不清是哪一年，四月末或五月初，竟飞来一对燕，选定上方近西南角，筑巢了。我很高兴，想到又可以与燕结邻，心里热乎乎的。老伴也高兴，说燕相中筑巢是个好兆头。巢筑得不慢，常常见“空梁落燕泥”。及至筑成，我吃了一惊，竟不是簸箕形，而是鱼壶形，长圆，近上部的一旁开个小口，仅能容燕身出入。我至今不明白，是另一种燕呢，还是在乡随乡，在城随城呢？两种巢相比，我还是更喜欢家乡那一种，因为可以看见雏鸟的黄口。但总是又来身旁了，应该庆幸。庆幸之馀，有时想到次年，至时还会回来吧？不负所望，次年的春末准时回来。可是像是心不安定，先是利用旧巢，不久又筑新巢。也许对环境有什么意见吧，第三年回来，飞旋几次，看看旧居，远去，就不再来。
其后是时和地更现代化，我迁入北郊一座高层楼，居室有窗，有阳台，都封闭，蚊蝇尚不能入，更不要说燕了。由楼窗下望，有空地，却永远看不到“乍晴池馆燕争泥”的景象。
常想到乡村的旧居，可惜先则人祸，家里人都散而之四方，继以天灾（地震），房屋倒塌，现在是连遗迹都没有了。其他人家，会不会仍保留祖传的遗风，年年有旧燕归来飞入飞出呢？但愿仍是这样。不过，纵使能够这样，总是离我太远了。那么，关于旧燕，我所能有，就只是一首昔年作也未能离开失落感的诗了，这是：
漫与寒衾梦绣帏，天街细雨湿春衣。年年驿路生春草，旧燕归时人未归。
（二）《红楼点滴二》
点滴一谈的是红楼散漫的一面。还有严正的一面，也应该谈谈。不记得是哪位先生了，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十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就是提倡这种精神，也就真充满这种空气。这类故事很不少，说几件还记得的。
先说一件非亲历的。我到北京大学是三十年代初，其时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已经下世十年左右。听老字号的人说，他们二位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崔有着作，《史记探原》和《春秋复始》都有北京大学讲义本，刘着作更多，早逝之后刊为《刘申叔先生遗书》，可见都是忠于自己的所信，当仁不让的。
三十年代初，还是疑古考古风很盛的时候；同是考，又有从旧和革新之别。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在学校讲中国哲学史，自然也是上卷。顺便说个笑话，胡还写过《白话文学史》，也是只有上卷，所以有人戏称之为“上卷博士”。言归正传，钱宾四（穆）其时已经写完《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并准备印《老子辨》。两个人都不能不处理《老子》。这个问题很复杂，提要言之，书的《老子》，人的“老子”，究竟是什么时代的？胡从旧，二“老”就年高了，高到春秋晚年，略早于孔子；钱破旧，二“老”成为年轻人，晚到战国，略早于韩非。胡书早出，自然按兵不动，于是钱起兵而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一次相遇于教授会（现在名教研室或教员体息室），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争执也有不这样轻松的。也是反胡，戈矛不是来自革新的一面，而是来自更守旧的一面。那是林公铎（损），人有些才气，读书不少，长于记诵，二十几岁就到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授。一个熟于子曰诗云而不识abcd的人，不赞成白话是可以理解的。他不像林琴南，公开写信反对；但又不能唾面自干，于是把满腹怨气发泄在课堂上。一次，忘记是讲什么课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红着面孔走上讲台。张口第一句就责骂胡适怎样不通，因为读不懂古文，所以主张用新式标点。列举标点的荒唐，其中之一是在人名左侧打一个杠子（案即专名号），“这成什么话！”接着说，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写到他，旁边有个杠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杠子，他的气才消了些。讲台下大笑。他像是满足了，这场缺席判决就这样结束。
教师之间如此。教师学生之间也是如此，举两件为例。一次是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另一次是胡适之讲课，提到某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同学张君，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大。”
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还会有不礼貌的。如有那么一次，是关于佛学某问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同学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活。”胡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根究起来，韩君的主张是外道，所以被否决。
这种坚持已见的风气，有时也会引来小麻烦。据说是对于讲课中涉及的某学术问题，某教授和某同学意见相反。这只要能够相互容忍也就罢了；偏偏是互不相让，争论起来无尽无休。这样延续到学期终了，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选取重点，考题就正好出了这一个。这位同学自然要言己之所信。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照规定，不及格，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记入学分册，评六十七分，九折得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且说这次补考，也许为了表示决不让步吧，教授出题，仍是原样。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评分，写六十，打折扣，自然不及格。还要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于是以失败告终。
（三）《我的琉璃厂今昔》
这个题目，“我的”两个字最重要，去掉这两个字，文章就不好作了。幸而早已有人作过，那是写《贩书偶记》等书的孙殿起，琉璃厂通学斋的有“实”学的主持人，喜欢考史，于几十年前辑了《琉璃厂小志》（作古后由别人整理出版）。这本书的大优点是繁而杂，繁是有闻必录，杂是连类而及，如谈旧书，就走出琉璃厂，兼看看隆福寺、东安市场等地。优点还可以分类说。一是旧闻多，凡是散见各书之有关琉璃厂的，如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之类，都收了，这样，想了解琉璃厂，就用不着东翻西检，有这一本就够了。二是有很多材料不是来自书，而是来自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记忆，这是最珍贵的史料，因为放过就会湮灭，即以《贩书传薪记》那部分而论，所记的有些人，不见经传，我还熟识，见到就感到特别亲切。三是所收游记、诗词之类，可以作为卧游之资，那就还有考史以外的价值。但这样一来，我就有如前行有虎拦路，只好绕道走，着重写“我的”，以表现另一时期的琉璃厂的今昔变化。想分作三个段落谈，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前半，三是文化大革命之后。
先说第一个段落。一九三一年夏，我念完通县师范，无路可走，到北京考大学。心目中考两处，北京大学和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考期在前，发榜也快，侥幸录取，乐得牺牲一元钱的报名费，可以入师范大学的考场而没有去。人生的旅程有如实际行路，岔路口，走上一条，前面的景象就与走上另一条迥然不同。且说北大与师大的两条路，可以推想，千差万别，一言难尽。其中很小的之一属于地理方面，包括远近和方便不方便。扣紧本题说，入北京大学，我就有住北河沿第三院宿合的机会，离东安市场就近了；入师范大学，校址在和平门外路西，原琉璃厂的琉璃窑所在地，到后期书业集中地的琉璃厂，出校门往南，不过一箭之地。简而言之吧，我因为没人师范大学，与琉璃厂的关系就难得亲近，或者说，只能间或走走而不能朝夕流连。间或去，目的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平时买笔墨之类，一类是旧历正月逛厂甸。先说有目的的买。穷学生，没有乾隆年间四库馆中人查书的需要，没有搜求善本的财力，所以到琉璃厂，很少走进书店，偶尔进去看看，也很少买。买笔墨等用物的时候比较多。笔买贺莲青或李玉田的，七紫三羊或五紫五羊，一支不过两三角钱，店里人还管挑选，捻捻毫端，看看，才递给买主。墨买胡开文的，五百斤油，黑而亮，一支也是两三角钱。三家都在东琉璃厂。古董店，旧墨不-少，听说有点地位的文人、书人、画人都用旧墨，乾隆年的，一锭一二元也不很贵，我们不敢问津。笔墨之外。记得由书店买过几种书，其中一种是《永怀堂古注十三经》，“七七”事变战火中失落了。还买过碑帖，现在居然还有残存，如二爨，《谷朗碑》，《嵩高灵庙碑》，大概都是看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时候买的。
再说逛厂甸。由老北京看，厂甸也是庙会的一种，定期，男女老少都去，有卖有买，可吃可玩。由书生看就不同，比如外城广安门外有个五显财神庙，庙会期在旧历正月初二，经商之家必去，书生就很少去。厂甸庙会不拜神，会期长，由正月初一到十五，有些人却天天到。原因之一是展出待价而沽的是古旧书籍、古旧书画以及古董等；之二是货多，勤换，天天有巧遇的机会。以下具体说“我的”，记得是由一九三二年起，每年会期平均去两三次。路程是由北而南，出和平门。出去不远，路中间是席棚，向南延伸很远。里面挂满旧字画，据说名家款的，几乎没有真的。索价不一定，也许几十几百，三两块钱就成交。我这样的既无眼力又无财力的人当然不敢过问，所以总是走马看花，一芽而过。席棚北端往南不很远，两旁都是背墙面街的书摊，整齐大部头的不多，因为意在清除丛残存货。但是反而容易发现罕见的，所以摊前总是不冷清，其中还有不少戴花镜的老朽。我也买到一些，其后有的散失，剩下的一些混在丛杂中，辨认也难了，只有一种，《粤雅堂丛书》本《苏米斋兰亭考》二册，日前偶然见到，已沦为一旧砚之座，记得确是逛厂甸时候买的。厂甸庙会海王村内（今中国书店）为古董摊集中地，其东火神庙内为珠宝玉器摊集中地，那是供应另一类主顾的，与书生无关，只好不谈。
以下转入第二个段落。自1949年革故鼎新，琉璃厂变化很大，庙会渐渐消亡，书籍、书画、古董等商店渐渐减少、归并。我前往，目的和行程由前一段落的杂化为单一，具体说是只到东琉璃厂一家，路北专经营旧书画的宝古斋。我不能书，却喜欢看法书，其时这类旧物还不很少，价不很昂，有时货合意兼价合意，就买一两件，拿回欣赏，也可算是遣有涯之生的一种妙法。画当然也好看，但价高得多，只好看而不买。店里有一位店员名张有光，是我的同乡，重乡里之谊，我隔些时候去，他总拿些价不高的新进货给我看看。这里插说几句，书画和人一样，也有走运不走运的分别，比如伊秉绶和刘石庵，都有大名，伊的字就贵得多；又如郑板桥和高南阜，就字说，我看还是高的较好，因为骨多而少造作气，可是郑的贵得多。还是回过头来说交易。因为是国营了，话说得实在，比如“真的，没问题”，“有人看真，有人看假”，等等。又一个好处是，已经定价的就言不二阶。这样，有如钓鱼，只要有耐心，日子多了，也就可以钓上几条，纵使都是三两二两的。但只要不是想贱买贵卖，而是想遣有涯之生，三两二两的也未必不如三斤二斤的。比如都是经张君之手，我买得的姚惜抱恭楷书札，高南阜左手书札，梁山舟为吴山尊书前后《赤壁赋》，翁方纲为张廷济书藏器题跋，曹贞秀书刘改之词扇面，归懋仪书自作诗扇面，虽然在收藏家眼里都算不了什么，我却觉得颇有意思。
最后说第三个段落，文化大革命之后。大革命中，琉璃厂所卖，十之十是四旧，在应除之列。除的结果是灭亡，至少要销声匿迹。七十年代末，风有变，对四旧的评价渐渐大变，由应除升迁为应保护的文物。然而可惜，到想改阶下因为上宾的时候，连囚也难于找到了。但恢复仍势在必行，一是这属于精神文明，二是外国人珍视，可以换外汇。于是行回生之道。其中的大举是改破旧平房为宫殿式，中举是恢复老字号，小举是开货之源。三举，最后一举最难，一是大除之后，死里逃生的已经不多；二是有文物什么法，值得保存的不许卖。这结果，——还是说我的见闻吧。先说“货价”。还是八十年代早期，我过琉璃厂，顺便到中国书店看看。从架上抽出两本一部的线装书，看着眼熟，知道是我的故友李君物，大革命初被运走，落实政策时，他儿子以平均一本一角的价钱卖给中国书店的，已升到一本五元。碑帖的价就更可怕，如《郑文公上下碑》，拓裱都平平常常，已升到过千元。再说“货质”。八十年代前期，我陪伴也有砚癖的王、刘二君往庆云堂楼上看旧砚。货不少，明码标价，最少的一方一百元，最多的一方五千元。看完，二君问我的观感，我说没有一方可要的。还可以说说“货的真伪”。一两年前，听说响应开放，古书画也卖了，一个年轻人有兴趣，约我一同去看。我们看了两家，虹光阁和宝古斋。挂出的货不多，绕场一周，见到很伪的八大山人，价八千，很伪的王石谷，价五千，万没想到连清末民初人的字，如陈宝琛、邵章之流，竟也有形而无神，可是定价都是六七百元。我只好一笑走出来。
近几年，我往琉璃厂，常进去的一家是荣宝斋。十之九是买纸。也有个小笑话，是住在晋南的玄翁来信，托买六吉宣。我赶紧去荣宝斋，正好一位年老的售货员在柜台内，我上前说明来意。那位很幽默，先反问：“您说的是什么时候的话？”我识趣，答：“前些年的。”想来是话投机，他笑了笑，说“您有什么就买什么，别说前些年的话了。”于是买了净皮，不再要求六吉。顺便说说，荣宝斋还卖今人字画，大概是八十年代初，启功先生的字一幅售价二百元。我少见多怪，看见启功先生，开玩笑说：“您知道您的身价吗？”他说不知道。我说已经涨到二百，他说：“两毛您要吗？”我说。“不要，因为要您的字，我还没花过一毛钱。”不想又过了几年，连续有人告诉我，原来二百那样的，已经涨到六千。真贵加上其他的假和次，也贵，再加上外围的宫殿式，其总和就成为可怕。但是我不怕，因为我有战略战术，不是取自孙武子，是取自勤于治水的大禹王，三过其门而不入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