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一）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句话让我太有共鸣了。我的世界，小的只有一间办公室，一个住房，两个地方加起来，不足150平米，可是这是我二十年来的世界的全部。世界这么大，我要去看看。八月六号是周六，我坐的是西安北到北京西的高铁，g26，九点十二的时候，火车启动了，我对世界的探访起步了，这次的目的是北京。我的座位靠着窗口，我想着我要仔细地看看沿路的风景，这样我花的车票不是不仅游览了终点，还游览了沿途吗。可是一路看来看去，和西安没有什么两样，无尽的田野，无尽的一马平川。我以为只有陕西的关中地区是难得的平川呢，没有想到其他地方也是这样，这么看来，那关中倒也不是什么绝无仅有的农业宝地。可是我以前却一直是这么想着的，我没有问过别人，只是自己想当然地那么认为这。途中火车停了两次，一次是河南，一次是河北。四个多小时后，火车到达终点站，北京西。我以为在迈出火车，踏上北京的土地的那一刻我会哭，结果是我没有。好似心已经很硬了，对于幸福和痛苦，都已经很麻木了。北京西站的人真多啊，多的挨挨挤挤。要换地铁要排队进去，我排在队伍的长龙里，一点一点的往前挪。想买张公交卡，当然要排队，同样的一寸一寸地随着前边的人挪。前边有人想插队，被排队的人教训走了，天本就热，人挨着人，肉挤着肉，那时候也就没办法计较男女之嫌了，只是感觉热，热的全身出汗，五脏六腑热烘烘地难受。

去北京前，我也算是做了充足的准备。撕了孩子生字本上的一页纸，抄了网上查来的六七家青年旅社的电话，地址，公交线路，地铁站点及其出口号码，我想着无论什么时候，青年旅社都会有床位的，而且价位低，网上的价位甚至可以到三四十一张床。

买了公交卡后，我不知道该坐那一路，坐到什么地方，北京西站里有戴着“志愿者”袖章的年轻人，我猜可能是大学生。我把那张写满了字的揉的皱皱巴巴的纸给他看，问他我去哪个青年旅社近一点，他说他不太清楚，让我问站务服务人员，我问了一个坐在玻璃窗后的女同志，她用手点着那些字一行行往下看，（我写字写的有点小）点到鼓韵青年旅社的时候停下来告诉我，这个青年旅社在鼓楼大街，应该坐九路倒四路。我坐九路地铁坐到国家图书馆，不想急着坐车，想上到地面看看国家图书馆什么样，是否比陕西省图书馆大。于是我肩上背着一个蓝色的坤包，手里提着一个红色的旅行包，（坤包里装着钱，身份证，卡，照相机。旅行包里装着衣服，鞋。）上到地面，存了包，到国家图书馆转了一圈。这里比陕西省图书馆管的严，要刷身份证。陕西省图书馆如果不借书，只看书，是任何人无需任何证件都可以进的。国家图书馆的书还蛮多的，别的我也看不懂，找了文学书的架子，随便抽了几本书翻了翻，心里乱着呢，食宿无着，看不进去。平常没人打电话，可是那一会，居然有两个人给我打电话，一个是健身顾问，说晚上有肚皮舞，姐你来吧。我压低声音很骄傲的告诉她，我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而前一晚，我还赶到了健身房，飞奔进教室，观看了当晚最后十分钟的肚皮舞课程。健身顾问有点无所适从地挂了电话。第二个电话是房屋托管所得经纪人打来的，问，姐，你的房子租期到了吗？我同样像骄傲的小孔雀一样用纤细轻柔的声音告诉他，我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那个未曾谋面的小伙子连表歉意地挂了电话。

在图书馆呆了大概也就十几分钟，我出来了，取了我的行李，原路回地铁站，转四路地铁到鼓楼大街。在地铁上，我细细地看我那张纸，发现到雍和宫的话也有一个青年旅社。我猜想鼓楼应该是在繁华地段，青年旅社的房价肯定高，而雍和宫的这个青年旅社是在个什么胡同，应该便宜，而且还可以体验老北京人住胡同的感受，何乐而不为呢，光看城市有什么好，我还想看看这座城市走过的足迹。出了雍和宫，我见个穿制服的就拿着那张纸问，一个人给我指错了，在错的胡同里，一个大姐告诉我，你这个地方在三道胡同，什么是三道胡同，原路出这条胡同，往前走，遇到的第一个胡同就是一道胡同，然后是二道胡同，最后是三道胡同。等我找到三道胡同的那个青年旅社，前台告诉我，客满了，没床了。那个旅社采光通风不好，有点阴暗， 可沙发上还是坐着一对欧洲青年男女，在看手机。很有些诧异地出了青年旅社，我掏出那张纸，给其他的几个青年旅社打电话，没想到都是客满，包括鼓韵青年旅社。我一下子懵了，青年旅社居然生意这么火爆。那我住哪呢，酒店可是太贵了。我给我外甥女打电话，让她拿她那可以上网的手机给我查一下，我附近还有什么青年旅社可以住。外甥女给我发过来一个号码，让我先打着试试看。我打过去，问你是某某青年旅社吗？对方是一个女孩，她火冒三丈地问，“是是是，你有什么事”。问有房吗，对方恶狠狠地吼了两个字“没有”，然后电话就断了。我热情似火的心有些冷了，这就是北京吗，让你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我难道要在这个我向往多年的地方流落街头吗？继续给我外甥女打电话，她给我发了七八个电话之后，终于有一个电话里的人说有房，一张床一百一。我欣喜若狂地找到了那个旅社，依旧是在一个胡同里，左右两列房，中间一个狭长的细道就是院子，院子上空被透光的玻璃密封着，因此很闷热。那个一百一的床位的房子里面放着两个架子床，可以住三个人，因为一个床是在空调的旁边，可能不便利，没有铺被褥。当时房间没人住。但是这是男女混住的房间，我如果入住，那万一来了男客，我是不可以反对的。脚已经走的很累了，又渴又饿，天也不早了，再找旅馆可能又要费一些周折，还未必能找到，那么就住吧，得过且过。

放下行李，洗了个澡，天色已经有点昏暗了，我出去找吃的。这条胡同可能是酒吧主打胡同，有一多半的房间是酒吧。还有的房间居然卖衣服，胡同里开店卖衣服，这有人来吗？三三两两或者一堆一群的红男绿女悠闲幸福地在胡同里徜徉，酒吧门口甚至是榻榻米的坐席，他们半躺着，喝着酒，那么惬意，我就想问他们，你们吃过饭了吗？你们难道不吃饭只喝酒？这么长的一条胡同，连一个商店都没有，你买一瓶水买不到，但是买酒的话估计可以买到最好的洋酒。走到街面上了，终于看到一家饭馆，写着“山陕面馆” ，一碗面最便宜十元。端上来一看，机器压好的面，白水煮了，泡了几片半熟的上海青菜叶，和着半碗清汤，漂点油花。将就着吃吧。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招小时工，我问多少钱一个小时，女老板说，二十或者三十元一个小时。我来之前想着打半天工，逛半天，这样把住宿费挣回来，真来了，还是不愿那么去做，工钱太低，也太累。

一 整天了，火车上吃了一袋子超市买的油炸花生米，再就喝了些水，这顿面是一天中唯一的一次正餐，可是因为味道欠佳，我还是难以下咽，硬是勉强自己吃完了最后的一根面，去超市买了一点水果和水，回了旅社。我换下汗渍斑驳的衣服，去洗了一下，然后去二楼的晾衣杆上搭。我头顶二楼的房间住的是南方人，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在外面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问小孩，嗨，你好。两个小孩谁都不理我，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房间里立即冲出来一个穿长裙的高个子老女人，用呜哩哇啦的广东话呵斥小孩：“谁让你到外面来的？”男孩回答“我想看一看”老女人威严地质问孩子：“外面有什么好看的”，在这些霹雳雷霆的话语之间，老女人已经扯着两个孩子进了房间，门啪地一声无比响亮地关上了，帘子“噌”一声拉上了，他们进入了一个安全的城堡，我这个威胁安全的“恐怖分子”被老女人愤怒地隔离了。

心里很怅惘，这人都怎么了，我不过是看着小孩可爱，逗孩子说说话而已，我能在院子搭衣服，就是旅社的住客。难道我会拐了孩子？我向来是以弱者和善者的身份处事的，怎么在那个高壮威猛的老女人眼里，瘦小的我这么值得防范。

开了空调躺下，还好，没有新房客入住我的房间。

八月七日清早起来，问老板，去长城怎么走。老板是北京本地人，说着缭绕圆转的北京话，“您可以坐地铁去，也可以坐公交去，我还是建议您坐地铁去。” 那我就坐地铁去吧。到了去长城的地铁站一看，人排了老长的队，因为下雨，队伍被五彩斑斓的伞遮盖着。广播里喊，九点三十前往长城的地铁票已经卖完，下一趟车是十点五十的。当时还仅仅是七点多不到八点。我才不愿在雨中等待呢，我没那么浪漫。按照牌子上的说明，我去坐公交。到了公交站点一看，车是一辆一辆发，相隔甚至不到五分钟。可是要想上车，需要排很长很长的队，在队伍里走了很久才知道，这个队伍的终点是坐长城公交那个队伍的起点，这个队伍排到头，才有资格排那个队伍。我们的这个队伍下行，那个队伍上行。两个队伍紧贴而平行，但流转方向相反。在队伍的旁边，隔一段就有一个男子在喊“有不愿排队的来坐拼座了，不愿排队的坐拼坐了”。我看上行的队伍中有一截空缺，某一个人走慢了，让队伍断线了。我偷偷地转身进了空缺的地段跟着往前走，那个喊拼坐的男人立即大喊：“插队的，出来，”我乖乖地回到原来的队伍，很怨愤地看了一眼他，他也正凶暴地看着我，估计是拉不到拼坐的，很恼火，我给了他发泄的机缘。

终于坐上去长城的公交了，我如释重负。车座有些湿，可能是前面坐过的人的雨伞弄湿的。公交车穿过北京城一路徐缓平稳而行，我看到一个 现代摩登的城市，高楼，高架桥，穿梭不断的车辆，北京，我来了，可是城市和我隔了一层纱，我只能在路上，车上看看它，而无法进到某一个房间，和某一个认识的人说两句话，我是局外人。

我以前以为长城就是长城，长城只有一个。然而沿路过了一个水关长城，一个居庸关长城，看来长城是分阶段有不同名字的。

车到了八达岭长城脚下，下了车想起我把伞忘在了我面前的车座后背的网篮里，我回到车上取，后下车的一个家庭的人看到了，十几岁的儿子意外惊喜一般告诉他父亲，看，谁把伞忘了，他的父亲和母亲会意地笑了，自豪地看着儿子。儿子探身取了我的伞，拎在手上，我立即高叫:"我的伞，谢谢”。儿子的笑容消散了，很失落地把伞递给了我。

我之外的其他人都有伴，只有我是孤身一人，买了一个熟玉米，三元，坐在路边的石头台阶上，吃完，喝了些水，我向着长城，出发了。进了检票口，登上长城，可南可北，好像北边的长城险要一些，那就北吧。人真多，挨挨挤挤，阳光很灼热，伞打着很不称意，因为总是会和别的伞相碰撞。索性不打了。耳中全是四周人说话的声音，听的比较多的是东北话，那么缭绕，好像专门把声音往高，往细的挤一样。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不用问前面是城楼，门洞窄，堵住了。头顶一个火球烤着，身边人挤着，心里很烦躁，一点都不想逛，就想站在长城的护墙上跳下出，跳出这个毫无乐趣，只能被裹挟其中的队伍。好不容易到了顶端，出了长城，从长城墙外沿墙下山，人松散一些了，心情好极了。回到长城入口的时候，觉得几十年了，第一次来长城，而且以后很可能不会再来长城。就这么走了蛮可惜的，于是又向着南长城攀登，这边人少，一直没有被堵住，喧闹声小，我也可以听到广播里的长城介绍。我掏出随身带的纸笔，想记下一点长城解说词，结果也就只记下了那么一点只字片语，“长城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军事建筑”“长城代表了我们的民族精神”“秦王暴虐，功在后世”等等。

下山后乘坐公交返回市里，旁边还有到十三陵和水立方的公交，我犹豫了一下没去，一个是时间晚了，太累了，一个是我对帝王陵墓不那么热衷，陵墓是死的，那就是个建筑，里面那个腐化了的人 才是值得人去了解的，可是那个人我看不到，要了解他只能在书本上了解，那我又何苦去看那个不能显示任何信息的陵墓呢？下了公交车，是下午四点多，阳光依旧热烈。我站在车流呼啸的大街上，不知道该去哪。住宿费这么高，应该最大程度的利用天光多去几个地方。去哪呢，来北京两天了，又是坐公交，又是坐地铁，怎么也没见着天安门，这天安门在哪里呢？我进了地铁站，问了站务人员，人家说到前门大街还是什么地方下，出去就能看见。走出地铁站，终于看到了在书本，电视上看到过无数次的天安门。就是那么一个广场，很大，要想进入广场，要经过安检，行李安检，人也要被安检器刷一遍，好像随时有人会炸毁天安门，因此需要严加警惕一样。进入广场，我看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高高耸立，笔直而威严。纪念碑后面那个建筑说是毛主席纪念堂，侧面的建筑是中南海，另一个侧面的建筑不知道是什么，听不到周围的人说，我也没有打问。正前方不用说，就是城楼，城楼正中间是毛泽东的照片，左边一句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右边一句话，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但是从广场不能走到城楼下，在广场和城楼之间隔着一条街道，街道这边用栅栏封着，街道那边用栅栏封着，我想让谁给我拍张照片，环顾左右，我相中了一对母女，母亲五十左右，女儿三十左右，女人和女人好沟通，我把打开的相机递给母亲，请求她给我拍张照片，这个女人世故老成地摇摇头，一脸的鄙视，看着别处。那鄙视的表情似乎印现着心里这样的话语：“别想跟我玩花样，我不上你的当”。我有点受打击，怎么回事，在毛泽东的目光注视下，难道还是有骗子需要防范，我怎么又被当成坏人了，我长的像坏人吗？我在原地另找了一个男人给我拍照，我看着前方，想露出一点愉快的表情，可是我的前方就是那对母女，母亲仍然是鄙视的表情得意洋洋地看着我，好像觉得，“瞧，这个骗子骗别人去了，有好戏看了。”我无论如何愉快不起来了，天底下到底有多少坏人，值得这样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人。被猜疑和戒备的感觉真不好，可是我们自己也在教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小心人贩子把你卖了。

快到降旗仪式了，国旗台的围栏边已经挤满了人，我这样的低个子是别想看到国旗手的。我身边一个山东男人带着家人，可能是想让他的孩子看到降旗，他很客气，很讨好地对前面的一个男人的后背说，这个老大哥个子高，站后边也能看到。那个男人头都没回一下，山东男人又说，前面的老大哥个子高，要是蹲下来看就不挡后面人了。那个被尊称为老大哥的依旧纹丝不动。我心想，别求别人了，求也没用。

离降旗仪式还有二十分钟，看降旗的人满怀虔诚地等待着。我不想等了，我没这个耐心。我沿着广场的围栏往前走，走到了地铁站，这时间还有点早，去哪呢。我看了半天地铁站点，给我选定了一个好地方---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