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战发作在何时？和平失败的四大缘由
城濮之战，是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晋、楚两国在魏国城濮（山东鄄城西南）地区进行的争夺中原霸权的首次大战。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避楚军锋芒。子玉不顾楚成王告诫，率军冒进，被晋军歼灭两翼。楚军大败。
战争时间：
公元前632年：周襄王二十一年；鲁僖公二十八年；秦穆公二十八年；陈穆公十六年；蔡庄侯十四年；郑文公四十一年；宋成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齐昭公元年；晋文公五年；燕襄公二十六年；卫成公三年；曹共公二十一年。杞桓公五年。
战争经过：
城濮之战的经过
子玉率军急进，依托丘陵险阻扎营，两军对峙于城濮。晋文公退避三舍，既是报答以前楚成王给予的礼遇，也是运用"卑而骄之"、"怒而挠之"的诱敌之计，子玉上钩了。[2]
楚子玉派大将斗勃向晋文公请战说："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晋栾枝答词却相当谦恭："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2]
城濮交战时双方的阵容是：晋三军，即先轸为元帅，统率中军，郤溱辅佐，狐毛统率上军，狐偃辅佐。栾枝统率下军，胥臣辅佐。楚国也是三军，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统率中军。子西（斗宜申）统率左军。子上（斗勃）统率右军。楚的仆从国郑、许军附属楚左军，陈、蔡军附属楚右军。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子玉狂傲声称："日必无晋矣。"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晋军进占楚军营地，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
城濮之战的结果
城濮一战中，晋国大胜，晋文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
再之后，晋军进入郑国衡雍（河南原阳县西，当时在黄河南岸），并在践土（距衡雍较近，当时亦在黄河南岸，在河南花园口黄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宫，向襄王献俘。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要求诸侯"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晋文公在"尊王"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
城濮之战的影响：
楚
之前，楚国的势力差不多已经蹂躏了整个中原，黄河下游的大国，如齐如宋都被楚所侵略，鲁、卫、郑、陈、蔡等国都已投降了楚人。一面狄兵也曾攻入王畿，逼得周天子蒙尘。……城濮一战，楚军败绩，南夷的势力即退出了中原，北狄的势力也渐渐衰微下去，于是华夏国家和文化的生命才能维持。
晋
晋国击破了弥漫中原荆楚入侵势力，压迫其退回原有之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使中原复呈安定之象。于是中原诸侯之逼于威势而附楚者，鲁、曹、卫、陈、郑等国皆脱离楚国复回至中原集团，听从晋国之领导。[6]后，晋国举办“践土之盟”。此次盟会，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并给了晋文公“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的任务，晋拥有了代表周王室行使征伐大权的“尚方宝剑”。
战术应用：
城濮之战开始前，晋国就定下了“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这样一个总的作战方针。
第一阶段先从卫国下手，初战取胜，为晋、齐之盟奠定了基础，也逼迫鲁国从楚的阵营中分化出来。
第二阶段围曹，入曹。至此，附于楚国的曹、卫两国都被征服，大地削弱了楚国的力量。接着又用先珍之谋使齐、秦两国“喜赂怒顽”，与晋结为联盟拒楚，以解除晋国的后顾之优。在第三阶段与楚国的正面交锋中，晋国恰当地选择了战场，避开楚国主力部队的锋芒，以下军之佐首先对组成楚右翼部队的陈、蔡两国军队发起进攻，楚右师战败。然后以“伪循，诱敌深念以上军合攻楚左翼部队，楚左师溃。这样晋国就造成了事实上对楚的优势，掌握了主动权，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从而取得了最后决战的胜利。《左传》城溉之战的描绘令人信服地
使我们看到，晋国的每一步胜利，都是同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作用，适应客观规律，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分不开的。战争是敌我双方力皿的竟赛，但力量在战争中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变化的因素。人的主观努力，指挥员的能动作用的发挥，战略战术的恰当运用，对于敌我力盆的转化，都起着极大的作用。孙子主张在作战指导上要“致人而不致于人”，主张“庙算”。孙膑主张“变”、“权”。《左传》通过城濮之战记叙，在主、客观关系的间题上，形象地反映了和孙子、孙膑同样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4]
战争失败的四大原因：
内部关系
晋文公长于收揽人心，一即位就采取子犯“入务利民”的建议，使民；教民以“义、信、礼”，使民能为己所用。因此，从围曹救宋，拘楚宛春复曹、卫，到决战城濮，晋国君臣将帅无不认真运筹策划，甚至连役卒舆人也主动献谋出策。内部和睦，君臣同心、军民协力，为晋国创立霸业奠下坚实的政治基础。反之，楚国君臣对战争形势的估计和意见不一；子文传楚军统帅之职于子玉，蒍贾却不认为子玉能胜任；面对晋、宋、齐、秦的联盟，楚王“知难而退”、“楚众欲止”，子玉则非战不可。内部矛盾，君臣不和、军民不协，抵消了应战的力量，这是楚军自取灭亡的主要原因。
外交策略
在外交上，晋文公长于争取与国。他打着“报施救患”的旗号伐楚，一方面赢得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好感和信任，另一方面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领地范围，达到“取威定霸”的目的。接着，巧施“喜赂怒顽”之计，利用楚国与齐、秦之间的利害矛盾，争取齐、秦的联盟，以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后又“私许复曹卫”，使曹、卫“告绝于楚”，以瓦解楚军的联盟；开战时，又采取克制态度，对楚履行若言，先“退三舍”，后发制人，使自己处于理直地位，获得政治上的主动。反之，楚国为夷国，处于被周王室和中原诸侯排斥的地位，尽管宋、曹、卫等小国在其强权下屈服，但一遇晋国与之相争，便迅速向晋国靠拢，楚国也因此陷入众叛亲离的被动局面。
军事谋略
在军事上，晋军战略正确，指挥有方。如前所说，晋军一开始就采用“退三舍”之计，先避开楚军的锋芒，使其骄纵轻敌；后抓住彼竭我盈的机会，选择有利的战场，赢得主动权。决战时，晋军避强击弱：先“蒙马以虎皮”，使楚右师溃；再用佯败之计，虚设“二旆”和“舆曳柴而伪遁”，诱敌深入，而后反攻夹击，使楚左师溃；最后逼使子玉收兵。反之，楚军的战术不如晋军灵活机动，缺乏清醒、明确的认识，**察觉出晋军的退却是以逸待劳，反而轻敌中计。另外，由陈、蔡等国临时构成的军队实为乌合之众，斗志涣散，根本不能与训练有方和骁勇善战的晋军相提并论；而左右军受攻击时，强大的中军竟按兵不动，坐等晋军将其各个击破，这就使楚军的优势逐渐化为劣势，终于全面失败。
人的因素
政治、外交、军事固然是战争胜负的重要原因，但在以弱制强的战争中，人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早年的流亡生活为晋文公累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以至他对战争态度谨慎，谋虑周全，知人善任，从谏如流；身边的贤臣良将，如先轸、狐偃、**衰等，不仅具备高超的道德修养、军事素质和谋略智慧，而且恪尽职守，信念一致，为城濮一战称霸的运筹和胜出起了极大的作用。反之，楚成王处事尚欠稳重，首鼠两端，对战争抱存侥幸心态，对子玉的出战不坚决加以制止；而子玉虽有一定的政治才干，但治军残暴，刚愎自用，骄傲轻敌；只为消“谗慝之口”，不顾国家利益坚持出兵，视战争为儿戏，这就注定他最终被覆灭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