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笔记之三
父母以知青的身份带着我们三兄弟到乡下时，正是寒冬腊月。生产队给了我们一套公房，大概百多平米，带来的家什不多，足够安顿我们一家五口。时值文革鼎盛时期，但山里人纯朴的本性没丢。
不几天我们兄弟仨就与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玩熟了，孩子们的父母也喜欢我们，特别爱逗我们说话，学我们讲话的腔调和口音。冬至过后，家家户户开始杀年猪，本院子的都相互请吃一顿，叫着吃杀猪饭，临别时还送上一块三两斤重的“礼行肉”。一个冬天，我们的生活就靠邻居们的“礼行肉”改善了。母亲十分过意不去，决定来年也喂头年猪，给邻居们一点回报。
次年春天，母亲从队里的饲养场抱回头仔猪，黑不溜丢的，不讨人喜欢。母亲还为它搭了猪舍，圈养起来，还要我们三兄弟每天打柴割草。远离了课堂，起初的新鲜感一过，我们兄弟仨对打柴割草缺乏了积极性。
母亲更累了，白天下地干活，晚上还要在油灯下为一家人做饭，饭后还要宰猪草煮猪食，有时还得为我们缝缝洗洗。父亲调来的学校也是半工半读，有时可以连续好几天不上课，可父亲不谙农事，时常有种深深的失落感，一有空闲便拿起钓杆到小河边钓鱼，我们兄弟仨也常去凑热闹，大好时光都用在了钓杆上，把打柴割草的事甩到了脑后。
那一年我们家的年猪只杀了140多斤，还必须割一半送给食品站，留下来的做成腊肉才是一家人一年的肉食，屠夫说这是他杀的全村最小最瘦的一头年猪了。母亲躲在厨房流泪，请的邻居都说忙没来吃饭。但母亲心里明白，邻居们是嫌猪小，来吃了杀猪饭，每家再送一块礼行肉，我们家的日子咋过？看着辛劳一年到头的母亲独自伤心，我们兄弟仨互相埋怨，都为一年来的偷懒羞愧。
第二年母亲又买回一头小白猪，发誓要喂成全村最肥的一头年猪。一旦我们兄弟偷懒，母亲就拿细竹条抽我们，帮助我们改掉偷懒的坏毛病。功夫不负苦心人，年底这头猪杀了420多斤，母亲把左邻右舍都请来吃饭，满院子都飘着欢声笑语。屠夫说这是全村最大最肥的一头年猪了。也只有这次，我们兄弟看见母亲第一次喝了点酒，红光满面，很精神。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我们一家人又陆续地离开了村子，刚参加工作时，也有老邻居打电话或带信请去吃杀猪饭，但大家都是越来越忙，真正去成的时候很少。到现在这年头，日子过得像芝麻开花，天天过得比以往过年时还好，一户农家一年里也可能杀几次猪儿，谁也不会在乎“打牙祭”的一顿杀猪饭了。但是，请吃杀猪饭的情谊却留在了我们的记忆里，成为我们的一个温馨的回忆，潜移默化中指导着我们的为人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