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吃“派饭”的日子

一到吃蒸腊肉的时节，下乡插队吃“派饭”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那是1976年3月的一个下午，我和另一名知青小沈被安置在地处皖南丘陵的宣城县洪林公社万村大队杨家塘生产队插队落户。我两各自背着背包，手提大大的圆鼓鼓的塑料包，在生产队指导员的带领下，精神抖擞地走出了公社大门。我们在和煦的阳光下，迎着阵阵清馨的微风，徒步5华里的弯弯曲曲的田埂道，田埂两旁的小草懒洋洋的注视着我们的路过。我们到了生产队，队长满面愁容地在家里接待了我们。一番寒暄后，他和指导员把我俩带到离他家不远处的茅草屋牛棚里，牛棚两开间，外间是拴牛和牛吃草的地方，隔着一道土墙，里间放着两张竹床，床上铺了一层厚厚的草垫，屋里没有炉灶。队长和指导员帮我俩很快铺好了床铺，队长坐在我的床上，轻声慢语地告诉我们，如何在社员家吃“派饭”的事宜。“派饭”一词从此填进了我脑海里的词典。所谓“派饭”，就是生产队安排外来人员来队的临时性就餐，在社员一家吃一天。

这年赶上倒春寒，社员家门前屋后巴掌大的自留地里，菜秧刚扬头，只有稀疏的大白菜和萝卜缨缩卷在地上。

我和小沈到生产队的晚餐是在队长家吃的。我俩和队长家人在一盏煤油灯下，围坐八仙桌(四方桌)边。我端着饭碗，望着桌上的一碗青菜和一碗萝卜，萝卜在微弱的灯光下显的更加苍白。我俩用萝卜裹着米饭慢嚼细咽。顷刻间，我高中毕业后的兴奋与自豪猛然间被惆怅、彷徨洗刷的荡然无存。不一会儿，队长喔里(夫人)从灶台处捧来一大蓝边碗蒸菜，放在了桌上。啊，是腊肉，我霎时忘却了凄楚，小沈的脸颊也露出了微微笑容。腊肉的飘香，使我仿佛看到满屋亮堂了许多。队长儿子立马起身，伸手去检腊肉，被队长喔里用筷子迅速挡住，并告诉儿子，让我俩先动筷子捡肉，她儿子横着脸放下碗筷，嘴撅的能挂油瓶，起身向门外走去。我俩尴尬地在蒸腊肉的伴随下，狼吞虎咽般吃了两大碗饭。

此后，每天收早工后，就有一户社员领着我俩去他家吃饭。

16户的社员收入，只靠仅有的70亩水稻和饲养不多的家畜出售，维系着生命与生活。但社员家家传承着热情好客的美德，对安排我们的“派饭”， 隐埋着苦楚，毫不吝啬不甘落后，从心底让我们比在前一家吃的丰盛，他们用腊肉和其它菜做出不同的佳肴来。每当他们悄悄地问我俩吃的如何的时候，我俩总是点头示好 ，此刻在他们苦涩的脸上呈现出了灿烂的笑容。

吃“派饭”，使我最难忘的是在一家三口不吃“长眼睛”菜的社员家里。那天“派饭”轮流到他家了，他家婆娘(老婆)悄悄地让她幺妹(妹妹)在自家蒸了一碗腊肉伴咸鱼送到她家来给我俩吃。我俩见此情景，久久不愿意动筷子捡腊肉，在他们夫妇一再说明和劝说下，我俩窘迫地动了筷子。第二天，队长知道了，再也没有安排我俩去他家吃派饭了。

43年，弹指一挥间。新年伊始，我驾车携老伴去了我久别的第二故乡--- 杨家塘生产队。映入眼帘的是家家户户楼上楼下电器满堂，门前轿车停放。餐桌上摆放的是品种丰富的绿色菜肴，蒸腊肉已不是他们所期盼的唯一佳肴了。正如72岁的老队长精神矍铄眉飞色舞地告诉我：“是改革开放，造福了村上家家户户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