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之“我的家乡”
人生如船，梦想是帆，每个人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梦想。一个缺乏梦想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梦想的“个人”没有未来。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没有梦想，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志。但是，梦想的话题并不那么简单。因为我们同属于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梦又与国家民族兴衰荣辱紧密相连。因为国家好，我们才能好。
我的家乡位于甘肃省永登县树屏乡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上世纪一九七九年，也就是中国农村响应国家号召，包产倒户，实行生产责任制的那一年，我出生在农历的闰六月，我一出生就分得了三分水田地，八分山旱地，在当时来说赶上了大好时候，有福之人。
当时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反应了人民生产、生活、物质极度匮乏的写照就是“给一个英雄最好的奖励，就是请他吃一顿饱饭。有了土地，就意味着告别了忍饥挨饿的日子。那一年村里大会小会不断，天一黑，饭碗一撂，人们三五成群，熙熙嚷嚷、男女老少纷纷涌往大队部，吵嚷大半个晚上。据当时担任队长的一位本家爷爷说：那情景只有在土改和农业合作社化时出现过。
他当时是痛苦的，当年搞合作化时，他曾是村里的领头人，一切由他说了算，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用热烈的感情把乡亲们聚抡在一起，而随着政策的变化，集体的解放，大家散了伙，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他处在一种不理解和反对状态中，同时他又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历史政治，政策的瞬夕万变，给当时的人们对任何事物都怀有一种极度的不信任心理。而一个人卑微的力量和自私的心态怎么能挡住一个时代的宏伟计划和发展道路呢。在长辈们的记忆里我悟到了他们当时对生活、命运的抗争和疼痛，那种疼痛烙印一样在他们记忆深处，历史的、现实的、生活与生存的并列。
时间转眼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整个国家的政策都已放宽和改变，我的家乡那个贫困的小山村却依然如故，唯一的变化是实行生产责任制后，解决了温饱而已。由于地稀物薄，没有副业可发展，村人的生产、生活无法提高，只能守望着几亩薄田过日子。记得那时我们一家六口人，一年生产总量一千多斤，人均年收入一千多元，大多数日子是以苞谷面，糜面充饥，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白面和一顿大米饭。每年青黄不接之时，父亲还要往家买两千多斤小麦。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国家政策的开放，村里有了条件好的一部分人，他们是属于当时的投机倒把，走私贩卖的时代的弄潮儿。对于祖辈安生立命于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是有胆识、有能耐、有头脑、胆大妄为的历害角色。
时间飞速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条西之兰州，北通新疆的高速工路要经过我的家门前，改变村里人的命运，改写一个古老小山村历史性的一页翻开了。整个方圆百里沸腾了，整个乡镇兴奋了。蹲在墙根下打瞌睡的人们精神抖擞了，他们不在神情恍惚、无所事事。一时间，人潮汹涌、天翻地覆，热火朝天的修路工程已尽开始。这是一个传了若干年的消息，乡亲们早已不当回事，没想到变成了事实。
炎热天气里热得团团转的羊群，晒的绿油油的麦田，汗流浃背的人群和机器，凌历坚硬的沙石，随风而舞的铁锹、尘土、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父老乡亲，陌生而倍感亲切的乡音汇成了一副热闹非凡的开山辟路图。
那一年我上初中一年级，我用最初的心态和有限的词汇表达了家乡父老乡亲的感慨和热爱。”我的家乡是那么平凡、朴素、而又是那么的自然、真实。我的父老乡亲是勤劳朴实的，他们抓住一个发家致富的机会，用勤劳的放手，满腔的热血努力改变着生活和命运。
为了号召国家对城乡一体化的规划和进程，徐树高速工路只用了三年时间变成了贯穿南北的交通主干道。我的乡亲们也在那三年时间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汗水达到了脱贫、置房的新生活。我突然想到了掘井人，是啊，“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何尝会忘记在那片土地上流过汗、流过血的开路人，有的在意外的事故中永远的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新农村建设、时代发展不可或缺的一个集体，一个队伍，他们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受欢迎的掘井人。他们用布满老茧的双手一镐一镐把希望的路挖出来，把辛劳的汗水抛洒进泥土，铺展在眼前的是一条通天巨龙，沉睡在暖意浓浓的阳光之下。
“到南方地区做牛肉拉面”，又成了交通便利之后家乡人时髦的一种置富道路，它最早的带头人是我的一位本家叔叔，由于当时兄弟多，家庭困难，不得不外出打工。管吃住，一年是没有工资的，义务劳动，对钱没有概念的思想，使他们在的创业的道路布满了荆棘和艰苦的脚印。如今我的家乡，那片我热爱的土地已经被高速工路、手机、互联网、超市、汽车、小二楼等等这些现代化的信息元素、蒸蒸日上的生活方式所取代。
让我们在“二零零零年的第一天热情的拥抱吧”，这是九十年代末写在同学录上的一句激情、响亮的赠言。那时的我们对新世纪的到来充满了向往和期待、憧憬和梦想。实事正如我们所希望的一样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加入世贸组织、航天载人飞船的发射，使我们见证了国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鹏程万里的飞速发展。未来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创作者：孙正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