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故乡例子
村北头刘昌永口音是上海口音夹杂着我们当地的土话，很是难懂，我们小时候总是喜欢模仿他说话，家里大人总是不太悦意，大约是怕正在学说话的孩子们口音也变成了“外乡客”罢。
刘昌永的头发是剃成那种前半额没有头发的那种发型，据说他家是大清国王室的某个支室。对于这一点，他本人是没有老刘头不是我们村人，饥荒年从上海逃荒过来的，职业是一个铁匠。会用洋铁皮卷各种日常东西，例如铁桶，洒水壶，舀水用的马勺，等等。一块块的洋铁皮在他的手里好像一张纸一样，被他随性地制作成周围村落各家农村人的一些生活用具，相比较于传统的李铁匠家的很很粗制的用品，他做的器具有外观的美还同时兼有一丝丝的灵气。
在此之前，村里平日里大家用是用木头箍的桶，做法大抵就是村子里李铁匠用铁锤敲出来的细铁环，再加上切割成圆形的木做底，条形的木条被铁环箍住做桶圈，这样做的桶，一双桶的重量就超过了一桶水的重量，很是笨重不好用，且过个一年半载总是要拿去花钱补桶。铁皮桶就不一样了，轻巧好用。那时，周围十里八村一时之间都以有一件刘氏出品的洋铁皮桶为傲。
记忆里，我大约是跟着一群好奇的小伙伴去过他家的窑洞，这是一座面南的院落，正面有三孔大窑洞，院子里面种着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小花，不像我们当地人，在院子里的空地里，多是种些韭菜，萝卜，豇豆，南瓜之类的菜，总之，一切看起来就是与众不同。偏窑是铁匠的工作室，里面有一张工作台，各种形状各异的搓刀，锤，钳，剪，夹，老虎钳，高级钳工用的工具一应俱全，他先用专用的剪刀将铁皮按图样剪好，敲敲打打间一个漂亮的洋铁皮桶就出来了，然后用不太熟练的当地土话夹杂着上海话的腔调喊叫着，顺手在边上的缸里舀了些水装入桶里，密封效果很是不错，竟也真是滴水不漏，在乡人们的惊叹声里接过报酬，他脸上一脸的淡然，继续做下一个活儿。
刘老头做的桶经用，也好看，桶的大小可以订制，也可以先欠钱，于是，十里八村的传统木桶差不多在两三年内全换完了，旧的木桶劈了当柴烧，桶上的铁环被小伙伴们则拿着满村子跑，男孩子人手一个滚铁环玩儿。
手艺人的日子相比于普通的种地为生的农民家庭自是好的多了，周围村落里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找他做一些活什，老刘家的日子在我们当地那是很红火。
那时，乡间物质资源是极缺的，小伙伴们都没什么玩，总是去他家捡一些三角形或是圆形废弃的铁皮边角料当玩具。把铁皮用手折成各种奇怪的形状，相互之间吓唬，彼此之间玩的不亦乐乎，有时铁的废角边将手划破皮流血了，也全然不当一回事，抓一把黄土洒在伤口上止血，接着玩儿去了。
在偏远的大西北黄土沟里，来自上海的刘昌永带着两个儿子一开始独自过活着，就这样在他敲敲打打声里，两个儿子慢慢长大了，长大后的两个儿子只能听懂上海话，已完全不会说上海话了。从他们的衣着，生活习惯已经看不出他们和大上海有任何一点关系了。他们父子在这里扎根生活了下来，偏远，交通落后的村落竟然成了他们逃荒的落脚点。
时局变换，大锅饭年代，老刘家的所有东西全被充公，老刘和所有的人都在黄土坡地上修梯田，吃大锅饭，老刘拿惯了锉刀的手改用了拿铁铣，铁锹，每日里和大伙一起挖土打梗，听着广播里的最高领袖的指示，活的无比地压抑。挣完工分回家的路上，路边是用麦草扎的人偶，上面用毛笔写着“刘少奇”，“邓小平”的名字，村干部和民兵监督着所有农民每天放工后向这两个麦草人吐口水，村人们都听话地给着两个给主席抹过黑的人吐了口水，便回去吃大锅饭。轮到老刘了，老刘没有吐，民兵便轮起铁铣超老刘腿上来了一下，老刘梗着脖子一歪一歪地走了。连着三日，老刘腿上挨了三次铁铣，硬是没有吭一声。
后来，村小队长不忍心了，每次就让老刘在大伙收工后在后面收拾场地里的红旗，喇叭等物件，就不用去唾口水了，小队长私下说，这个上海佬是个“硬怂人”，不了了之了。佩服之余，便看得出他于众人的不同点，在家人一致反对声里，将他自己的子嫁给了这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外乡客。后来，承包到户时，按村里人一样的待遇给他们分了地，报了户口。
时局如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旧时住在黄土塬上的人嫁女子，多将女儿嫁给川道人家，川道人家离水源近，庄稼收成比塬上人家好，日子看起来很是不错，等到八十年代后，塬上交通好，路平整，日子一天天的比川道人家好起来了，川道人家交通诸多不便，外出不易，日子一天天的比塬上人家差了，九十年代后，川道人家嫁女儿则都嫁往了塬上人家。这一切就像一个轮回，所有颠倒了过来。
转瞬，时间到了九七年左右，各个电视台上轮番播放着香港回归的新闻，我那时正在上初一，刘昌永上海的二儿子来村里了，这个消息对于村民来讲是比香港回归更具新闻性，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个上海的外乡客，当初在上海老刘是有老婆的，刘昌永原是在一家大型的工厂上班做钳工，一家有三个孩子，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被厂子里开除了，家里便揭不开锅了，刘昌永只带着老大，老三外出讨生活，就这样一路到了我们大西北，娶了当地的女子，生了女儿，便在当地定居了，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上海，直到客死异乡。
刘昌永家的老二和他的姆妈被扔在了上海，没有收入的母子两人便一直在上海的弄堂里乞讨度日，时间改变了很多事物，时过境迁，在上海的刘家老二，因为有上海户口，也有上海的老房子，日子自是越来越好，姆妈去世，没有等到远走他乡的父亲回来，待到成年结婚时，也没等到远走他乡的父亲回来，虽心底里仍然还记是记恨远走他乡的老父亲，但刘家老二还是忍不住找了过来。
历尽各种苦难的刘家老二，走过父亲刘昌永居住过的窑洞，走过父亲走过的乡间小路，一直走到父亲的坟地前，刘家老二嚎啕大哭，在坟前喃喃地说着当地人一句也听不懂的上海话，末了，长跪磕头，将身上所有的钱全掏出来给了还住在村子里的老大，老三，便头也不回的走了。
再见已然变成一捧黄土，父亲走了，所有的恨也走了，刘家老二再也没有回来过。从上海一路飘荡到大西北黄土高坡的老刘，永远也回不去他梦里的大上海了，他在西北的黄土地里慢慢地变成了一颗尘埃。
现在，每次回到老家，在村子里有碰到满头花发的从外地逃荒而定居在我们村的老年人，打招呼时，他们的声音里还是带着他们固有的浓浓的乡音。远有上海口音的，有河南口音的，近有同省但在千里之外的张掖，威武口音的，不一而足。
当然，真相还是让人有些很不舒服，我们村子里除过刘昌永这一家人，其他留下的外乡人则只是女人，也就是说，那时有从河南，甘南藏族，北边张掖武威等地逃荒的人，只有他们的女儿留在了当地，具体的原因自是不言而语，只能是因为了不再饥饿，继续活下去，嫁给了当地的农民就是为了有口饭吃，时间从她们脸上抹去了曾经所经受的苦难，她们在当地生儿育女，在当地倔强的生活着，我也曾问起过她们，有没有想过回去她们的出生地，老人们则是一脸的伤心，多数则是说了一句话，少则无语，马上就转移了话题，这句话就是：找不着路么。带她们一起出来逃荒的长辈们，为了口活命饭，将她们给了当地的农民，而长辈们，兄弟们带着用她们换来的粮食也不知道流落到了那个地方，从此各天涯。恨么?老人摇了摇头，抹了一把有些浑浊的泪，再也悄不做声。
对于她们来说，故乡永远成为回不去了的地方，而落地的外来户自已好像总觉得比当地土著要低一等似的，都极为谦逊，在和同样年龄的人打招呼总会叫别人叔。
至于，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地方的人会来到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呢，大约是交通不好，偏远，所有的战乱，饥荒发生时，这穷乡僻壤没人关注，这里的人大抵还是有口吃的，于是在那个年代，像老家庆阳，还有相邻的陕北便来了众多的逃荒人。
现在，时局就像一场场足球比赛，没有人永远踢主场，以前刘昌永带着两个孩子从上海步行出发到我们大西北讨生活，如今，定居在西北的刘昌永的侄子，孙子和我们这些西北土著大都出来，又去上海，深圳这些地方讨生活，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漂泊，我们都像先辈一样，也是这时间轴上一粒小小尘埃，每日里为生活奔波，不管如何窘迫，但现如今终归是从容了些。但愿，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能回去的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