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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酱缸之父——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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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柏杨,很是偶然。那是在紧张的高考预备中,在一本备战高考期刊中知道的。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自己仿佛找到了知音,“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君王唱赞歌”,这不正是我心灵深处所期欲的吗?虽然比起伯老,我充其量算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愤青罢了。但我依然很高兴,因为从此以后我就不仅仅是他人嘲笑的傻屌愤青了,而是可以在柏老的精神的指引下愤世嫉俗了。

文化酱缸之父——柏杨

后来在新华书店有偶遇了柏老的《丑陋的中国人》,封面上的一段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柏杨说:‘中国人是一个受伤很深的民族,没有培养出赞美和欣赏别人的能力,却发展成斗臭或阿谀奉承别人的两极化动物。更由于在酱缸里酱的太久,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到酱缸的污染,很难跳出酱缸的范畴。’因此他要写《丑陋的中国人》一书,让中国人知道自己的缺点。”可以说柏杨是一个敢于批评自我的人,更是一个敢于说真话而不怕遭受打击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凡是对柏杨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因为说真话他被捕入狱长达十年之久,因为说真话他遭国民党封杀,即使被放出,其人身自由也遭到限制,整天过着受人监督的不自由生活。但是即便如此,他依然不低头认输,虽然形体受到了限制,但灵魂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受到限制的。在受制期间他依然笔耕不辍,写出《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激烈抨击中国人国民性的丑陋面,其写作方式皆非学者方式,不是严谨而逻辑的理性分析,而是凭着作家的敏感与尖锐,随感式却一针见血地刺中国民性格的痼疾。他写这些文字没有遮拦,实话实说,痛快犀利,不加任何修饰,像一张亮光光的镜子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把自己看的清清楚楚,哪脏哪丑,想想该怎么办。他自称“只是指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病在哪里,却没能力去治病救人”。我认为不要说是柏杨,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去根治一个社会留下的病根。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人的事,这需要全体国人的共同努力。但是柏杨能够站在一定的高度来深刻剖析自己的国家并毫不掩饰无所顾忌的指出来。他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就像皇帝的新装里的小孩,说的是大家知道却没有人敢说的真话,流露出的是他纯洁的爱国心。

“为什么我的 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这句诗用在柏杨身上是再妥帖不过了。

在《丑陋的中国人》里,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演讲,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丑陋的中国人》),我问同学会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有问题?’我说:‘你去训导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有问题人物,又讲这样一个问题,那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后,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过那个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下?训导处认为很难听。’接着他又把拟定的一个很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问我同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后我就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诺。结果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几句话,以后就没有了声音。”对于这样一个故事我想是不需要用任何语言来评论的。我们从中也可以得知,为什么在中国不论那机关部门或公司在开会的时候讲的大都是空话大话套话了。没有人愿意听真话,所以大家宁愿做一个阿谀奉承的俗人,也不愿意做一个敢说真话能说真话的君子,因为怕打了饭碗。

柏杨还说:“中国人,自傲、自卑,就是没有自尊,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更恐惧独立思考。没有是非,没有标准,只会抽风发飙。然后大家一起和稀泥。”“脏、乱、吵,窝里斗!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就成了一头猪!”“酱缸文化太深太浓,已使中国人丧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只是一味沉淀在自己的情绪之中。”“我们希望我们有充足的智慧认清我们的缺点,产生思考的一代,能够有判断和识别是非的能力,才使我们的酱缸变淡变薄,甚至变成一滩清水,或一片汪洋。”试问,除了柏杨还有谁敢如此大胆,竟无所顾忌的把中国人比做猪,那不是往自己民族脸上泼粪吗?自己都这样评价自己了,你让其他国家的人怎么看我们?有曾人如此评价他,“柏杨属于赫尔岑一个多世纪前就批评过的那种人物:”尚未解放自己,却想要解放他人。“因此,替中国文化作病理学分析的柏杨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精神分析对象。 ”“他的文章大多词气浮躁,不无叫嚣谩骂的嫌疑,观点也和民国时期的先辈一样既武断又蛮横,他的着作无论就文学价值还是学术价值都是相当低的”。对于这一点,我是持反对态度的,一个人认清自己很难,更不用说是一个民族了。而柏杨认清了国民的劣根性并指出来了,我们应当持感恩的态度,感恩柏杨的率真、坦诚。实际上,中国人的劣根性早就存在,也有很多人都意识到,但他们只是皇帝新装里的阿谀奉承的奴才,而非那个纯真无邪的小孩。所以柏杨的所作所为值得肯定,值得我们所有国人认真反思。当局者应当纵览全局,引导国人摒弃顽疾,让国人真正认清自我并敢于否定自我,而非扼杀敢于说真话的人。

作家的天性就是批判的,柏杨做到了。但偌大一个中国,能像柏杨者能有几人?柏杨是孤独的,柏老虽被视为“台湾的良心”,但晚年却常有“没人听我说话”的感慨。是的,不管柏杨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他都免不了接受众人的褒扬或贬斥。但我相信无论别人对他评论如何,又如何对他给予磨难,柏杨始终无怨无悔,自己选的路,再难也要走完。冯骥才说:“作家就该在褒贬之间才有价值。”

柏杨在褒贬之间实现了自己的价值。维舟说:“柏杨之后再无柏杨。”对于这句话我们可喜可忧。我希望的是中国人都意识到了自己民族的劣根性并积极的除垢纳新,从酱缸中跳出来,使自己出淤泥而不染。我相信柏老也希望看到那一天。但不幸的是他等不了了,2008年4月29日,柏杨与世长辞。从此,中国文坛和政坛上与可与之闪耀的明星陨落了,且将永不再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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