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走得急的时光

时光染指，刹那芳华。在岁月的渡口莽莽撞撞地告别了金色的童年，再结队撑篙划过青春那拨绿水芳洲，人到中年，不知怎的，竟开始变得多愁善感起来，总会在不经意间与往事重逢。一本书，一首歌，亦或是一句话，轻易地便能让我眼波潋滟，不能自持地落下泪来。暗夜，一个人记忆为炉烘焙那逝去的点滴过往，流光飞舞后蓦然发现，人生中那些走得急的时光大都沉淀在最深的记忆里。

“美浪豆”的故事

我们姐妹六个，打小时，妈就说在我们姐妹六人里就数我爱美。十四五岁时便喜欢盘膝坐在炕上，对着窗台上的那面小圆镜子照来照去的。尽管那时姐姐多，可她们从来不在脸上做文章，毕竟乡下不及城里，物质条件还很匮乏，一瓶友谊雪花膏就已经能够满足她们对美的追求，可我偏是不满足。一盒火柴，一根根地划燃，当然不是为了看火柴头燃烧时瞬间的灿烂，而是用燃过的火柴梗描眉。描得颇用心，一丝不苟的样子。然后再将红纸衔在唇间，上下唇用力一夹，唇便生动起来。“这个小美浪豆!”妈用手指杵着我的脑袋笑骂道。美浪豆!对，我就是颗小小的美浪豆。

那年月除了过年时妈会给我们做新衣服，平日里一件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作为姐妹中的老幺，捡姐姐们的衣服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我那时比较瘦，姐姐们传下来的衣服穿在身上，我总觉得不妥。对着墙上那面印着“社会主义好”的长条镜子，照来照去的结果是，一不做二不休地脱下衣服自己在缝纫机上改。收了腰的衣服再上身在镜子里一照便好看了许多，当然了，裤子也是要改的，踩着缝纫机做这些事情时是要避开妈的，否则一准挨她的骂。当然了也不是每次都能改成功，有好几次因为没调好缝纫机上的针脚，针线扎得过密，偏又有些针脚跑得不直，拆来拆去的便将一条裤子拆出了口子，这时便要将“罪证”悄悄地收了起来，若是妈发现了，就会被什么“败家子”啦，“小穷鬼”啊，这些妈张口便来的称谓压得抬不起头来。

等到九十年代后，条件便要好多了。姐姐们相继出嫁了，我也不用再捡她们的衣服了，即便捡也都是没洗几水，样式也很称我心的，捡这样的衣服倒颇是欢天喜地的。如果自己做主买，我对服装的选择便要挑剔了许多。我十八岁开始教学，虽然每个月只开七八十块钱的工资，但买衣服还是有了些条件的。乌兰浩特那时还没有几家像样的商场，商场也多为平房，常常是揣着钱逛了一天，却找不到让自己一见钟情的衣服。那年月流行什么服装满街筒子都是，我因此而常常心有不甘。天蓝色的背带裤，到脚踝处的黑色长裙，白色的西服套装......别人看我穿了说好看的大都是我选了布料后到服装店缝制的。因而，一天,班上的一个小孩子对我说，“老师，我妈说你跟时装模特似的。”那孩子还小，单纯得不知其母的言外之意，当了好事似的对我讲。但我晓得他妈妈言外之意是，我爱得瑟呗。一个朋友就曾对我如是说，“你吧，得知道，不是啥人都能接受爱美这件事，单位里岁数大的人越多咱们就越应该表现得朴素，不管咋说还是随大流的人招人待见。”妈也常在我耳边念叨，“衣服一定要穿一个星期才能换，别三天两头地换衣服，遭人家白眼。”听她们说这番“至理名言”时，我故意将头点成捣蒜似的，但心里却早将头摇成了拨浪鼓。爱美也有罪?天晓得。别人怎么看我那是别人的事，和我无关。穿上大红的牛仔裤，配上黑色的紧身半袖T恤，吊着马尾穿行在校园里，我走得不卑不亢。我喜欢和自己以外的所有美好的事物相亲相爱，我也只向美好的事物躬身和俯首，至于人言，我选择一笑了之后的安之若素。

“开天窗事件”

提起“开天窗事件”，脑海中自会浮现出一幅画，院落不是很大，一条南北走向的青砖甬道，两旁垂柳婀娜。走进来，整座校园更像是一个传统的四合院。院中最美好的季节便是春季，教室和宿舍的窗下，一株株丁香花摇曳生姿，清香弥散。“开天窗事件”就是在这样一个错落有致的地方，这样一个曼妙的时节不可违地发生了。

在乌兰浩特市教师进修学校脱产学习，是在我参加工作一年后，那年我十九岁。不能不承认那时的自己很任性。入学后的转年春天，学校举行征文比赛，当时教我们现代汉语的王延槐老师作为主办者之一建议我参加比赛，但比赛结果公示后，我只得了一个三等奖。这对于我来讲无疑是当头一棒，我那时固执地以为自己可是班级里公认的才女啊，满腹委屈的我一门心思地以为评委们评奖不公。负气之下，我扬手扯掉了贴在校园宣传栏里我的那篇稿子。和班主任请假后头也不回地坐上公共汽车回家了。

几天后，回到学校我才知道，继我之后，除了获得一等奖的学员没拿掉自己的稿子，其他学员都纷纷效仿毫不客气地扯掉了自己的稿子。可以想见，站在满院子翻飞的碎纸片中，主办这次活动的几位老师是怎样的一脸萧瑟和阴晦。听说当日，王老师在教室里大发雷霆，义愤填膺地大骂我们这种“开天窗”的做法同室的姐妹劝我去向王老师道个歉，把奖品领回来。我摇摇头。后来，王老师来班级上课时把那本获奖日记放在了我的课桌上，他面无表情，不露牙齿地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次评奖不只是我一个人，每个评委老师的欣赏角度不同，有人喜欢散文，有人欣赏诗歌，我不能以自己的喜好决定别人的意见。”然后转身便走，我愣愣地坐在那。王老师是一个性情耿直的人，因为我喜欢朗诵，又爱读书和爬格子，对语文又有那么点与生俱来的小聪明，所以他原本是颇有些偏爱我的，可就因为这次“开天窗事件”，他从此没再正眼看过我，而且，他后来在课堂上开诚布公地坦言，“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你们谁都别让我看不上你，一旦我看不上你了，你在我这里永世不得翻身。”我埋头坐在那里，嘴里咬着圆珠笔的笔杆，后背发凉，当然，班级里全体人都知道他此话的指向。王老师也真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而我偏偏又是个骨子里天生藏着叛逆的那么一个人，后来的日子，我们没有再沟通和交流过，直到我离开那所学校。

一晃就过去二十几年，前段时间一个同事向我提起王老师。巧得很，他母亲生病住院竟然和王老师同室。于是很自然地便聊到了我。同事旋即要拨我的电话，王老师叹了口气，摆手道，“别打了，不打扰她了，知道她现在很好就够了，往事回忆回忆也就罢了。”听同事讲完，我竟陡然酸了鼻子。那个黄昏，我把“开天窗事件”讲给那个同事听，他说，“原来你们之间还有这样的渊源啊，难怪他那么清楚地记得你，他说你很聪明，语文学得很好......”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或者在以后的光阴里能再逢着王老师，我会向他深施一礼，为自己当年的任性和鲁莽向他真诚地道一句,“老师，对不起!”

《寡妇村》风波

八十年代末，有一部电影差点没被列为禁片，那就是《寡妇村》。那是我去教师进修学校的第二年。在同学们的撺掇下，一向谨小慎微的班长思忖再三，终于痛下决心组织我们和另一个班级的同学一起去看《寡妇村》这部电影。当我们两个班级的同学整装待发时，学校教务处陈主任找班长谈话，其谈话的主旨是取消这次行动。校领导认为这部电影缺乏正面教育意义，不适合集体观看。当班长向我们传达了主任的意见后，教室里立刻沸腾了，“人家能放映，咱们就能看。”“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请问咱这里面有少儿吗?”最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谁规定的我们不能看《寡妇村》，不让看也去看。电影开始放映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年近五十的陈主任居然追到了电影院，在黑暗中，他握着手电筒一排一排地照着找，楞是把我们全体“押”回了学校。在操场上批评教育后责令我们全体写检查，而且检查一定要深刻。虽然大家满心的不服气和愤懑，但还是乖乖地上交了检查。我也写了，洋洋洒洒地写了两大页所谓的检查。

第二天，陈主任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理由是，别人都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所在，并且向校方坦承了错误，态度极其诚恳，唯有我顽固不化，还言辞灼灼地给学校提起了建议。陈主任开始时是板着一张脸的，他坐在窗子下的椅子上，阳光洒在他那贵人不顶众发的头上，头顶显得更亮了。我心里暗自发笑，想象着他长满头发的样子。其实，他也不是真心要批评我的，因为他冷着的那张脸最终没板住，说着说着便笑了。正因为我的犯二做法竟然歪打正着地在众多检讨大军中“脱颖而出”，也就是从那时起，陈主任真正认识了我。“这些人，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也就嘴上在认错，哪个心里也没服气。”他抖落着手里的那摞检查撇着嘴慢条斯理地道。“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办公室吗?”我摇摇头。“你还别说，我倒是挺欣赏你的个性，很坦率，文笔也不错，挺适合写杂文。”这样才有了后来的后来，当时在盟内杂文领域里也算得上是领军人物的他，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杂文，也让我的名字第一次在《兴安日报》上变成了铅字。

记忆如割茬的麦地，一茬一茬，新的在不断地代替旧的，风过，好像没留下什么，但在某个时候那些旧茬遇雨就会无预兆地疯长开来。“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读罢，骤然成殇。青春若真的是本书，还可删可增，可它终究不是，去了就是去了，错对与否都无法弥补和更正。人生数十载光阴，于天地万物之中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算了，算了，还是保管好内心里渐少的天真，放弃眼泪，活好当下吧，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