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走来走去的草

好像有一种草，能够走来走去。当气候干旱或者土壤贫瘠的时候，它会把根蜷缩起来，当风起的时候，它会移动起来。一旦环境合适，它就会重新扎下根须，蓬勃地生长起来。但它们的生命力过于旺盛，以至于在它们的范围内“寸草不生”。但它毕竟只是一棵小草，怎么也难以撼动大树的位置，即便有着么一片除了它们“寸草不生”的乐土，那也是少有人驻足的僻壤。

余杰，1973年生人，北大中文系毕业，被称为大陆的李敖、第二个王小波；慕容雪村，1974年生人，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红尘颠倒的江湖游侠；罗振宇，1973年生人，中国传媒大学毕业，资深媒体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死胖子……他们与我同龄，我在不经意间与他们“相识”，立刻便引为知己。

我很惶恐于自己的无知，也很庆幸能够与他们“交流”，能在这个热闹纷乱的世界里，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乐土。可惜的是，在中国大陆，余杰的书基本成为禁书，雪村的的言论也基本被官方“拉黑”，而只有胖子还每天、每周陪伴我。说实话，他们不是一种风格，正如我也与他们都不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独立思考。

思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仿佛已经成了奢侈品，尤其是能够直面黑暗，直面自己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前两年，我以为已经接近孔子说的四十不惑，而现在我发现很多东西没有答案，比如罗素所言的爱情、知识以及对人类痛苦的怜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下比过去和未来都重要。每个人每天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每个人也不可能对前人的得失成败做出客观而又权威的总结，能够对我们负责的只有我们自己。

中国何去何从？老虎认为制度最重要，而我却逐渐认为以人中心的文化最重要。一度，我对启蒙的前途不甚乐观，我甚至认为那些死硬的“保守派”至死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认知，而现在，则如鲁迅先生一样——看透黑暗而不绝望。这些乐观态度的转变，应该归功于那个乐观的胖子，他依稀让我看到渐次改良的美妙前景。

不知道学习西方史的老虎同学是否也认可英国的保守主义（经验主义）以及由此派生的具有自我修复、自我成长能力的英美法系？老虎大概也不认可法国大革命，在革命与改良之间，他可能也倾向于改良。但是改良的方法与路径有没有范本？我想，英美大概比德法更加适合我们。余杰和雪村大概偏于批判，而罗胖则在批判之余更偏重于建设，他从纷乱的历史中竭力寻找到适合我们当下的路，我以为，他的良苦用心不亚于任何一位“爱国者”。

当下的中国，充斥着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他们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我从来便对所谓的“主义”有天然的警觉，对那些妄图凌驾于我“自由意志”之上的“真理”厌恶至极。我从来都率性做事，尽管因此栽了许多跟头。化皮劝我随遇而安，我回他“生命有所坚持，生存则随遇而安”。我以为这也许是在内外两个世界的最好平衡，正如庄子所说“外化而内不化”。木心说，一入主义便不足观，这也是知识分子不干政治的传统。

而在我的认知中，对所谓的“体系”也一贯取其一点或数点，每每发现他们的“不足”。大师的理论往往并不能完全为我提供一把解开众多迷团的钥匙，而当今的时代的发展也早己颠覆了我先前对于“知识”的定位。我曾以为科学可以解释一切，为我们描绘未来的蓝图；我也曾以为哲学或者宗教能解答我生命的疑惑，引导我们追寻人生的终极意义；我也曾以为文学艺术可以引领我进入一个美妙的世界，一处世外的桃园。

可是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比如，我不相信创世纪或者生命轮回，又对达尔文的进化论存疑；比如，我明明知道制度的重要性，而又同时对人性的愚昧深感失望；比如，我知道这世间的伦理道德，但又不可抑制地又相信感情……

我觉得自己正在沦为向胖子所言的“纯粹的自由主义者”，相对于人情、伦理而言，我只相信“真理”——基于人性的合理部分。有位朋友相信“真理”达到执着的地步，她看不惯一切虚假的、投机取巧的东西，即便因此与朋友、亲人“决裂”。我劝她那些东西只要不损害别人的利益，何必太认真。她回答，这是个原则问题，看到这些就像吞了一只苍蝇。

我知道，我们这些人，注定不能学会圆滑，总是忍不住将好恶表现在言语之间。我欣赏纯粹的美，不管它属不属于我，就像我看球从来不看球队或者球星，只欣赏那种行云流水般的艺术。真正的艺术不仅仅是绚烂的绽放，更多的则是毫不张扬的“恰到好处”，就好像防守比进攻更加具有艺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能够欣赏你的人也许总是少数，能够与你真心交流的则是可遇不可求。

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棵走来走去的草，而我又偏偏喜欢树。我在森林里寻找优雅率真的树，随着风听他们低语。很多时候，特别想念我的树，但又不知如何开口。想与他们喝一杯，又怕打挠了别人的清静。而在某几个不眠的夜晚，我用心和自己交流，把那些思念沉淀得醇厚无比。既使那些树在高高的山顶，我仍然相信，总有一天，它们也会静静地听我讲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