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工分到祠堂小学
随着时光的流逝，日子的远去，我们的童年被岁月涂满沧桑，消失在时空隧道。只留下对苦难的追忆和苦中作乐的点滴浪花成为心中永远的思绪，随风飘散…——题记
幸福的童年都是一样的，不幸的童年则各有各的不幸。我们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我的童年虽不是苦难的童年，但仍然是在吃不饱饭的状态下度过的。那些日子总能让人难以忘怀…
生产队虽有数百亩良田，但人民公社的生产制度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社员们出工不出力，生产工具落后，生产效率低下，产量很低，碰上天灾就要绝收，完全靠天吃饭。我们生产队不大，十余户人家，每天早晨生产队长要挨家挨户喊大家起床，然后分配当天的劳动。劳动成果是靠记工分来确定的，每个人的分值是定好的，男的壮劳力是十分劳力，就是说他劳动一天记十分，年纪大点的有九分八分不等，女劳力也是根据身板力气定分值，青少年则减半。每天收工后，吃完晚饭，生产队会计都要挨家挨户去喊大家，“记工分咯!”等人们收拾好碗筷，懒懒散散，陆陆续续来到会计家，大半夜过去了，会计则是先来的先记，后来的后记，每个人当天做了什么事要报出来，会计在账本上给你记上相应的工分。有时农忙白天干活很累，两三天记一次，每个人要回忆昨天前天干了什么活，还要有相关证人证言，会纠缠到半夜去。
除了劳动记工分，其他也有记工分的项目，比如当时化肥少，都是靠积攒农家肥，队里有队屋，队屋里有化粪池，每家每户的屎尿都要归公。一桶粪记两分，一桶尿记一分，屎尿归入队屋化粪池时要找个证人，晚上记工分要作证的。生产队的牛是分到各家各户去放的，也有固定的分值，还有生产队干部出差也是记工分的，队长到公社去开会都要记六分，很是让整日辛苦劳作的社员羡慕。
一年下来，劳力多的人家工分就多，劳力少的人家工分少。到了年终，会计把全年队里的收入和打下来的粮食总产量统计起来，除以总工分，就可以算出每个工分能分多少粮食分多少红。队里除去上交国家的公粮，其实也剩不了多少粮食，因此每家分到的口粮并不多，分红更是少得可怜。分红最少的年份是每工分值一分钱，全家一年的收入就是几十块钱。过个年都不够，来年一年到头都要靠借贷过日子，有的人家平时在队里有借款，到年终分红反而是欠账户。常年累月积下来，欠账不少。后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公社改乡，生产队改村，那些欠账户的陈年账一笔勾销了。
我们家虽兄弟多，但父母让我们每人都去学校读书，因此家里挣工分的就少了，但是周末和寒暑假要多干活，斫柴啊，放牛啊，农忙时拔秧、割禾、栽田啊，这样的活都是要干的。粮少人多，日子要算计着过，否则青黄不接时就会揭不开锅。早饭和晚饭是喝稀粥的，只有中饭才能吃干饭。稀粥太稀，母亲经常用自留地种的荞麦、南瓜、红薯和稀粥一起煮，这样又能吃饱又能干体力活。母亲在河沟里田垄里隔三差五弄些泥鳅啊鱼啊，父亲也经常在外做些手艺活，能挣一些外快。我们就是这样被拉扯大的。
到了读书的年龄，自然要去学堂里读书的。1976年9月1日，我将哥哥读过的一本旧课本用双手捧着，上面平铺着一块五毛钱，怀着虔诚的心，走着碎步小心翼翼的去螺丝丘学堂里报名读书。生产队没有像样的小学，当时的村办小学是放在社员家里，谁家房子空一些，就摆几张课桌一块黑板当一下学堂。老师也只有一个，是我的堂婶。她教一年级和二年级，教学模式是复式教学，一年级学拼音a、o、e时，二年级就写字，二年级学加减法时，一年级就临帖。就这样来回折腾。
刚开学一星期，我正在和一帮小屁孩坐在林家老屋我奶奶的堂屋里玩耍。我望着墙壁上一张《红灯记》的海报墙画沉思，画中李铁梅高举一盏红灯，英姿飒爽，画名叫做《做人要做这样的人》，我想，我是男的，长大后怎样才能做这样的人呢?突然大人们带来了一个晴天霹雳——***逝世了，当时我们虽然还小，但也有一种天塌了的感觉。生产队干部马上宣布公社指令，一个礼拜内不准有娱乐庆典活动。于是露天电影放映计划全部取消，我们在学堂里也不准做游戏和唱歌…
到了二年级，学堂搬到了林家。就在我家隔壁，教室先是放在黑仔的厨屋，后来又搬到对面的队屋里。队屋一头是我们的课桌，一头是碓。到腊月二十几，各家各户蒸糕熬糖的时候，队屋是最热闹的，因为必须用碓舂米。两个人踩，三个人筛，踩的都是青壮年，筛的都是中老年，一箩一箩的糯米，就变成了雪白的糕粉，挑回家放在蒸笼里一层层撒上，又香又软的糯米年糕就蒸熟了。清明艾叶粑、端午箬皮粽、七月半的碱水粑，队屋一年到头都是忙的，直到碾米机的出现，碓才下岗，队屋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只能作为搁置废弃物的仓库使用。二年级时要勤工俭学，我们上山打栗子，下田捡谷穗，到处搜集破凉鞋破套鞋，与“铃铃磕”抢生意。然后把战利品堆到队屋里，交给学校，由老师一起处理。
在家门口读了两年就要升三年级。必须到离家好几里地的大队小学去，学堂设在珠下港胡氏祠堂里。祠堂外墙用白石灰粉刷得洁白，正门上书“广洲小学”四个大字，苍劲有力。祠堂一楼有四个教室，一年级到四年级，还有一个大天井，五年级教室在二楼。
我们小小年纪早上很早起来，背上书包，走过仓下畈田垄，翻过对面一座山，穿过塘口和罗家畈两个村，再过一条独木桥，就到了学校。由于太远，中午是不回家吃饭的，用玻璃罐头瓶子装一点点头天的剩菜，带米到学校，学校食堂负责做饭，柴火要学生提供，每周的劳动课老师就组织学生斫柴，因此有劳动课那天，我们还要带一把柴刀去学校。下午放学后，同村的要一起结伴走，因为一个人翻过那座山是有点怕的。有时候碰到“关学”就惨了，小伙伴们都走了，留下一个人在风中凌乱，只好弯道官田畈走何家堰回家。
读到五年级毕业班要留校寄宿。我们的教室升到二楼，也就是祠堂的一个阁楼，一面是墙壁，一面靠天井。冬天，我坐在教室里，只穿一条单裤，穿一双母亲亲手做的塑料底单鞋，没有袜子，刺骨的寒风从天井吹进来，沿着库管往上钻，整个人冻得浑身打颤。晚上要上自习课，没有电，我们就自己做煤油灯，把用完的蓝墨水瓶子洗净，把牙膏皮剪成条状卷起来做灯管，穿入一段松紧带，倒入煤油，一盏煤油灯就做好了。煤油灯昏黄的灯火跳跃闪烁，伴随我们度过漫漫长夜。
宿舍就在教室旁边的阁楼上。没有床，把被子往地板上一铺，十几个人睡通铺。晚上睡不着就有同学讲鬼故事，红毛鬼，全身都是红毛，脚管都是红的，绘声绘色的讲述伴随着寒风从祠堂门缝钻进来呜呜的响声，吓得我们往被子里钻，拉过被子盖住头…
我在祠堂小学读了三年书，考入金盘岭公社初级中学。几十年过去，广洲村早已盖了崭新的小学，胡氏祠堂已不再是学校了。多年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成绩斐然，村民们新楼房一栋栋拔地而起，胡氏祠堂也没有人经营照料，显得破败不堪，几近坍塌，只留一座残存的框架在岁月的风雨中飘摇，诉说着曾经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