殇湘水——湘水分荆州事情随谈

一、述言

时间调回到公元214年（汉建安十九年），是时的大汉左将军、荆州牧，未来的汉中王刘备正踌躇满志，他此刻已经攻占了成都，益州原本的统治者，那个一年前还以主人自居的刘璋，此刻正跪在他的面前，标志着他已经成为了益州——这个黄巾之变后远离战乱十余年、有着天府之国美名的巍然大州的主人，再加上已有的荆州五郡，诸葛孔明为他谋划的三分天下近在眼前。

在经历了近十年的颠沛流离后，他和他平生最大的夙敌——曹操的人生在建安十三年发生了剧烈的改变，在那场决定命运的大战中，殊死一博的孙刘联军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在那之后，他的事业蒸蒸日上，他的人生，一如走出浅滩的傲天巨龙，乘着风云尽情翱翔。而在那场大火中狼狈撤回北方大本营的曹操，似乎也在火焰中耗尽了毕生的气运，被不断的叛乱、政变以及合肥的战争泥潭拖拽的难以前行。是的，在这一刻，刘备坚信着，让刘氏子孙重获皇族威仪、拨乱反正的那一刻必将到来，接下来，只要依照孔明的谋划，取得汉中，然后兵分两路进军中原，再加上盟友孙权的力量，铲除老迈而又迟钝的曹操是势在必得的结果。

想到盟友，刘备皱起了眉头，在他看来，这个盟友显得既愚蠢又可笑。这个被诸葛轻而易举就忽悠到赤壁参战、赤壁之后又被他轻轻松松一句话就忽悠到了耗费巨大的兵马钱粮和主将半条性命才拿下的南郡的家伙，被他一句话就堵得只能在淮南的水洼里一边跟曹操拼死缠斗一边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拿下益州的家伙，真的配跟自己一样成为并列于权力颠峰的三人之一吗？而此时，这个不识相的盟友，居然在他大饷士卒的欢庆时刻派来使者，向他讨要当初协定的荆州！愚蠢！可笑！这世上的土地，只有强者才能居之，相信当初打出的借条，是他的愚蠢，而这家伙竟然把愚蠢当成了天真，派来使者要求履行N年前的口头协议，幼稚之极！刘备怒吼着，将手中的国书摔成粉碎，任凭那片片竹片散碎在寝宫之中。是的，寝宫，暂时的，他还不能激怒这个盟友，在完全驱散背后那双霸占着中原大地对他虎视耽耽的眼睛的阴影之前，他还需要这个盟友的力量。

“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

大殿之上，刘备颐指气使地向着东吴的使者骄傲地宣布着。

等拿下凉州，你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在说话的同时，刘备的心里想着。

然而刘备并不知道，他的命运，他所一手草创的大汉国的命运，就在他说出这一句话的瞬间，缓缓地滑向了无底的深渊。

他太过轻视他的盟友了，也许，这不算他的错误，因为就连他坐下的谋臣们，智计殊绝天下的卧龙诸葛孔明，还有军略无双的法正法孝直，他们都没有看出这简单的一句话为他们的主公招来了多么可怕的灾难，这是可能扭转历史的一句话。

事态后来的发展我们都知道了，在收到刘备的回复后，孙权认定‘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在设置的南三郡长吏被关羽驱逐后，孙权震怒，终于调令吕蒙发动了荆南攻势，而刘备亦随后引军入公安，孙刘同盟正式决裂。尽管其后由于曹操攻陷汉中，而使孙刘双方暂时性的停战议和，但仇恨的种子已然埋下，终于在建安二十四年再次爆发，随着关羽在他声望顶点的突然败亡，蜀汉一统的希望也就逐渐如同镜花水月般渺茫起来。

此时的蜀汉，占据着以江陵为治所的荆州五郡，以及益州的广阔土地。然而，蜀汉的实力，却并非如地图上所显示的那般强大。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在东汉末年，荆州人口约有680万，在刘表治下更是远离战乱十年之久，诸葛亮认为荆州是“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然而在赤壁之战后，庞统向刘备进行战略分析时，却说：“荆州荒残，人物殆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为何前后差距如此巨大？我们知道，孙权与刘表是世仇，在此前两大势力的争斗中，孙权掠夺了荆州不少人口（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吴主传），而其后荆州经历了曹操南征、赤壁之战、周瑜的南郡攻略以及刘备攻略荆南的行动，此后南郡更是地处曹刘占领地交界的前线地带，我们都知道，战乱会带给民众的不安全感而因此引发迁徙，而当时荆州的人口，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是北方躲避战祸南逃的，在这个荆州战乱不断而北方基本安定的情况下，举家迁回北方估计会有不少的人数，而根据曹氏撤离汉中前的所为进行合理的推测，曹氏撤离南郡前估计也有迁徙人口的可能。总之，到了此时，荆州确实是如庞统所言的“荆州荒残，人物殆尽”。

然而，这样一个荆州，却是三方势力争夺的焦点，从蜀汉方面来讲，荆州是益州东面的屏障，更是两路出兵，进取中原的跳板；从东吴的角度来看，荆州是江左的篱藩，是确保江南安全的西线屏障，是能够为江东的防御争取足够空间和时间的战略纵深；而从魏国的角度来说，荆州——更确切的讲是襄阳，则是确保京畿安全的中路堡垒，是曹操苦心经营的三条防线其中之一。在当时，对三方而言，荆州的重要程度，对曹魏、孙吴来说不下于合肥，对蜀汉来讲不次于汉中，一个经历了十年安定平逸的荆州，突然间变了成天下焦点，利益纷繁、形势错综复杂。我们知道，政治是利益的化身，而战争是政治失败后的挽救，在这样一个利益交汇的地方，牵一发可以动全身，任何一方在荆州的一切行动和行为，都如放在放大镜下一样被其他两方所监视，因此，围绕荆州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谨慎再谨慎，小心再小心。

可惜，这次的刘备实在是太大意了，他大意的低估了盟友，他也大意的错估了形势。在他获得荆州五郡之后，他的实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事态发展到公元214年时，魏、吴的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切，都跟刘备借得荆州的时刻、跟孙权被迫不得不嫁妹以巩固同盟的时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荆州，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初平元年之前，置有七郡，分别为：南阳、南郡、江夏、长沙、武陵、零陵、桂阳，而在后汉书•；地理志中所述，大约在恒、灵时，荆州增设了章陵郡，到了曹操时又增设了襄阳郡。

对于各郡大致的实力情况，由于三国时期荆州郡县变动很大，这里我们参考东汉时期各郡的辖县作一个粗略的估计。南阳郡，东汉时辖县37，而章陵郡就是从南阳郡中分出来的；南郡，辖县18，其中襄阳郡就是从南郡以北之地分出来的；江夏郡，西汉时置，辖县14；长沙郡，最先设于秦朝，秦时下辖9县，西汉时分其南郡置桂阳郡，至东汉时辖县13；桂阳郡，为西汉时分长沙南郡所设，置县11；零陵郡，辖8县及5个县级侯国，共13县；武陵郡，初置于秦昭王时期，东汉时辖县12。

那么由上统计，江北的南阳郡作为荆州各郡中辖县最多的郡，毫无疑问的是荆州的最精华所在，那么荆北的南阳、南郡、江夏包括以及南阳分出的章陵、南郡分出的襄阳共辖县69，而荆南的长沙、武陵、零陵、桂阳辖县则为49个，很明显的，荆北的经济实力要高于荆南，而到了刘表统治时期，其将荆州的治所由武陵的汉寿移至襄阳，再加上荆北拥有江陵、江夏等重要的战略要地和军姿集散地，尤其南郡（尤指江陵）更是西攻益州的重要战略要地，因此就当时来说，荆北无论在战略地位还是经济实力上都是高于荆南的。

在赤壁之战后，曹操战败退回中原，对于联军此后的行动，周瑜决定，让联军兵分两路分头进行攻略，一路以他所率的吴军为主，进攻荆北的南郡，另一路则由刘备军进攻荆南。对于周瑜的这个决定，一向论者纷纭，鄙夷者以为周瑜此举是为抢夺战利品，属于赤裸裸的利益分配不均，赞同者则认为周瑜此举是为骨头捡硬的啃，是道德的楷模。就当时联军的形势而言，一方面，曹操虽然败退，但荆北仍在其控制之下，曹军的陆军主力也没有受到根本上的损失。对于当时的孙刘联军来说，以当时刘军的实力，尚无力承担起独力进攻荆北的任务；另一方面，无论从战略角度还是经济角度考虑，荆北都明显高于荆南。在这个问题上，单纯的认为周瑜这个决定是为了抢夺战利品，未免太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如果无视荆北的战略以及经济利益，又未免太过高估了周瑜作为一个吴臣的费厄颇赖精神。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知道，周瑜与刘备之间，互相是没有统辖关系的，而历史上，刘备不但依此进军，还分派关羽协助周瑜进行南郡攻略，因此，联军的分兵路线，在当时应该是得到了刘备的认可的。笔者由此认为，周瑜作出这个决定时，上述的两个原因缺一不可，任何孤立的看待，都会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

然而，当时的孙吴，意志并不统一，作为孙吴最高决策者的孙权，并没有支持周瑜袭取荆益，中分天下的建议，或许出于对曹操实力的错误判断，或许夺回已分出的权力的需要，或许出于统一天下这个念头所带来的自身肾上腺激素的急速喷发，总之，孙权在赤壁的同期即以主力在合肥与曹操集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大战，将自己深深地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支援周瑜的荆北攻略也就成了空谈。

在当时的周瑜看来，即便没有孙权的支援，由于曹军在乌林的战败，其荆北防务必然出现混乱。然而，出乎其意料的是，曹军在荆北的防线和军力，都远超出其想象，其在西线攻略显得迟缓而又困难重重，仅将曹仁逐离南郡撤退襄阳就耗时一年之久。

在探讨后面的问题之前，让我们花一点时间先来研究下周瑜西线攻略原订的目的是哪里以及其心理预期时间究竟是多少。我们知道，在南郡之战中，周瑜曾经与刘备达成协议，分谴关羽北上执行‘绝北道’的任务，根据李通传的记载，关羽在此期间曾在‘北道’布了鹿角，李通率部‘鹿角入围’，可见是进入了关羽预伏的阵地，却仍然‘且战且前’，在边拔鹿角边迎战的情况下，与关羽‘且战且前’。很熟悉？没错，按徐晃传中有这么一段【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遂追陷与俱入围，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贼围堑鹿角十重，将军致战全胜，遂陷贼围，多斩首虏…】很相似吧？身为五子之一的徐晃，在解围时就是入【鹿角十重】，而后破关羽解了樊城之围。但是我们知道，襄樊之战时，徐晃部的兵力是在关羽之上的，以关羽的能力而言，如果在兵力相当、敌拔鹿角入围的情况下，败给还不是五子的李通是很不现实的，因此比较合理的估计是，关羽当时的兵力远不及李通所部，这才在预先设好阵地的情况下，被李通突破鹿角，【以迎仁军】。结合徐晃传来看，【从征荆州…又与满宠讨关羽於汉津，与曹仁击周瑜於江陵。】由于‘与满宠讨关羽於汉津’是在‘与曹仁击周瑜於江陵’之前，‘从征荆州’之后，从述事顺序来讲，应是先从征荆州，然后与满宠讨关羽于汉津，最后才去江陵与曹仁击周瑜。那么由于曹操军的行动顺序，我们知道，曹操军与刘备军在赤壁前的接触，有且仅有长坂之役，而此战发生时关羽已经与水军提前出发，而曹仁与周瑜在江陵的战争也仅有周瑜发动南郡攻略时这么一场，因此很容易判断，徐晃与满宠讨关羽于汉津，正是关羽受命绝北道之役。

按照李通、满宠和徐晃三人当时的官衔来看，李通当时为汝南太守，满宠行奋威将军，而徐晃则拜为横野将军，按照《魏书。官氏志》，横野将军为第9品，奋威将军为第4品中，而汝南太守则是两千石，那么暂且抛开九品的徐晃不提，从后来满宠也官至汝南太守来看，当时其官衔应略小于李通但也相差不远，那么，就兵力而言，满宠+徐晃应该至少是不会低于李通所部的。

看到这里我们就很奇怪了，大家都知道，南郡之战打了一年之久，而周瑜派关羽执行绝北道的任务，但是曹方的援军仅李通一部就已经远胜关羽所部了，再加上兵力不弱于李通的满宠、徐晃部，以及当时屯驻襄阳的折冲将军乐进，屯驻江夏的江夏太守乐进，可以说，当时荆州北部的驻军远超出了关羽所部能够应付的范围，更不要说想要绝北道达一年之久了，事实上，即使不算上乐进、文聘所部，仅李通所部即已打通了北道，徐晃部更是至江陵驰援了曹仁，既然如此，周瑜为何还是派出关羽执行绝北道的任务呢？为什么周瑜不多给关羽兵力呢？合理的解释是，周瑜根本没想到南郡之战会打上一年之久，曹军的兵力超过了他原本的预计。

我们来看当时周瑜手里拥有的部队。按三国志。吴主传，赤壁之战时，孙权以‘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也就是说，当时周瑜手头的兵力，不过2万，还不包括在赤壁乌林之战中的损失。而当时荆州曹军的配置呢？以征南将军曹仁为首，知名的就包括文聘、李通、满宠、乐进、徐晃五人，那么这六人手头的兵力有多少呢？根据此后张辽在合肥的兵力配置，张辽、乐进、李典3人共统兵七千，那么此时满宠、乐进、徐晃三人合共的兵力应与其大略相当，也为七千人左右，身为郡守的文聘、李通所部应也在五千以上，而此时就已经身为二品大员的征南将军曹仁，其直属的兵力，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少于张辽，应在一万左右，那么荆北曹军的总兵力，至少就达到了二万七千以上的规模，而史载中，乐进部与文聘部在南郡之战中的行动不详，但仅以参与了南郡之战（包括反绝北道之战）的曹仁、李通、满宠、徐晃各部的兵力之和，也在两万左右。

这样一来，在南郡之战中，作为进攻方的周瑜，其总兵力，与作为防守方的曹仁相比，并没有什么大的优势。这点史书中也有佐证，根据吕蒙传记载周瑜分兵甘宁占据夷陵时，曹仁分众围甘宁，而面对甘宁的求援，吴军诸将的反应是‘兵少不足分’，而此后吕蒙建议由周瑜和他同往解围，凌统留守，这时候吕蒙说了一句话‘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也就是说，一旦分兵往救甘宁，负责留守的凌统竟然只能保证守十天而已！（瑜使甘宁前据夷陵，曹仁分众围宁，宁困急，使使请救。诸将以兵少不足分，蒙谓瑜、普曰：“留凌公绩，蒙与君行，解围释急，势亦不久，蒙保公绩能十日守也。”）

由此可见，在南郡之战中，周瑜部在兵力上确实不占什么优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周瑜既然让关羽领着少数部队去绝北道，究竟是什么用意呢？可能的情况有这么四种：一、周瑜打算借刀杀了关羽；二、周瑜过分迷信关羽的武力；三、周瑜认为关羽的兵力足够阻挡荆北的曹魏援军一年之久；四、周瑜本来就没打算让关羽阻拦荆北的曹魏援兵太长的时间。私以为，第一个情况太扯了，即使周瑜想要借刀，刘备就能放心让手下最重要的大将带这么点人去送死？何况以关羽的个人战力，即使失败，逃亡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的；第二个情况也不可能，作为一方统帅，相信周瑜没有幼稚到认为仅凭个人的武力就能改变阻击这种更加依靠部队战斗力才能完成的任务的结果。更可能的理由应该是第三或者第四种情况。我们首先来分析第三种可能的情况，即周瑜认为关羽的兵力足够阻挡荆北的曹魏援军一年之久，如果周瑜已经了解到南郡曹仁兵力，并作出南郡攻略需要耗时一年之久的判断的话，那他对荆北曹军的判断就未免太过儿戏了，作为久经战阵的将军，无论是曹操还是曹仁是都不可能作出集中主力与前线，完全放任后方空虚这样的部署。而且如果周瑜真的认为江陵以北的防御如此空虚的话，他大可分遣部队进攻襄阳，逼迫曹仁进行更大规模的分兵，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这样部署兵力，因此这条成立的可能性也很低。那么这样一来，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可能，即周瑜本没打算在南郡耗费时日，他派关羽前往北道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短期内与曹仁决战时不至于受到荆北曹军援兵的干扰，更甚而，可能是周瑜打算在短期内将曹仁部围歼于江陵，而派出关羽截断曹仁军北退的路线。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扯，你上文也说啦，周瑜所部不过两万人，可曹军仅曹仁本部就不下万人，两万人围歼万人，对方还有城池为依托，大话说的倒溜，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是的，如果周瑜了解曹仁的兵力，那我们确实可以说这是虾扯蛋，但如果周瑜根本没搞清楚曹仁的兵力呢？又或者东吴的情报根本就错估了曹仁军以及荆北留守曹军的实力呢？

我们说，这是完全可能的，吴军情报工作的低劣在合肥方面的战斗中有数次突出体现，导致孙权数次被张辽所逼，脸丢到了姥姥家去，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周瑜在打胜了赤壁之后，警惕心大幅度降低所造成的，随着曹总的北还，错误的估计了形势。总之孙刘联军明显错估了荆北的曹军实力，以至于周瑜所部在南郡的战斗中行动极其迟缓。但是如果在形势确实如周瑜所估计的情况下，短期内攻下江陵的话，周瑜会如历史上一样就此止步吗？我们知道，荆州在长江以南最大、也最坚固的城池无疑非襄阳莫属，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襄江（汉水）南岸。其北面紧邻襄江，隔江与樊城相望，西南方有山地屏障，自春秋时楚国在此筑城，历时数百年，是一个城墙高大坚固、护城河宽阔、易守难攻的堡垒。自古就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之说。从战略地位上来看，襄阳地处南阳盆地的南部，北上可以威胁宛城以直逼中原；南下则可攻取江陵以截断长江，并顺流而下威胁东南；向西可通过汉中联络西北的雍凉，向东通过汉水可直接出吴会，南宋吕祉在《东南防守便利之江流上下论》中写道：“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汉沔之上，则襄阳为之都会。故庾翼以谓襄阳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险峻，土沃田良，水路流通，转输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游者也。”故此，顾祖禹在论湖北形势时曾说：“湖北之形胜，在武昌呼？在襄阳呼？抑荆州呼？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可见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是江北势力进攻江陵的重要支点，也是江南势力进取宛城，退保而据汉水之上的重要屏障。笔者认为，如果周瑜确实认为南郡的曹仁所部兵力不多，那么在迅速决胜甚至聚歼南郡之敌后，周瑜应该会携大胜之姿北上进攻襄阳，而周瑜荆北攻略原定的军事目的，应该也就是襄阳城！结合周瑜一直致力于的两分天下决策来看，襄阳无疑是其要全力经营的足以翼蔽江汉的金城坚池，也是进攻益州的重要军事基地。

私以为，单纯从南郡略地的时间上来讲，周瑜的速度是不能算慢的，在古代战争中，由于缺乏对城墙的强力破坏手段，攻城一直被引以为最差的略地手段，所谓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由于曹仁本身属于曹氏的核心集团，而曹氏当时相对于孙家、刘家无疑都处于绝对强势的位置，因此在南郡的攻略上，意图令曹仁不战而降的手段是没有的。从强攻的角度来看，袁绍与公孙瓒在易京的战争持续了三年；曹操进攻邺城的战斗，在袁尚主力出城、城内守军内斗（苏由想要作为曹操内应，事败，与审配在城内争斗，战败后投奔曹操）、拥有内应（苏由、冯礼以及审配的侄子审荣）、邺城粮道已断、决漳水灌邺城这些有利条件下，仍然耗时逾半年才拿下邺城（204年2月进攻，4月邺城粮道被截断，5月决漳水，至8月还未破城）；刘备攻打一个雒县就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先主进军围雒；时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上述的三场战斗，其胜利者袁绍、曹操、刘备无不是当时雄霸一方的人物，因此，单方面的指责周瑜攻打南郡花费的一年时间耗时过久，更甚而认为是其军事能力不足的例证，这样的观点，明显是有失偏颇的。但是就周瑜军事计划本身来说，其确实在为错估了曹军实力的行为在买单。在耗退曹仁之后，周瑜伥然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徒劳。借由周瑜部牵制住曹仁主力的完美时机，刘备已经迅速地夺取了荆南四郡，并逐渐扎稳了脚跟，这样一来，荆南四郡如同一根契子，深深的插在了南郡与扬州之间，一旦刘备起意而曹军在江夏庐江一线发动战争，南郡将被生生地与扬州分隔开来。而曹仁败退襄阳之后，在襄阳守军实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以周瑜所率的军力而言，在已经了解到曹军荆北方面的驻防兵力的情况下，要在艰难攻下江陵之后，继续进攻襄阳是难以实现的，如果他继续北进，在城池更加坚固的襄阳，面对着重新获得补充的曹仁，毫无疑问将陷入另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种情况下，很难判断当时已经稳定荆南的刘备会采取什么动作，毕竟作为胸怀天下的枭雄，刘备对荆益两州的渴切，数次进言孙权提防刘备的周瑜是可以感受的到的。而此时的孙权，并没有将自己的眼光从合肥转到荆州，在当时的他的眼里，淮河流域如同一个充满诱惑的美女，那银白色的河流上流淌着的，是皇者的梦想，更是跨越自己那天纵英才的兄长、甩开继位以来所背负的压力证明自己的最佳契机，征服这个兄长一生也没有跨越的淮河，才能证明自己才是东吴真正的王者，被合肥和山越拖的喘不过气来的孙权，对周瑜在荆州不识时务的行动一直不以为意，即使在南郡之战焦灼的紧要关头，也没有向周瑜派出任何一支援军。因此，意识到不可能获得增援的周瑜，在攻占江陵之后，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其在荆州的军事行动。

然而，周瑜没有想到的是，他所顾虑的刘备军，此时也遇到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作为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的两个胜利者之一，刘备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本来应该是过的比较惬意的，他挫败了曹操的南征，让这个宿敌无奈的撤回了邺城大本营，又乘着周瑜与曹仁在南郡大打出手的时机平定了长沙、零陵、武陵、桂阳四郡，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稳固地盘，而当初刘表的部下以及荆北的军民，也多有逃离曹军而归附于他的，更有甚者连庐江的雷绪也带着部曲数万口前来投靠，他的实力得到了长足的飞跃。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过犹不及，对于当时的刘备来讲，这话很是有几分道理。有人投靠当然很好，这是让自身实力能够得到增长的有利因素，但刘备的问题是，这些来投靠的人太TMD多了，甚至超过了他所有的荆南四郡的承受能力。江表传说刘备当时认为瑜所给他的南郡南岸地太少，不足以安民，但是我们知道此时刘备已取下荆南四郡依然成立的，四郡合共有49个县，而且其南方更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说人太多地不够住，这明显是很可笑的，那么地少不足安民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荆南四郡开发的土地不多，粮食产量不够，养不活这么多的人。

这可能吗？这应该是可能的，千多年前的汉代不比今日，由于人口膨胀的速度有限，再加上四周生活着许多其他民族，因此靠近四边的多是争议地带，面积虽然庞大，开发度却远不如已经得到相当程度开发的黄河流域以及两江流域。

荆州当时的情况就类似于此，荆北的南阳郡本是整个荆州最为精华也是开发度最高的部分，但由于汉末的动乱以及袁术在南阳地区的横征暴敛，大量的百姓涌进了汉江以南，而由于孙吴与黄祖在江夏的长年作战，再加上刘表将襄阳作为其巢穴悉心经营，因此，在刘表时期，南郡获得飞跃性的发展，再加上南郡的辖县本就相当于荆南四郡中任一郡的150%，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但笔者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即使是被曹操剥离了襄阳的南郡，它一个郡的粮食产量，至少会相当于荆南任意两郡总合，甚至有可能，荆南四郡加一起的粮产量搞不好都不如被剥离后的南郡一个郡的粮产量来的多。

那么这个猜测是否合理？让我们来看看各家在荆州的防御部署，从侧面来对猜测进行佐证吧。我们知道，防御时的战力部署，以确保战略要地为第一优先，其次是重要的军姿集散地以及人口聚集的产粮地（可以参考晋书。司马宣王本纪中司马氏关于渭南的判断——诸将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遂引军而济，背水为垒。），而三无的鸡肋地带，一般的统帅在兵力不是十分充分的情况下，基本都是持放弃态度的。

由于刘表军的兵力部署不详，而刘表一死，刘琮没有与曹操进行任何对抗即已投降，因此刘表军在荆南的驻军难以判断，因此暂且跳过，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先后占据荆南的曹孙刘三家在荆南的部署。首先是曹家，毫无疑问的，赤壁战败后，曹操在南郡（襄阳郡是他从南郡剥离出来的）以及江夏部署了曹仁、文聘、李通、满宠、乐进、徐晃六员核心将领，但在荆南四郡，却连一个曹氏核心集团的将领都没有，在加上其被刘备轻松写意的平定，这样的表现，实在说不上是曹氏对荆南四郡有多大重视的体现。再来看看刘备军，我们知道，湘水之争中，吕蒙仅靠移书就平定了长沙、桂阳，而剩下的零陵太守郝普也仅仅因为吕蒙诈言没有援军就投降了，实在不能认为是守军兵力充足的体现。如果此时还能认为关羽没有防备孙吴的突然发难，但是到了襄樊之战时期，关羽在南郡沿江大修烽火台，在荆南却仅有公安的傅士仁屯驻，仍然没有加强零陵、武陵其他地区的战备。我们也知道，吕蒙袭取，大书特书的部分在渡江及江陵、公安的投靠，然后就是吕蒙抚恤百姓，最后关羽军散败死，零陵、武陵两郡的攻取根本提都没提，这也是关羽没有在零陵、武陵配备足够兵力防备的佐证，在已有前事之师的情况下，如果荆南在关羽的眼里真的重要的话，他这样让零陵、武陵防卫空虚不是有病么？所以在关羽的眼里，他所关心和要确保的目标，其实只有南郡以及公安而已。至于孙家在荆州的部署我们就不多说了，在东晋灭吴的战役中，吴军丢失了西陵、江陵之后，整个荆州防线就如同虚设，可见在荆南也没有部署什么大的军事力量。如果说单独一家如此，我们还可以说是偶然，但是先后占领荆南的三家对荆南的防卫都不重视，如果荆南确实人口集中，产粮丰富的话，三家如此的态度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这里有个有趣的悖论，由于冷兵器时代，粮食的产量虽然也跟土地的肥沃度有关，但基本上产粮丰富的地方，其人口聚集度也高，而除非是像洛阳、长安、襄阳这样的大城市，否则人口聚集的地方，其粮食的产量也会相对比较高。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人口和兵役是等比的，如果荆南开发度高，产粮高，人口多，那么其兵源必然也多，曹孙两家姑且不论，就关羽来讲，这样的兵役对当时缺乏兵员的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关羽从荆南征到相当多的兵员，却放弃防守荆南，他难道不怕荆南失守导致士兵哗变吗？或者我们放一个角度，即便关羽放弃从荆南征收兵员，但是荆南如果确实人口众多，那本地区所招的兵员也足够进行防御了，又怎么会造成荆南防御空虚呢？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就当时的刘备来说，仅仅占据荆南四郡，并不足以让他足以安抚当下他所拥有的军民，因此对于刘备来讲，获得此时已在孙权治下的南郡就显得迫在眉睫了，这也最终促使了刘备决定在建安十五年冒着生命危险，诣京求见孙权，要求管理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