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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润海院长的文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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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曲润海伯父认识已是十七年前。那时他正任山西省文化厅厅长,其主政山西文化界时,蜚名中外的“晋军”,在中国文坛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以“黄河一方土”、“黄河儿女情”大型黄河文化节目为代表的黄河文化在海内外很有名气。当时是山西文化界“百花开放、百家争鸣”的最佳时机。

曲润海院长的文化历程

曲伯父的大名我在太原上学时就早已知道,但一直不知是姨父的挚友。幼时,姥姥在京居住。每逢放假,我都去北京住很长一段时间。姨父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任职,曾参加过“两弹”和“两核”(核潜艇、核电站)研究。同时兼任中俄合作双原公司总经理。姨父在海内外核工业界和曲院长在文化界一样很有名气。曲厅长在人民大会堂进京演出时,专程向山西籍的高官和名人送票,姨夫自在其列。晚上演出,李瑞环等中央首长在座。

我当时正在北京中央党校脱产进修,姨父向我推荐了此人。回山西工作后,我去太原出差,专程去拜访过曲伯父,当他得知我在朔州工作时,便说到:“吕日周我很熟,是个好官,可惜在朔时间太短了。”

我从北京回来时间不长,听姨父说:曲厅长和马峰、唐纪宇由于在“八九”中山西文化、艺术届舆论导向没有出现问题,一起上调中央工作。我和曲伯父的距离从此越来越大,一个中央大官和平民百姓就像天子和庶民之差。姨夫也是这样说:“他搞他的文化,我搞我的原子弹,我是搞硬件的,他是搞软件的,风马牛不相及”。

也许是缘分,我前年来应县工作后,木塔文化的缘分有把我和曲伯父再次联系在一起,尽管乡情、友情、亲情尚存。但我始终不感烦劳伯父,尤其是在个人升迁上。我理解伯父的为人和正直,他的女儿也是中央考虑为照顾伯父和伯母随父调中央戏剧学院。儿子曲志鹏也是前几年,他的定襄老乡薄熙来在大连当市长时,省里因为老乡关系,好协调工作,派去省政府大连办事处工作。

2006年,我将我来应县工作的情况向曲院长做了汇报。他说:“他最后一次去应县是八十年代末期,一次在大同开会返并时,迷路,竞走入应县,那就再看看应县木塔吧,!当他来到木塔边时,工作人员发现了:“曲厅长来了!,曲厅长来了!连连喊到,快告诉县里和所里领导,曲厅长看望木塔和大家了。”曲老当时说,”不用,不用,我是路过而进,不用麻烦县里,马上就走,木塔每年门票收入如何?游客以那些省份为主?同时告诫大家和周边民房百姓要注意防火安全”。

2006年春节期间,曲老从北京家中用红宣纸给我写了“鸡鸣狗叫雁门开,招财进宝塔上来”等祝贺之字,曲老轻易不给人题字,国家对他们这样级别的高干有规定,他曾为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题过。我装裱出来,并专程向中共应县县委书记侯新生做了汇报,并将复制件交给县里。并向老乡在应县插过队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赞东同志欣赏,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现副市长雷建国同志还专门做了批示,《朔州日报》社齐风翔社长和总编办主任胡继业同志安排在《朔州日报》倒头条做了配文和图片发表。

木塔“九五”大庆之际,我请示县里后,正式邀请曲老以原中国文化部党组成员、艺术局长身份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法人代表、秘书长身份来参加庆典活动,但当时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如愿。曲老让学会里第一副会长(浑源人),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前来,我和张局长本人及的秘书多次联系,并和市委常委、秘书长李彪,中共应县县委石海碧副书记联系,汇报张局长来的消息,但不巧的是加大拿大客人来访,张局长未能如愿前来。

我和原中共朔州市委书记高建民做了解释,高书记认识张局长,通过我带问张局长好。右玉县晋商与西口文化论坛,曲老正在主持一个重要会义,也因故不能托身,派我做为全权特使参加论坛,抗战时曾任应县县委常委、民运部长、薄一波同村的原国家新闻出版署暑长杜导正同志和老应县县委书记后北京市委副书记赵恭同志也因事未能前来来。这中间,曲老和我穿针引线,尽管多位山西籍老领导未能前来,但他们带来了对家乡人民的问候和祝福。同时也充分说明山西在京的老干部对家乡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的眷眷之情和特别关注。

去年国庆期间,我自费去京探亲,受县委、县政府委托,顺便将“九五”大庆的书籍、光盘,一一转交给上述领导。并将他们的问候带给家乡领导和人民。

在海淀区中央舞蹈学院宿舍里,书报和宣纸几乎占满了曲老的书房。他亲切地问我是住在:“姨姨家、还是舅舅家,吃过饭没?”曲院长将他的《论综合治理山西戏曲》一书送我,当我告书诉曲老在京我所认识的忻州老乡时,他不禁为我的社交能力所叹服。并通过我转交中央电视台著名新闻节目播音员李修平(原平籍)书一本。

曲老的简历我记得很清楚:曾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8年,山西省文化厅长7年,中国文化部艺术局长6年。离休后,又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5年,现又从事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领导职务至今。他是一个患糖尿病多年的老人,又是一个社会活动频繁的文化名人。专著、评论、散文、戏曲、诗歌、经常在各地报刊发表,我打心里佩服。

《范中骄子》作者段映珠老师在采访曲老时对他有这样的评论,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每个人的思想是不会一致的,每个人的经历也不会想同,否则,五彩缤纷的世界不会有,喜乐哀愁的表情不会有,酸甜苦辣的滋味不会有,但是,当一个人的思想能够抛弃名利的话,这个人就会登临绝顶的,做出的事情就会灿烂辉煌”这恐怕是对曲老人格魅力和文化历程的最好拴释。

曲润海在主政山西文化厅的七年间,他的权力是显赫的。那时我刚二十岁,是个毛头小子就认识他,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不沾沾自喜,他知道自己肩上的负担,也知道自己面临的局面,改革开放虽然填补了文革造成的许多损失,但文化艺术的损失和艺术上人才的断层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

他要做继往开来的领导,就要把振兴山西的文化艺术重新做起,他改革调整原有的机构和部门,做到该减就减,该留就留,该增就增,原有近百人的编制,他裁减为55人,原来没有的文艺理论研究室、创作室、录音录象室、演出公司,一一增加。他提出了建设“山西特色文化艺术”的口号。在戏曲艺术中提出了综合治理要求,七年中安排了四大梆的调演、戏曲现代戏的调演,戏曲青年演员的调演,培养出了一大批梅花奖得主和青年戏曲人才,在全国有目共睹《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采访曲厅长,称他为“梆子厅长”。

调任中国文化部艺术局长要职后,我虽常去北京。但和伯父的交往疏远了,不敢在繁忙中打扰他。听姨夫说:他“立法几章”1、不在兼职单位领取任何报酬;不意示下级单位为自己解决任何问题,包括维修住房之类;在北京不请人,也不请吃,不搞礼尚往来;不准子女家属打着他的旗号办事;不收进进京剧团的鞍马费;尽可能少参加进京剧团的新闻发布会和剧评,不收受贵重礼品。

类似这些规定,不少领导是装装门面而已,但曲老却是认真的。在他单位的餐厅里。老家去的客人遇上中午用餐,他都用一张用的很旧的饭卡请吃自助餐,既方便又省时。

曲润海同志卸任后,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负责主要工作。他用几年的时间在国家每给一分钱的情况下,就使学会搞的有声有色。成为有《炎黄春秋》、《炎黄文化研究》等海内外知名刊物和中华炎黄网站。他还编辑了《中华文化大典》和组织人精制成《郑和下西洋宝船》做为国家主席胡锦涛赠送国民党主席连战等外国元首的尊贵礼品。

在他的学会里,凝聚了绝大多数开国将军、原中顾委委员、老革命、老部长,以及现任全国人大几位德高望重的副委员长和各地有志与中华民族文化保护的专家学者。他不仅是一位文化名人,更是一位慈祥的爱才老人.虽身居京城高处。年过花甲,却时时不忘全国各地文化保护。尤其是对家乡山西文化建设分外关注。

他卸任前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党委书记,在著名的恭王府办公,后来为保护这一名胜古迹,他主动联系有关单位将自己的单位搬出到惠新北里.他把这里用谐音称为“会心园”。在这里会心地接见各地喜欢文化、戏曲、艺术、文学的朋友,把自己的智慧和对文化的新的感受传播给祖国各地和海内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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