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鼠与猛狗

《说苑·卷七》载：齐桓公在与管仲商讨国事中问到：治理国家最担心的是什么？管仲回答是社鼠。社鼠，是指托身于土地神庙中的老鼠。齐桓公不理解，管仲解释到：土地神是用木头捆扎后涂上泥巴做成的，老鼠便寄身在里面。用烟熏它害怕烧坏了木头，用水灌它又担心冲坏了泥饰，之所以不能杀死老鼠，是因为土地神的缘故。国家也有社鼠，就是君主左右的亲信。他们“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为乱，诛之则为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

管仲又举例指出治理国家最担心的事情。他说：有一个卖酒的人，酒具十分清洁，酒帘悬挂很高，但酒放酸了也卖不出去。他向邻居询问原因，邻居告诉他，养的狗太凶了，别人提壶来买酒，狗就扑上来咬人，这就是酒放酸了都卖不出去的缘故。国家也有猛狗，就是掌握权力的人。德才兼备的贤士想要见国君，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就像狗一样扑上去咬他。管仲最后总结到：“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道术之士不用矣，此治国之患也。”

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早期大政治家，管仲这话“放之四海而皆准”。从过去历朝历代看，其覆灭可以说大都因“社鼠”“猛狗”之患；即使是“外患”，也还是因“社鼠”“猛狗”导引“外患”的侵入和抵御“外患”的乏力。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人们脱口就能说几个。

“社鼠”“猛狗”不仅是“治国之患”，也是治一个地方、部门、单位之患。在今天现实生活中，在个别地方、部门、单位里，由于领导者的疏纵，“社鼠”恣意窜突，“猛狗”肆意吠扑，活动猖狂且后果严重。

比如有些领导者身边的人像“社鼠”一样，利用领导者的信任，打着领导者的旗号，中饱私囊，满足私欲，向有求于领导者的人要钱、要物、要人。别人见他是领导者的“亲信随从”，别无他法，只有顺其所为、投其所好，应其所要。这种人就是在承办领导者交办的事务时，也要“偷食”，从中大捞一把。反正任何时候，他都在偷掠蚕吞公共或他人的东西。这些 “社鼠”获得了私利，当然不会向领导者说实话、讲真情，正如管仲所讲的，“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有时领导者发现了，想治颇难，既然是“亲信随从”，碍于情感情面；特别是通过其办了坏事丑事，“投鼠忌器”，只好任其胡为了。

领导者身边的“社鼠”往往又是“猛狗”。这种人成为领导者的“亲信随从”，深知“位置”的紧要性和自身的“劣根性”，整天最担心的事情有二：一是领导者调迁走人，二是领导者选用他人。一个领导者为了工作和事业，总要选用人才，这就对“社鼠”构成了威胁，害怕“置换反应”。如果选用的人与自己是同一货色，那倒还好说一点，虽然也发生“争食”，但可以狼狈为奸；如果选用的人是一个正直之士，不但不能同流合污，反倒产生危险。因此，这些“社鼠”对“德才兼备的贤人” 具有强烈的排斥机能，确如“猛狗”一样。所以，当领导者选人用人时，他们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无所不用其极，对“德才兼备的贤人”刻意打压、竭力构陷，直到领导者将其冷置弃用还不肯罢手。小人近、君子远，时间一长，领导者的“酒”岂能不酸？

一个地方、部门、单位有了“社鼠”“猛狗”，造成的危害不言而喻。一个真正想把一个地方、部门、单位管好的领导者，为了工作、事业，也为了正义、良心，应该特别注意管好自己身边的人，不让他们成为“社鼠”“猛狗”。对于身边已经出现的“社鼠”“猛狗”，应“大义灭亲”、“忍痛割爱”，让他们到他们应该到的地方去。如此一来，这个地方、部门、单位的风气、氛围和形象势必为之一变，踏上良性循环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