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避讳
世间万物，瓶子、罐子，狗儿、猫儿，都有个名字，名字也就是个将不同事物区分开来的符号。因此，最初人类给自己起名，也是很随便的：春秋第一个霸主郑庄公名“寤生”，他出生时脚先出来，“寤生”就是“逆产”的意思，这哪像是人名；晋成公名“黑臀”，可能是他屁股上有块黑瘢吧；齐桓公名“小白”，这倒像现在小狗的名字；战国时秦国有个将领名魏丑夫；赵国有个将领名赵葱。
孔子的儿子名叫孔鲤，孔子那么有学问，怎么给儿子起个鱼名呢？是因为儿子出生时，国王送了一条鲤鱼给他夫人做月子礼。这说明孔子已经开始重视人的名字了，他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然，他这里所说的是名份，是等级，但既然是名份、等级，当然人的名字也就不能马虎，堂堂君主名叫“黑屁股”，还成何体统!孔子的思想后来成为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句句是真理，中国人对人的名字也就开始重视起来，现在的家长甚至要花几千元，请阴阳先生给孩子起名。
古人自从“正名”以后，就不厌其烦，在人名上弄出许多规矩来。首先，起名成为一件很隆重的事，在小孩出生三月后，才举行“命名之礼”，家中有身份的人如祖母、伯母以及将来的老师等参加，母亲沐浴更衣，孩子剪去胎发，由父亲命名。其次，不仅有“名”，还要有“字”，使用时自己只能对人称名，不能称字，而对别人只能称字，不能称名。曹操对刘备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他就不能说：“天下英雄，只有你刘备和我曹孟德耳。”
民国时期，一次蒋介石到安徽大学视察，问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你就是刘文典吗？”刘文典回答道：“本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的称呼，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直呼的！”气得蒋介石拍桌大骂，将刘文典关进了监狱，要枪毙他。后经胡适等一帮名流呼吁，才免于死难，但也被免去大学校长之职。在现在的影视剧中，“毛泽东”常称呼自己“毛润之”，这是导演和演员的无知，毛泽东本人是绝不会犯这种错误的。当然，长官对下属、长辈对晚辈、老师对学生是可以叫名字的，但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一般情况都是客客气气称呼别人的“字”，否则就是不懂规矩、没教养。
古代在人名上，还弄出了一种“避讳”的规矩，就是说话或写字，要回避君主或尊亲的名字，特别是对皇帝，他们名字中的那些汉字，就如对待他们后宫中的女人那样，闲置也不许别人使用。汉文帝名恒，恒山就被改为常山，大名鼎鼎的常山赵子龙，其实是恒山赵子龙。东汉时秀才叫茂才，是因为要避汉光武帝刘秀的名讳。唐高祖李渊当了皇帝后，就蛮不讲理地将比他早出生200多年的陶渊明改名为陶深明。
满清人本为“蛮荒民族”，入关后也被“汉化”，装模作样地讲起礼来了。但清初的皇帝并不十分重视称呼上的忌讳，顺治皇帝福临，曾下朱谕谓：“不可因朕一人而使天下无‘福’。”康熙皇帝玄烨也不避“玄”字。雍正即位后降旨：“每见此字（指玄字），追念皇考，不胜悲痛。”遂令“一并敬避”。所以文字中凡遇“玄”字一律写作“元”，遇“玄”旁的字如炫、弦、、等，“玄”必须缺最后一笔，惟“畜”例外，因不能于畜类中论御名，又“”因是两“玄”字故禁用，还将被唐代尊为“玄元”皇帝的老子改为“元元”皇帝。雍正皇帝名胤，所以他即位后，弟兄名字中的胤字，也就都改为“允”字。到了清代晚期，道光皇帝名宁，宣统皇帝名溥仪，世言“天下不‘宁’，人而无‘仪’”，清运遂终。
忌讳最多的是清朝的乾隆皇帝，不仅康熙、雍正和“朕”的名讳要避，还扩大到与他的名讳沾上些儿关系的字也要避。内阁学士胡中藻在任广西学政时曾出试题“乾三爻不象龙说”，这是《孝经》里的句子，乾隆说“龙”与“隆”同音，含诋毁之意，成为胡中藻被处死的罪证之一。乾隆70岁以后自称“古稀天子”，退休的大理寺卿尹嘉铨有幸活到了70岁，也自称“古稀老人”，又被乾隆斥之为“少正卯”，犯上作乱，成为被处死的罪证之一。乾隆甚至还管到了别朝皇帝的事，偶然翻书看到《北史·文苑传》中的“颉颃汉彻”，即命将其中的“彻”改为“武”，因为“彻”犯了汉武帝刘彻的名讳。
乾隆四十二年，发生了一起王锡候《字贯》文字狱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人，24岁补博士弟子，38岁中举人，以后九次参加进士考试不中，年老体衰，无田无业，靠著书养活家小，生活艰难。乾隆四十年，63岁时他用自己的一处旧房抵押了135两银子作为资本，来刊刻他编写的一部《字贯》。乾隆四十二年，《字贯》被仇家告发，说该书的《自序》中，有贬损《康熙字典》的意思，江西巡抚海成遂以“狂妄不法”的罪名上报皇帝，请革去王锡候举人名衔。海成这也是向皇帝邀功请赏的意思，不意却遭到乾隆的严厉斥责，说他有眼无珠，竟遗漏了更加严重的问题。那么是什么更加严重的问题，海成居然没有看出来呢？原来书中竟将康熙、雍正和“朕”的御名——玄烨、胤和弘历“一一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罪不容诛”。
在乾隆时期，尽管避讳之禁甚严，但王锡候的《字贯》是字典，属于工具书，其作用就是规范人们使用文字，也含有避免人们犯讳的意思。因此，《字贯》刊行海内两年，并没有被人认为是犯讳，原告和江西巡抚衙门的官员也没有将此当作问题。乾隆却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结果，王锡候被“从宽斩决”，所著书籍13种全部销毁，其子、孙7人斩监侯，秋后处决；其妻、儿媳及未及16岁之人均付功臣之家为奴。初查此案的官员也受了处分：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留任，“有眼无珠”的海成被发配新疆，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以失察革职，交刑部治罪。
什么“康乾盛世”！我们不要再为封建专制社会涂脂抹粉、粉饰太平了，从来就只有统治阶级的盛世，而没有人民的盛世；鲁迅先生说，只有做奴隶的时代和连奴隶都做不成的时代。仅仅在书中触及一下名讳，就被砍掉脑袋，罪及家人，共8条人命。名字就是给人叫的，你不让叫，起那名字干什么？生活在这样的“盛世”，真是太恐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