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魔术师，余光中散文精选
提起余光中先生，读者最熟悉的应该是他的那篇《乡愁》了——“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寥寥数语，情感层层递增，把乡愁刻画得淋漓尽致。
其实，余光中先生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大师，他的散文也如诗动人。曾有人评价他是“文字的魔术师”，在他的散文作品中，文字又有另一番令人沉醉的魔力——
1、《西欧的夏天》
旅客似乎是十分轻松的人，实际上却相当辛苦。旅客不用上班，却必须受时间的约束；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却必须受钱包的限制；爱去哪里就去哪里，却必须把几件行李蜗牛壳一般带在身上。旅客最可怕的恶梦，是钱和证件一起遗失，沦为来历不明的乞丐。旅客最难把握的东西，便是气候。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旅客。从西班牙南端一直旅行到英国的北端，我经历了各样的气候，已经到了寒暑不侵的境界。此刻我正坐在中世纪达豪土古堡改装的旅馆里，为“隔海书”的读者写稿，刚刚黎明，湿灰灰的云下是苏格兰中部荒莽的林木，林外是隐隐的青山。晓寒袭人，我坐在厚达尺许的石墙里，穿了一件毛衣。如果要走下回旋长梯像走下古堡之肠，去坡下的野径漫步寻幽，还得披上一件够厚的外套。
从台湾的定义讲来，西欧几乎没有夏天。昼蝉夜蛙，汗流浃背，是台湾的夏天。在西欧的大城，例如巴黎和伦敦，七月中旬走在阳光下，只觉得温暧舒适，并不出汗。西欧的旅馆和汽车，例皆不备冷气，因为就算天热，也是几天就过去了，值不得为避暑费事。我在西班牙、法国、英国各地租车长途旅行，其车均无冷气，只能扇风。
巴黎的所谓夏天，像是台北的深夜，早晚上街，凉风袭时，一件毛衣还不足御寒。如果你走到塞纳河边，风力加上水气，更需要一件风衣才行。下午日暖，单衣便够，可是一走到楼影或树荫里，便嫌单衣太薄。地面如此，地下却又不同。巴黎的地车比纽约、伦敦、马德里的都好，却相当闷热，令人穿不住毛衣。所以地上地下，穿穿脱脱，也颇麻烦。七月在巴黎的街上，行人的衣装，从少女的背心短裤到老妪的厚大衣，四季都有。七月在巴黎，几乎天天都是晴天，有时一连数日碧空无云，入夜后天也不黑下来，只变得深洞洞的暗蓝。巴黎附近无山，城中少见高楼，城北的蒙马特也只是一个矮丘，太阳要到九点半才落到地平线上，更显得昼长夜短，有用不完的下午。不过晴天也会突来霹雳：七月十四日法国国庆那天上午，密特朗总统在香热里榭大道主持阅兵盛典，就忽来一阵大雨，淋得总统和军乐队狼狈不堪。电视的观众看得见雨气之中，乐队长的指挥杖竟失手落地，连忙俯身拾起。
法国北部及中部地势平坦，一望无际，气候却有变化。巴黎北行一小时至卢昂，就觉得冷些；西南行二小时至露娃河中流，气候就暖得多，下午竟颇燠热，不过入夜就凉下来，星月异常皎洁。
再往南行入西班牙，气候就变得干暖。马德里在高台地的中央，七月的午间并不闷热，入夜甚至得穿毛衣。我在南部安达露西亚地区及阳光海岸开车，一路又干又热，枯黄的草原，干燥的石堆，大地像一块烙饼，摊在酷蓝的天穹之下，路旁的草丛常因干燥而起火，势颇惊人。可是那是干热，并不令人出汗，和台湾的湿闷不同。
英国则趋于另一极端，显得阴湿，气温也低。我在伦敦的河堤区住了三天，一直是阴天，下着间歇的毛毛雨。即使破晓时露一下朝暾，早餐后天色就阴沉下来了。我想英国人的灵魂都是雨蕈，撑开来就是一把黑伞。与我存走过滑铁卢桥，七月的河风吹来，水气阴阴，令人打一个寒噤，把毛衣的翻领拉起，真有点魂断蓝桥的意味了。我们开车北行，一路上经过塔尖如梦的牛津，城楼似幻的勒德洛，古桥野渡的蔡斯特，雨云始终罩在车顶，雨点在车窗上也未干过，消魂远游之情，不让陆游之过剑门。进入肯布瑞亚的湖区之后，遍地江湖，满空云雨，偶见天边绽出一角薄蓝，立刻便有更多的灰云挟雨遮掩过来。真要怪华兹华斯的诗魂小气，不肯让我一窥他诗中的晴美湖光。从我一夕投宿的鹰头小店栈楼窗望出去，沿湖一带，树树含雨，山山带云，很想告诉格拉斯米教堂墓地里的诗翁，我国古代有一片云梦大泽，也出过一位水气逼人的诗宗。
2、《猛虎和蔷薇》
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曾写过一行不朽的警句：“In me the tiger sniffe the rose。”勉强把它译成中文，便是：“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如果一行诗句可以代表一种诗派（有一本英国文学史曾举柯立治“忽必烈汗”中的三行诗句：“好一处蛮荒的所在！如此的圣洁、鬼怪，像在那残月之下，有一个女人在哭她幽冥的欢爱！”为浪漫诗派的代表），我就愿举这行诗为象征诗派艺术的代表。每次念及，我不禁想起法国现代画家昂利·卢梭的杰作“沉睡的吉普赛人”。假使卢梭当日所画的不是雄狮逼视着梦中的浪子，而是猛虎在细嗅含苞的蔷薇，我相信，这幅画同样会成为杰作。借乎卢梭逝世，而萨松尚未成名。
我说这行诗是象征诗派的代表，因为它具体而又微妙地表现出许多哲学家所无法说清的话；它表现出人性里两种相对的本质，但同时更表现出那两种相对的本质的调和。假使他把原诗写成了“我心里有猛虎雄踞在花旁”，那就会显得呆笨，死板，徒然加强了人性的内在矛盾。只有原诗才算恰到好处，因为猛虎象征人性的一方面，蔷薇象征人性的另一面，而“细嗅”刚刚象征着两者的关系，两者的调和与统
原来人性含有两面：其一是男性的，其一是女性的；其一如苍鹰，如飞瀑，如怒马；其一如夜莺，如静池，如驯羊。所谓雄伟和秀美，所谓外向和内向，所谓戏剧型的和图画型的，所谓戴奥尼苏斯艺术和阿波罗艺术，所谓“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所谓“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一句话，姚姬传所谓的阳刚和阴柔，都无非是这两种气质的注脚。两者粗看若相反，实则乃相成。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兼有这两种气质，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东坡有幕上，尝谓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东坡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他显然因此种阳刚和阴柔之分而感到自豪。其实东坡之词何尝都是“大江东去”？“笑渐不闻声渐杳，多情却被无情恼”；“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这些词句，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曼声低唱吧？而柳永的词句：“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以及“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机高举。”又是何等境界！就是晓风残月的上半阕那一句“暮霭沉沉楚天阔”，谁能说它竟是阴柔？他如王维以清淡胜，却写过“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诗句；辛弃疾以沉雄胜，却写过“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的词句。再如浪漫诗人济慈和雪莱，无疑地都是阴柔的了。可是清啭的夜莺也曾唱过：“或是像精壮的科德慈，怒着鹰眼，凝视在太平洋上。”就是在那阴柔到了极点的“夜莺曲”里，也还有这样的句子。“同样的歌声时常——迷住了神怪的长窗——那荒僻妖土的长窗——俯临在惊险的海上。”至于那只云雀，他那“西风歌”里所蕴藏的力量，简直是排山倒海，雷霆万钧！还有那一首十四行诗“阿西曼地亚斯”除了表现艺术不朽的思想不说，只其气象之伟大，魄力之雄浑，已可匹敌太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也就是因为人性里面，多多少少地含有这相对的两种气质，许多人才能够欣赏和自己气质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人。例如在英国，华兹华斯欣赏密尔顿；拜伦欣赏顶普吕夏绿蒂·白朗戴欣赏萨克瑞；史哥德欣赏简·奥斯丁；史云朋欣赏兰道；兰道欣赏白朗宁。在我国，辛弃疾欣赏李清照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但是平时为什么我们提起一个人，就觉得他是阳刚，而提起另一个人，又觉得他是阴柔呢？这是因为备人心里的猛虎和蔷薇所成的形势不同。有人的心原是虎穴，穴口的几朵蔷薇免不了猛虎的践踏；有人的心原是花园，园中的猛虎不免给那一片香潮醉倒。所以前者气质近于阳刚，而后者气质近于阴柔。然而踏碎了的蔷薇犹能盛开，醉倒了的猛虎有时醒来。所以霸王有时悲歌，弱女有时杀贼；梅村，子山晚作悲凉，萨松在第一次大战后出版了低调的“心旅”。
“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有猛虎，才能创造慷慨悲歌的英雄事业；涵蔓耿介拔俗的志士胸怀，才能做到孟郊所谓的一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同时人生又是幽谷，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体贴入微；有蔷薇才能看到苍蝇控脚，蜘蛛吐丝，才能听到暮色潜动，春草萌牙，才能做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在人性的国度里，一只真正的猛虎应该能充分地欣赏蔷薇，而一朵真正的蔷薇也应该能充分地尊敬猛虎；微蔷薇，猛虎变成了菲力斯旦；微猛虎，蔷薇变成了懦夫。韩黎诗：“受尽了命运那巨棒的痛打，我的头在流血，但不曾垂下！”华兹华斯诗：“最微小的花朵对于我，能激起非泪水所能表现的深思。”完整的人生应该兼有这两种至高的境界。一个人到了这种境界，他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能像廿世纪人一样的复杂，也能像亚当夏娃一样的纯真，一句话，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
3、《你的耳朵特别名贵？》
七等生的短篇小说《余索式怪诞》写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书，对面天寿堂汉药店办喜事，却不断播放惑人的音乐。余索走到店里，要求他们把声浪放低，对方却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为借口加以拒绝。于是余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适于山间。不料他落脚的寺庙竟也用扩音器播放如怨如诉的佛乐，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闹，余索忍无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树林。
我对这位青年不但同情，简直认同，当然不是因为我也姓余，而是因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于无形，有时甚于刀枪。噪音，是听觉的污染，是耳朵吃进去的毒药。叔本华一生为噪音所苦，并举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传记为例，指出几伟大的作家莫不饱受噪音折磨。其实不独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仅仅需要休息或放松的人，皆应享有宁静的权利。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认为好静乃是听觉上的优洁癖“，知识分子和有闲阶级的”富贵病“。在这种谬见的笼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议，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投诉，一定无人理会。”人家听得，你听不得？你的耳朵特别名贵？“是习见的反应。所以制造噪音乃是社会之常态，而干涉噪音却是个人之变态，反而破坏了邻里的和谐，像余索一样，将不见容于街坊。诗人库伯说得好：
吵闹的人总是理直气壮。
其实，不是知识分子难道就不怕吵吗？《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总是大英雄了吧，却也听不得垂杨树顶群鸦的聒噪，在众泼皮的簇拥之下，一发狠，竟把垂杨连根拔起。
叔本华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这么畏惧噪音，我们比他”进化“了这么多年，噪音的势力当然是强大得多了。七等生的《余索式怪诞》刊于一九七五年，可见那时的余索已经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十年以来，我们的听觉空间只有更加脏乱。无论我怎么爱台湾，我都不能不承认台北已成为噪音之城，好发噪音的人在其中几乎享有无限的自由。人声固然百无禁忌，狗声也是百家争鸣：狗主不仁，以左邻右舍为刍狗。至于机器的噪音，更是横行无阻。最大的凶手是扩音器，商店用来播音乐，小贩用来沿街叫卖，广告车用来流动宣传，寺庙用来诵经唱偈，人家用来办婚丧喜事，于是一切噪音都变本加厉，扩大了杀伤的战果。四年前某夜，我在台北家中读书，忽闻异声大作，竟是办丧事的呕哑哭腔，经过扩音器的”现代化“，声浪汹涌淹来，浸灌吞吐于天地之间，只凭其凄厉可怕，不觉其悲哀可怜。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闹到半夜，我和女儿分别打电话向警局投诉，照例是没有结果。
噪音害人，有两个层次。人叫狗吠，到底还是以血肉之躯摇舌鼓肺制造出来的”原音“，无论怎么吵人，总还有个极限，在不公平之中仍不失其为公平。但是用机器来吵人，管它是收音机、电视机、唱机、扩音器，或是工厂开工，电单车发动，却是以逸待劳、以物役人的按钮战争，太残酷、太不公平了。
早在两百七十年前，散文家斯迪尔就说过：”要闭起耳朵，远不如闭起眼睛那么容易，这件事我常感遗憾。“上帝第六天才造人，显已江郎才尽。我们不想看丑景，闭目便可，但要不听噪音，无论怎么掩耳、塞耳，都不清静。更有一点差异：光，像棋中之车，只能直走；声，却像棋中之炮，可以飞越障碍而来。我们注定了要饱受噪音的迫害。台湾的人口密度太大，生活的空间相对缩小。大家挤在牛角尖里，人人手里都有好几架可发噪音的机器，不，武器，如果不及早立法管制，认真取缔，未来的听觉污染势必造成一个半聋的社会。
每次我回到台北，都相当地”近乡情怯“，怯于重投噪音的天罗地网，怯于一上了计程车，就有个音响喇叭对准了我的耳根。香港的计程车里安静得多了。英国和德国的计程车里根本不播音乐。香港的公共场所对噪音的管制比台北严格得多，一般的商场都不播音乐，或把音量调到极低，也从未听到谁用扩音器叫卖或竞选。
愈是进步的社会，愈是安静。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曾有人说，一出国门，耳朵便放假。这实在是一句沉痛的话，值得我们这个把热闹当作繁荣的社会好好自省。
4、《三间书房》
小说大家吴尔芙夫人生前有个愿望：但愿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那当然是指书房。对比之下，我一人拥有三间书房，而且都在楼上，应该感到满足。
当然，这三间书房并不在一起。
第一间在厦门街的老宅。不是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幢古屋，它早已拆掉改建了。目前的老宅也已有了十五年的风霜。我的书房在二楼，有十二坪之宽。当初建屋，这一间就特别设计，所以横亘二十五尺的墙壁全嵌了书橱，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一眼望去，卷帙浩繁，颇有书城巍巍的气象。这么宽敞的书房，相信一般人家并不常见。比我阔的人太多了，但是绝少阔人会把这么阔的房间拿来当书房。所以刚搬进去时，我委实踌躇满志了一阵子。不过得意了没有几年，就像台湾的人口一样，这书城的人口也迅告膨胀。幸好不久我就来了香港，六百册书随我一同西来。书城的人口压力暂时稍减。
我在沙田山居的书房，只有厦门街的这间一半大，可是一排五扇长窗朝西，招来了对海的层层山色，和我共对一几。所以这间书房，这临海的高斋，室虽小而可纳天地，另是一番气象。人迁之初，架上的六百册书疏疏落落，任其或立或倚，一副政简讼清的样子。照例闲不了多久，新的图书杂志，各有各的身材、身价、身世，从四面八方盲目地投奔而来，于是这小小书城的人口很快地就饱和如香港的人口。终于我不得不把走投无路的书刊，一叠又一叠，陶侃运甓那样，搬去我的办公室。
我在中文大学的办公室在太古楼的六楼，位于长廊尽头。这六楼已是绝顶，我的房间又在绝顶的绝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在门外过路。绝对的安静归我一人独享，简直是耳朵的放假。临窗俯眺，半里之外的斜坡道上争驶着小轿车和长长的货柜车，看不尽多少的长安道上客。我却高高坐着，像尼采，像宙斯在奥林匹斯之巅。教授的办公室其实也就等于书房。不要多久，这第三书房也书满为患。于是又把无处安顿的书一批批运回家去。
我的办公室在太古楼，静寂亦如太古，这清福实在修来不易。以前我在中文大学的办公室位于碧秋楼二楼，正当梯口，又隔着走廊与教师的联谊室斜斜相对，既扼要冲，自为兵家必争之地。所以门外总是笑语喧阗，足音杂沓，不时更有人在长廊的两头此呼彼应，回声不绝，或是久别重逢，狭路相遇，齐发惊叹。长廊未半有女工坐守柜台，别处的女工不时来访，印证了广东人的一句话：”三个女人一个墟“。再过去是厕所，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同事们出入其门，少不了又有一番寒暄。从那里搬到太古楼来，简直是听觉的大赦。
此刻我坐在太古楼上，山色可玩，六根清静，从从容容享受免于噪音的自由。但这好景恐怕是长不了了。一回台北，等于重投噪音的罗网。而香港这两间书房里满坑满谷的书刊，又将如何运回台北去呢？这一搬，岂不成了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5、《论夭亡》
”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梦蝶人的境界，渺渺茫茫，王羲之尚且不能喻之于怀，何况魏晋已远，二十世纪的我们。为寿为夭，本来不由我们自己决定。自历史看来，夭者不过”早走一步“，但这一步是从生到死，所以对于早走这么一步的人，我们最容易动悲悯之情。就在前几天，去吊这么一位夭亡的朋友，本来并不准备掉泪，但是目送柜车载走他的薄棺，顿然感到天地寂寞，日月无聊，眼睛已经潮湿。盛筵方酣，有一位来宾忽然要早走，大家可能怪他无礼，而对于一位夭者，我们不但不怪他，反而要为他感伤，原因是他这一走，不但永不回来，而且也不会再听见他的消息了。
不过，夭亡也不是全无好处的。老与死，是人生的两大恐惧，但是夭者至少免于其一。虽说智慧随老年俱来，但体貌衰于下的那种痛苦和死亡日近的那种自觉，恐怕不是智慧所能补尝的吧。夭者在”阳寿“上虽然吃了一点亏，至少他免了老这一劫。不仅如此，在后人的记忆或想象之中，他永远是年轻的。寿登耄耋的人，当然也曾经年轻过，只是在后人的忆念之中，总是以老迈的姿态出现。至少在我的印象里，佛洛斯特总是一位老头子。可是想起雪莱的时候，我似乎总是看到一位英姿勃发的青年，因为他从来没有老过，即使我努力要想象一个龙钟的雪莱，也无从想象起。事实上，以”冥寿“而言，雪莱至少比佛洛斯特老八十多岁，也就是说，做后者的曾祖父都有余。可是在我们心中，雪莱是青年，佛洛斯特是老叟。
那是因为死亡，奇异而神秘的雕刻家，只是永恒的一个助手。在他神奇的一触下，年轻的永远是年轻，年老的永远是年老。尽管最后凡人必死，但王勃死后一直年轻，一直年轻了一千多年，而且以后，无论历史延伸到多久，他再也不会变老了。白居易就不同，因为他已经老了一千多年，而且将永远老下去，在后人的心中。就王勃而言，以生前的数十年换取身后千年，万年，亿万年的年轻形象，实在不能算是不幸。所以死亡不但决定死，也决定生的形象；而夭亡，究竟是幸，是不幸，或是不幸中之大幸，恐怕不是常人所能决定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