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传口令

传口令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正在读初一的我，受命于大哥的指令，到大队当了通信员，扛起了“传口令”的重任。

大队办公楼与我家只一墙之隔，吆喝一声就能听到，很是方便。这是一栋古木结构的两层楼老建筑，屋内有一个天井，是用来通风与采光的。天井的右边有一条木楼梯通往二楼的舞台，舞台的东西两旁是领导层的住宿，办公两用的房间。处理问题一般都在房间，人多了才到舞台会议厅开会。我的房间在二楼的入口处，里面放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台黑色手摇电话机，在窗户的右边角上设置一个小窗口专供人们打，接电话。而我也就成了它走街窜巷传口令的使者。凡是有找人托信的电话，不管白天黑夜，严寒酷暑，狂风骤雨，都要及时传递给下方。一开始出于新鲜与好奇，一听到铃声，就冲上二楼，气喘嘘嘘，“哟，哟，您好!”飞奔不停，时间久了，慢慢摸索出了铃声规律：一长一短是呼叫桃洋大队的，两长一短是呼叫坂头大队的，一长两短是呼叫王大厝大队的。空闲时间，偶尔也会摇着手柄“一长一短”或“二长一短”地跟邻近大队的同行聊些趣事。

那时，大队编制中只有两个人拿固定工资：一个是书记，月薪30元;一个是通信员月薪12元。副书记，民兵营长，团支书，妇联主任等人只能拿误工补贴。但在那个年代已是令人垂涎的工作了。大哥是副书记，大队的第二把手，对我甚是苛严。所以，我既要受命于书记，又要受命于副书记的大哥，不准许出任何差错。大哥是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认为学校天天安排上山下田劳动，学不到任何知识，虚度年华，倒不如到大队见见世面，磨砺工作能力，多一个家庭支撑点，或许有机会谋个差事，养家糊口。虽然我心怀不愿，却也只能服从兄命。

通信员的任务除了传递电话外，还要砍柴，挑水，烧饭，打扫卫生，端热水给上级下乡的领导洗刷，满村子吹口哨，传口令通知开大会。事务繁忙，起早模黑，在所有事务中，我最擅长的是烧饭，瓷罐饭，大饭甄饭，炒青菜，炒猪肉，样样拿手。我最怕的是与来往领导问候握手，觉得不踏实，这也成工作中致命的弱点。我越做越觉得工作前景暗淡，于是，向大哥透露了重返校园的心愿。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冲破了封闲的山区，也传到了正在食堂烧饭的我的耳朵里，一位省厅下放干部万元金，告诉我：“文革要结束了，马上就会恢复高考，你赶紧回校读书”。

七七年初，我揣着美好的憧憬，回到学校插入初二下学期，就这样只在初一，初二各读一学期的我，赶上了初中升学考试，并获学校第二名成绩录取高中。可是，没有想到这一年却成了我成绩的分水岭：之前一向成绩名列前茅，之后成绩一落千丈，以至于高考连年落榜;更没想到这一年，划过了两个时代：计划经济时代转变成改革开放时

代;也没有想到这一年，静悄悄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从一名山中草根变成一个商海弄潮儿。

2016.10.4.于上海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