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

读罢这首诗，你的脑海里必定会浮现出一个熟悉的名字——余光中，一个站在海边的高山上、眼睛痴痴望着大陆的诗人形象也浮现在脑海里：他跋涉山水，只为再回故乡一次，亲手捧起故乡的泥土;他一生痴望，只为留住心中执念，飞过海峡找到心中的归属。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台湾，也奉献给了大陆，他用诗句架起两岸文化的桥梁。然而，2017年12月14日，他还是倒下了，平静安详又悄无声息，嘴角的笑容成为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礼物。有人说，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个属于乡愁的时代离我们渐行渐远;有人说，这是一颗巨星的陨落，文坛的光芒在那一刻变得暗淡。余光中走了，他的肉体陷入了沉睡，他的灵魂却还长存于世，他的精神和思想还一代代人的头脑中传承，他的作品还在被一次次地印刷、出版，继续影响着下一代人。可以说，他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乡愁”的符号。

然而，《乡愁》名声太盛，以至于许多读者以为余光中是“乡愁诗人”，对他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这一首《乡愁》。其实，他“上承中国文学传统，横涉西洋文学艺术”(董桥评价)，涉猎极广、多有建树。他在《四窟小记》中写道：“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他曾把诗歌比作情人，把散文比作妻子，足可见他对着两种文体的喜爱和亲切。先生几十年笔耕不辍，左手写诗，右手作文，兼有评论和翻译，在当时文坛上可谓一时无两。

文学之外的余光中，虽然褪去了那些光芒，但有了更多的人的味道。先生家中女性较多，他戏说他与五个女人同居一室，戏称他家是“女生宿舍”，他是“宿管”，全宿舍的衣食住行他都要负责。他去讲学、去办讲座，与学生和听众们探讨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幽默诙谐、金句频出，人们都惊讶于这样一个不同于人们印象中的余光中。而在给老友的信中，他更是亲近平易，亦庄亦谐，直教友人无奈地摇头，嗔怪道：“你呀，你呀!”仿若《射雕英雄传》中的老顽童周伯通，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忽然想起写作老师说过的：“拥有一颗孩子的心，才能写出好的诗歌。”，余光中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吧。

读完《乡愁》，我们也许会想起另一首相似的诗作——于右任的《望故乡》。而若说被拿来与余光中相提并论得最多的，也正是于右任。余光中是幸运的，他等来了两岸互通的那一天，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频频往来大陆，与大陆的一些学校、文化社团多有交流，他的乡愁终于得以填平。而于右任，著名国名党元老，却没有等到这一天。他在他的晚年写下了诗词《望故乡》："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写完《望故乡》两年后的1964年，于右任病逝，遗体遵其嘱被埋葬在台北最高的大屯山上，此情此景正是他在诗中所愿：生不能回故乡，只能登高长盼望。一海相隔，可望却不可及可以说是那个时候千千万万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的撤台人心中难以平复的共同的痛。

关于余光中，还有一段他与著名诗人流沙河写诗互诉衷肠的佳话：秋夜辗转难眠。有人披衣起床，在昏黄的灯下，提笔给他的老朋友写信：“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同时作诗《蟋蟀吟》：“中秋前一个礼拜我家厨房里/怯生生孤零零添了个新客……就是童年逃逸的那只吗?一去四十年又回头来叫我?”朋友接信后，来了灵感，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那边唱歌/在海峡这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这位诗人名叫余光中，而那位朋友，名叫流沙河。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里，重新翻阅余光中的作品，仰慕先生的高洁品格，佩服先生的生花妙笔，感慨先生的苦难经历，遗憾先生的匆匆离世，过了许久，心情才又渐渐地得到了暖和。先生享年八十九岁，这辈子锦绣繁华、凄风寒雨，大约都看过了，我想他在那边，也在继续创作着他的诗歌、散文，只是读者不再是我们了。

梁衡在怀念张闻天的文章中曾经做过一首四言诗，情真意切，格律优美。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就将其做一个小小的改动，用这首新的诗来凭吊先生吧：

凭子吊子，惆怅我怀。寻子访子，独上高台。悲自心起，风从天来。扶其辱痕，还汝洁白。水打山崖，风过林海。斯人远去，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