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与儒家学派示例

孔夫子创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有教无类”、“循循善诱”的教学理念历经千年仍在现实社会中熠熠生辉。

来到孔庙，调研队小伙伴深深被杏坛吸引了，于是小伙伴开始了史料搜集，通过查阅孔府档案以及相关文献、论文，我们了解了儒家学派与书院的发展。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对教育就很重视，书院这一教育制度的产生建立在儒家文化大发展的基础上。从封建社会早期儒、墨、道、法四大家对自身学派理念的推广，到官方设立学校，尤其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提出后，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核心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书院作为一种教学与文化传播的场所，从其产生到发展都伴随着儒家地位的提升，随着社会发展各个阶段政策的不同，书院的功能出现了分化，开始出现专门用于祭祀的书院。研究祭祀书院的产生与发展，需要联系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地位的变化与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的发展进行梳理与分析。

古文有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故家有塾，党有庠，州有序，国有学，所以兴礼乐，砺贤能，厚人伦，美风俗也，教化之行，首善自京师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自夏代就出现了国家兴办的学校，有中央与地方层级办学之分，根据不同年龄学生在教育上的不同要求，划分了不同的教育阶段；西周时期实行”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中央国学设有小学性质和大学性质的教育机构，虞庠、下庠等小学设专供贵胄子弟学习。地方则有乡校、州序、党库、家塾等作为补充，从而形成一整套层级分明的官学体系。隋朝设立国子监，实行科举制度，官学的职责确立为为科举应试服务，从教学方法到建筑式样逐渐僵化，私学以私人讲学授课的方式推动思想传播。

自孔子开创儒家学派起，私学就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在传播文化、提升民众素养和知识启蒙方面起到了独特的作用。隋朝开皇九年（587年）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发展中起到了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此，寒门学子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从此愈加明显。

春秋末期，社会动荡，官学不振促使私学快速发展，各家学派在这一时期相继产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学派，教育开始向普通民众普及。汉代国家强盛，太学之制将国家办学规程化，汉代官学的兴盛以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官方学府组成了完备的教育结构体系为标志。

唐代官学确立了崇圣尊儒的文教政策，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于教育领域中将孔子立为先圣，树立了孔子在教育领域中的独尊地位。在地方上，州、县学内皆立孔子庙，形成庙、书院的设立顺应当时学术发展的需要，”书院“一词于公元8世纪在中国出现。起初，文人将自己读书的书房叫书院，到9、10世纪，有家庭或家族兴办的私人学校也叫书院。举制度的出现极大的促进了民间教育的发展，书院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在文献记录中出现。官学、书院、私学构成了中国古代教育体制，相对于官学教育的应试与僵化，私学教育规模小而难以普世的缺点，书院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有利于儒家各派学术传播的教育形式，为推动学术自由做出了贡献。

随着历史上政权更替，官方对儒学的态度有尊有贬，作为儒学传播主要阵地的书院的发展也随之浮浮沉沉，并且在战乱饥荒年代成为文人士子传播思想、创立学派与求学会友的主要场所，直至1901年，清政府下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标志着书院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书院改制与废除科举使得儒学教育被新式教育取代，几千年的儒家学派人才培养进程就此中断。儒家典籍经书在汉代以后成为经世治国的理论，数量众多的儒生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书院作为各学派传道解惑的场所，其建筑布局等方面长期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古人”尚中“的观念可以理解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礼和乐是西周的等级秩序与贵族的生活方式，是上层社会的生活规范，包含今天所谓宗教、政治、伦理、美学等内容。”礼“是儒家思想最本质最中心的观念，《仪礼》十七篇中的《礼运》篇中写道：”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儒家不信鬼神，《论语》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和孔子说的“未知生，焉知死”都表明了孔子的对待宗教的态度。但是“礼”的维系不能只靠道德，于是从孔子的“亲亲尊尊”到董仲舒归纳出的“三纲五常”，“礼”在生活中的一个体现即是对先人的祭祀。

自上古以来祭祀建筑就有很多，祭祀对象从自然图腾到圣贤，上至国家祭天祭地的坛庙建筑，下至普通家庭供奉的先祖灵位，祭祀仪式都是神圣而持久的。儒家通过“礼”这一近似律法的行事准则规范人的行为，成为治国的主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