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故乡、难忘的童年

故乡的山

故乡的水

故乡有我幼年的足印

几度山花开

几度潮水平

以往的幻境依然在梦中

他乡山也绿

他乡水也清

难锁我童年

一呀寸心

80年代走红的歌星程琳以一首《故乡情》红遍了大江南北，同样也唱醉了许许多多“独在异乡为异客”他乡人的心。

离开故乡三十年了，但故乡的山水、村貌、雾靥、炊烟，少年时曾一起劳作人们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脑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似乎更加清晰，也更易情绪化，并且“长使英雄泪满襟”.

故乡是一个美丽的小山村，被群山环抱着，东、西、北三面环山，特别是北边，群山叠障，直耸云顶，比肩的山头如一个个的金元宝。“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小山村取其名曰：源头村。源头村的名字也许就是从外面走到这里，就到了尽头，或者是找到了这条小溪的源头了。

源头村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山多地少，人均只有几分地。因此，目前仍属于省级贫困村，位于县、乡的最北部，是离县城最远的乡村之一，与县里较大的林场相接。全村有10个村民小组，共332户，农业人口1300余人，总耕地面积722.9亩，其中水田面积687亩，山林面积5400余亩。该村劳动者素质普遍较低，经济结构单一，增值收益不高，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包括村道硬化、水毁河堤恢复、河道治理等。

村子南面是唯一的出、入口，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从大山深处流径这里出发延绵南流，沿溪孕育出了很多的村落，与这条溪相向的一条小路从村北往南延伸，成为了整个村与邻村、乡、县、及整个外界沟通的纽带，也成为我走出山外的唯一通道。这条路在我的记忆里非常清晰，偶尔去乡镇赶一场集，初中、高中在外求学，都得走这条小路。村子入口处，一排不知有多少年份的古树矗立着，因此，从村外的小路只能看到这排古树，整个村只能依稀其中。

村子北面的山势较东西相比高一些，北面山的正中间，也是整个村背靠的北面正中央是高耸的岩石山，这个岩石山被取名为礁岩，就像一座巨佛安坐在哪里，俯瞰着整个村庄，保佑着整个村的安宁与生息。北面山的后面是一个面积较大的林场，很少有人居住其中，我们习惯叫他做大山。

我祖父，由于家贫，名义上曾过继给本村当时最富裕的家庭，至解放前夕，省吃俭用，置办了一些田地。因此解放后，家庭成分被划定为上中农。我父亲在祖父的影响下，一心读书，从未接触农活，至解放时高中毕业，直接参加了土改工作队。我母亲也随之到了城里工作，成为非农户口。父母在城里工作期间，相继有了我姐、大哥和二哥。60年代初期暨大跃进后期，国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两重危机，全国人民的生活处在极度困难的时期，过着青黄不接的日子，为了举国上下共度难关。国务院号召支援农村建设，各党政机关积极响应，安排家属下放到农村。父亲所在的单位也无例外，母亲成为下放农村的家属之一，母亲考虑既然是下放农村，于其去一个不熟悉的农村，还不如回老家农村。就这样，母亲就带着姐、大哥、二哥回到了故乡-源头村。他们的户口也由非农户转成了农村户。到了1962年时，父亲心疼母亲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在老家生活太艰辛；当时在城里工作的干部待遇也很低；想到家乡的山清水秀，在地里随便种植点吃的，也不至于饿死人。基于以上三点，父亲就主动要求回乡务农，因此，全家人都成了农村户口。

60年代的农村还在实行人民公社化，整个村称为大队，村民小组叫做生产队，日常的劳作安排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安排。农民的报酬采取工分制形式。男性的壮劳力一天劳动的最高工分为10分，女性最高工分为7分。一般18岁以上的人都能拿最高工分。生产队长会按照人员能力、工作性质等进行每天的劳动安排。

父亲回到村里务农，由于从小没干过农活，做啥都生疏，因而在评定工分等级时只能是9分，这也许是当时唯一的一个没有拿过满分的壮劳力，是受歧视的体现。生产队安排有一个记分员，对每个农民的出工情况进行记录。年终统一分配粮食时，按照家庭总人数、总工分数、粮食收入总数、经济收入总数等进行核算，记得小时候，每年年终时，生产队的算盘高手会集中在一起，要核算好几天。这样，我家人口多，但只有父母两个劳力，加上父亲又不是满劳力，自然年终能获得的粮食就要少，且还要用钱做抵扣，每年粮食少了，还要欠生产队一笔钱。

63年我出生了，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时代。

那个年代的农村婴幼儿，是母亲用一根长长的布带绑缚在背上，母亲照常参加劳动，到了喂奶的时间，母亲可以到旁边坐下给孩子喂奶，有时，也可以将孩子安放在劳作现场旁边的摇篮里。那个年代农村的孩子基本上是跟着生产队的妇女一起在地里长大的。记得在茶子山上摘茶子时，会唱山歌的一些奶奶、婶婶或者姐姐，爬上茶子树，边摘茶子，边唱山歌，或对唱，或合唱，唱歌嗓子好的人，大家会起哄让她独唱。工歇时，农村的家长里短成了最多的话题，当然会讲段子的人最受追捧。有时嘴大的，爆到邻居的糗事，会让邻居笑追着跑老远，甚至搞笑扭打成一团。

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扑克，记得小时候玩的最多的，也就是一种叫做四方棋的东西，在地上画上四横四杠，形成一个九方格，对战双方各自在自己一方摆上6颗石子，这样可移动的地方是很少的，如果在一条线上形成自己两颗子，对方一颗子，就可以将对方一颗子杀死，直到将对方的子全部杀死为赢。还有一种买田跳格游戏，就是在地上画上长条形的格子，用单腿跳跃着踢一个小石子，小石子被踢着一格一格往下走，小石子不能被踢倒压在线上，脚也不能踩到线，踩到了线或者石子压在线上，就轮换。当小石子被踢遍了每一个自由的格子，就可以得到一个自由的格子，这个被某一方得到的自由格子成了私有，对方就不能进入，因此，一方将某一个很重要的必经之路上的格子私有以后，对方单腿跳跃能力不强的话，就跳不过去了，每次跳跃只能踩到线，那肯定必输无疑了。这样，直到将格子全部据为私有为结束。还有一种玩的较多的，叫做打四角板，就是用废纸叠成一个四角板形状，有正反面，一方将自己的四角板摆地上，另一方用自己的四角板用力去拍打，能将对方的四角板打到掀翻一面，就可以将对方的这个四角板赢取过来，这样，直到对方认输或者被赢完为止，这个游戏，臂力、巧劲、以及四角板制作的技巧都需要。那时的偏远农村小孩，就只这么点游戏了。

从村中的北面慢慢向南，形成的小溪，是我们村中的一条母亲河。我们洗菜、洗衣服、洗猪草等等，都在这条小溪中进行，小溪中有河虾、螃蟹、还有王八。我们光着脚在溪中戏耍，摸着河虾、螃蟹就在水中洗一下，直接就吃了，清爽甘甜美味。小鱼也较多，但要用工具才能捞到，用手是很难抓到的。

山村的田野，青蛙很多，在田间稻谷苗旺盛时，青蛙的叫声真是山村的一道美妙的和声，尽管当时也有很多宣传说，大家不要伤害青蛙，青蛙是稻田中的杀虫高手，是我们田间稻谷的杀虫能手，但我们那时还是会用垂钓的方式去田间抓青蛙。我记得我们抓的最多的是林蛙（我们当地叫王蛙或者黄蛙），秋收后，田间全是收割完成后剩下的稻桔，我们早早的起床，到山下的田间抓林蛙，在那几天，我们基本上一个早晨就能抓10多斤，回到家，再对林蛙进行清理，之后晒干，一年之中在嘴馋时就会弄上一些，炒上辣椒，真是美味。

每年的开春时节，田间的水还很冷，但却是我们抓泥鳅的好时节。这个时节抓泥鳅的方法与秋收时抓泥鳅的方法不同，是用小竹子织成的叫做“蕞”的东西来捕泥鳅。“蕞”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一个鱼篓。把小竹子片成很细的小条，用小条编制而成。一端留有一个进口，另一端用绳子系住。泥鳅进入时顺着小口进去，出来就是逆口，所以只能进不能出。做成桶状，里边放上饵料，饵料用田螺、蚯蚓、椿树叶一起捣碎做成，用于吸引泥鳅和小鱼。傍晚时，我们会在田间安放上这种“蕞”,有些人家里有“蕞”30多个，但我自己最多就10多个，当我们挑着这种“蕞”的担子去自己选好的田间，也是一道风景。但田间泥鳅多的地方，大家往往都会想到，因此，在同一块田间，会有不同的人在此处安放“蕞”.“蕞”与竹签是配套的，在水田里，你的“蕞”安放在何处，只能通过竹签来标志，因此，一般是安放上一个“蕞”,就在此处插上一根竹签。但当多人在此田间放“蕞”时，为了分辨，去安放“蕞”较晚的，会多插上一根竹签。第二天早晨，天刚刚发亮，就会去起“蕞”.起“蕞”时，虽然春天的水很凉，但起到泥鳅多的“蕞”,还是很幸福的。

那时的农村孩子，没有说自己小就不干活的。实际上我们那时是两、三岁开始就已经在做力所能及的活了。最近看中央二台的“变形记”中，一个农村的5岁女孩担当起家中的好多重活，大家不理解，而我却有深刻体会。只是说到了现在，那个小女孩还和我们60年代的孩子一样的生活，让人看了心里不是滋味。我记得到了5岁时，农村的大部分家务，包括做饭，我们肯定是都会干了，而且大部分这些活也会压在我们小孩子身上，因为大人们都出工去了，回家能有一口饭吃，也算小孩莫大的孝顺了。

父亲因为农活不熟、力气也不足的原因，跟大家一起劳动常常会受到欺负，有些大的石头大家知道他撬不动，故意让他去撬。知道他有些活不会且不熟，也故意让他去做。譬如，犁田与耙田，对牛的驾驭，对犁耙的深浅控制，特别是控制牛与犁田转身，是一个实在的力气加技术活，我父亲做起来很是一件难事，而且，做出来的活没有别人做的好。后来，农村为了增收，每年需要派一到二人去大山里承包开荒种玉米的工作。翻过村北面的高山后的深山，我们成为大山，这一片大山是目前生态保持最好的一个国有林场-庙湾林场，这里居住人口很少，林木郁郁葱葱，站在高处，望着层层叠叠的峰峦，就像置身于绿色的林海之中。承包开荒种玉米，就得独自到这一片大山中去劳动，这是一种在农村集体制时最早的一种承包制。只要年终时你按照约定交足玉米的数量，就可以得到全年生产队中的最高工分。若约定的玉米数量完成后，还有结余，还需要交一部分，就可以得到奖励工分，若年终交不上，当然就拿不到队里的平均工分。由于生产队给承包人定的指标较高，加上大山里离家远，孤独。而在生产队中参加集体劳动，是吃大锅饭，只要每天出工，就可以拿到最高分，大家都不愿意去。我记得父亲母亲在家商量这事时，是一种很心酸、很无赖的情景。父亲说，现在这么多孩子都在成长身体，需要的粮食多，我在家劳动，挣不到高工分，受人欺负，还不如去大山里，一个人自由，只要拼命干活，多开点荒，多种点玉米，也许年终还有结余，一家人不至于饿肚子。母亲就是担心父亲一人在那大山里危险，听说有老虎、野猪、狼等大动物，当然老虎、狼没看见过，但野猪是见过的，我的一个村里同龄人曾被野猪严重咬伤过。但现实的问题，逼的父亲走上了去深山承包种玉米的事。

小时候记忆最深的，是我与父亲两人在大山深处种玉米。大山深处，熟地很少，要想多种些玉米，就得开荒。开荒，需要先找好一片土质较好的、阳光充足的荒山，选好地点后，首先在有水的地方，实际上就是有地下水流出的泉眼旁，大山上有很多这种泉眼，搭建一个可以生活的小棚子，这个棚子就是未来大部分时间我们生活休息的地方。开荒就是先将灌木丛全部砍倒，晾晒干，再在四周挖好防火隔离带，放火燃烧，剩下的灰就是最好的肥料，再用锄头翻耕，之后点播种子，再就是除草一至三次，大部分是除草两次。这些活是非常辛苦的。我们每天干活都是自己给定好任务，某一天必须要完成某块地的某一项工作，清早到了工地，看着一天必须完成的工作，心里老发虚，等到天快黑，工作快完成时，那种惬意也是一种享受。在大山中种玉米，早餐在家或在大山中的窝棚中吃，中餐是早餐时一起做好的，用那时最流行的搪瓷罐子装的，在工地吃，晚上回到窝棚，还需要弄点简单的食物吃。整个种玉米过程中，最让人值得回味的莫过于守玉米了，守玉米就是从种下玉米种子开始，到出苗，到成长，到收获的整个过程中，需要防止野猪来啃玉米或者玉米苗。玉米苗小时，野猪来啃过后还可以补种一些，最糟糕的是玉米已经出穗后，出现野猪，那就前功尽弃了，辛辛苦苦一年的成果就成了野猪的口中食了。因此，晚上我们需要敲着用毛竹做的更，用以吓唬野猪。有时我在这座山的玉米地里，父亲去到另一座山的玉米地里，在那幽静的大山深处，我们只能大声的敲更，用以呼应彼此的存在，同时，也是在吓唬野猪的同时，告诉父亲我还没被野猪叼走。记忆中曾多次出现一片收成好的玉米地，第二天看到的是一片狼藉，欲哭无泪啊。在野猪特别嚣张时，我们也会通知喜欢打野猪的人来狩猎，他们用来打猎的武器比较原始，一种用火药的枪，我们叫它为“铳”, 这种“铳”根本打不到野猪，只能是将野猪吓唬跑掉。

说起这个“铳”,我们家可是吃了它的亏。我父亲离职还乡的时候，想到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务农，想到家乡的野猪厉害，就拿出部分钱买了12条那种用火药的枪，方便的时候可以去打点野猪，还可改善伙食。没想到，刚回到老家，县公安局听说我家有枪，就以私藏枪支的名义，下来直接收缴了，而且，还对我父亲进行了审查。好在我父亲刚参加工作时，在县公安局还工作过一段，算是很快就过去了。但后来在村里面，好多心术不正的人，又在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就以这个名义批斗我的父亲，而且还曾诬陷我父亲在外读书期间参加了“三青团”,因此，我小时候记忆中，我父亲白天劳动很累了，回到家还没坐一会儿，就被叫去参加批斗会，要他承认参加了“三青团”,我父亲由于确实没参加，就一直忍耐着批斗与挨打，也没认下这个欲加之罪，好像当时是，我父亲如果认下了这个事，就会被划入“二十一种人”,每天晚上就会被看押着去修村里的防空洞。那时我记得晚上很晚了，我们小孩实在顶不住了，睡觉了，父亲才被放回来，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记得那批枪在被收缴时，有一只坏了，公安局的把它留给我家做了个留念，我小时候还能经常看到那个枪托且拿来玩。

整个童年时代，我记得父亲最开心的一次，就是，我俩在守玉米，那晚月亮很亮，我们巡视了几片玉米地后，坐在山顶上，父亲唱起了京剧，这是我小时候记忆中看到父亲的唯一一次高兴。我们在种玉米的同时，还会种点高粱、小米（我们当地土话叫它为秀米）、土豆，整个村会种土豆的就我家，我们当地叫它为“洋芋头”.因此，我整个童年或者在家乡生活的主要食物就是玉米和洋芋头，纯粹的白米饭似乎没有吃过一顿。

对玉米的采收也是一项繁重的体力活。首先要将玉米棒子一个一个从玉米秆上扳下来，再一担一担的从大山中挑回到家里，晾晒，再将玉米粒从玉米棒子上剔下来。每年从大山中挑回的玉米棒子至少上万斤，而后用手脱粒，再晒干后的玉米每年三千至三千五斤左右。上交生产队三千斤，每年还可剩下几百斤的玉米。脱粒工作我们都是在晚上干，大家围坐在一起，或者坐在玉米堆中，用手对一个一个的玉米棒子进行扳玉米粒，很辛苦，且手很疼。

每年将玉米棒子都收回家后，最后一道进大山的工作就是祈福，我们叫它为“还福”.这是一家人最高兴的日子。“还福”就是回到大山我们种玉米的地方，对当地的各路神灵进行感谢，同时祈求明年好收成的意思。“还福”这一天，一家人会很早起床，一般带上一只公鸡，一块肉，还有其他的祭品，在大山中进行完祭祀仪式后，会好好的用带上的祭品，做一顿丰盛的饭菜，吃上一顿。因此，这一天，尽管要走很远的路、爬很高的山，我们小孩也不会不来的，当然，父母也会尽量将孩子们都带上。

那时的乡村，非常辛苦。原因是，几乎所有的白天都要交给生产队，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家务活只能是出工的间隙和晚饭后。家务活很多，当然做饭、清理屋子、喂牲畜、挑水、推磨、用碓椿米等家务活是必须的，但还有两项重要的活就是砍柴、割猪草，当时村里附近的山上一点柴都没有，基本上都开荒种粮食了，因此，砍柴要到离家较远的大山上才能砍倒柴，因此，砍一担柴是非常辛苦的。因此，家里柴火充足的人家，晚上就较热闹，大家会聚到他家里，火烧的旺旺的，大家围着火炉坐一圈，一块家长里短的唠嗑。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听故事了，薛云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三国演义、七侠五义，等等，尽管后来在电视上看到大名鼎鼎的说书人，说的声情并茂，但在记忆深处，这些人还是不如村中的说书老汉。

在我出生前，我家的祖屋因一场火灾而化为灰烬，我出生住的房子是父亲用回乡时单位补助的钱，与叔叔家一起合盖的。我叔家7个孩子，我家5个孩子，因此房子非常拥挤。因此，爷爷奶奶只能在我们这座房的西头盖了个茅棚居住。记得奶奶在茅棚的棚檐下栽了几棵葡萄树，那个葡萄好吃哦，真让我现在想起来都还有味。但奶奶从来不准我们去摘，所以现在能记住的，也就是隐隐约约的那个味道和去偷葡萄的那份感觉了，我们在棚子的外面看到熟透了的葡萄，就会拿一根长棍去勾，或者爬上棚去摘，但很难够着。奶奶发现了，就会骂我们，但同时也会摘一小串送给我们解馋。后来棚子因为村里修公路被拆掉，爷爷奶奶就一直住在我们的堂屋中。我对奶奶记忆最深的就是她做的鱼冻了，她将鱼骨、姜、辣椒反复剁，剁得非常碎，在放锅中大火煮开后，用温火熬制一晚上。有时，我们9姊妹中嘴馋的，第二天早晨会早早起床，趁奶奶没起来，我们就去锅中弄上一小块；有时我们会端着饭碗去向她要，她心情好时会非常小气的挑一点点给我们尝尝，我现在还很难忘当时那点鱼冻的美味。

记得五岁时，跟姐去上学，看到报名处，我跟着报名了，就这样我上了小学。整个的小学只有几件事最清晰。记得刚进学校，一年级是在大会堂的一个角落，排放着桌子凳子，前面架上一张黑板，就成了我的一年级班。记得上课时憋不住尿，又不敢跟老师说，而在课堂上偷偷的就地尿了，下课后只见地上一滩湿。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上课时，习惯将一只脚抬起，踩在凳子上，被老师用教棍打了一棍。

小学上到四年级时，一天家里来了两个客人，我的大姑父和他儿子，他们家住的地方离我家很远，记得父母跟大姑父说，家里实在太穷，养不活我们几兄弟姊妹，希望他们将我领走并抚养，但那时，大家都穷，我记得似乎大姑父也不是很愿意带我走，但经不住我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恳求，走时将我带上了。记得那时年小，走不动，翻山越岭，白天黑夜的走，最后还是坐了一段路的车才到了姑父家。在姑父家，同龄人都上学去了，我只能去放牛、干活。一次跟着表姐家的孩子去了一次他们学校。在大姑父家大概一年左右，突然接到爷爷去世的消息，大姑就带着我回了老家，大姑回自己家时，就没再带我一起走。

回到老家后，已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快毕业了（那时是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分别两年），父母让我去跟班毕业，我去了，在毕业班会上，有大队干部、校长、班主任老师，老师让两个学生念一段报纸，我是其中一个，如果能念通顺，就算是这届学生成绩不错了，可以毕业了。就这样，我小学就毕业了。

小学毕业后，升初中是要靠大队干部批准的。那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家的成分为上中农，大队还有一家的成分为富农，因此，我家的两个哥哥都是被批准上了初中，只是高中不让上，但到我了，大队干部不让我上初中。没办法，小学毕业后，我只能在家里呆着，记得那时跟集体出工规定要十二岁，我年龄没到，按理，不能出工，我妈去求生产队长，请求让我跟着大人去出工，这样，我就开始了挣工分了，印象中我开始是两分。记得这段时间，有些大人欺负我，在田间干活，人小干不好，还打了我巴掌，有些大人同情我，生产队仓库保管员，就是其中一个，看到我年龄小，就想帮助我，但做仓库保管员需要成分是贫农，因此，他为了帮助我，顶住压力，做了很多说服工作，生产队才同意让我跟着他在仓库劳动的，仓库的劳动跟在田间的劳动相比还是要轻松一些。那时村里有两个篾匠，因村里每年需要大量的竹器产品，因此，他们两人被集中在一处劳动，为村里生产竹器。但他们二人年龄有点大了，村里为了这个手艺后继有人，要求他们带徒弟。其中一个自己有儿子，跟我同龄，就带他自己的儿子为徒弟，另一个师傅是我们生产队的，他自己的儿子年龄很大了，不适合学手艺了，且跟我出过工，很同情我，就要我去跟他学，我去了，但我去学了一周左右，村里不同意他带我，把我赶了回来。后来知道，是有一个大队干部希望我师傅带他儿子，就这样，又过了半年，我师傅顶住压力，一直不肯带其他人为徒弟，半年后，大队才同意我师傅继续带我做徒弟。就这样，学篾匠我学了将近一年后，到了1976年，有一个政策要求全国普及初中，即将初中的两年分成两个阶段，初中一年级下放到大队小学办，二年级才到公社的初中上。小学的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来跟我妈说，现在有这么个上初中的机会了，看能否让我去上初中，我妈去跟我师傅师母商量，师父一方面觉得他顶住大队干部的压力，带我为徒弟不易，加上近一年了，快出师了，希望我学成出师，但另一方面，有机会上学了，不能错过，他们商量了好久，也没定下来，最后师傅问我，是愿意上学，还是愿意继续学徒弟。那时小，想起学篾匠的艰辛过程，就想去读书可以轻松一点，就说想读书。就这样，1976年下学期，我在大队的小学初中班又上学了。在小学的初中班上完一年后，本可以顺利去公社上初中了，这时大队要将村里的手艺人集中成立联合社，师傅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又要我跟他去联合社，这样，等到公社的初中开学报名截止日，我也没去报名。报名过后十来天，我跟师傅提出还是想去上学，师傅没办法，让我去了，结果到学校，学校又不同意接收了，我父亲去找了好几个熟人，才同意了接收我。这些印象很深刻。我记得在公社的一年初中，因成绩优秀，有两次带着大红花，老师带队，敲锣打鼓送到村里。1978年初中毕业，由于赶上了恢复高考，记得我们整个初中是一个考中专的考点，我也参加了，只记得当时我考完数学出来，我就在操场的地上给大家讲解每道题目，当时大家都认为我肯定能考上。当然，最终肯定没考上，但很顺利的进入了县重点高中。在县高中的二年，因集中了各乡的学习较好的同学，我就没那么拔尖了，只记得获得了一次数学竞赛的第三名。1980年高中毕业，那时因高中毕业生太多，能够参加高考的人数是分配到各县的，因此，为了参加高考，就必须先参加预考，预考就是要获得一次参加高考的机会。当时，预考刷下的人将近四分之三。因此，要预考上也是很难的。我当时，尽管赶上了恢复高考，但觉得要考上大学，几乎觉得还是不可能的，也没想象过会考上，一切是顺其自然的心境。1980年参加预考结束后，就算高中毕业了，回家后没想过什么，参加劳动是唯一的事，但几天后，通知来了，预考考上了，就马上回到学校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冲刺复习。回想起来，当时要是没预考上，也就没什么想法了，家里也不可能再让我去复读了，真正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对我内心深处，有这种特别的渴望，但现实中却认为只是一种梦想。因此，80年参加高考完后，在家里等通知时等来的是复习班录取的通知。当时，家里姐姐已出嫁，大哥二哥也已经参加劳动，家里条件是好一些了，家里商量后，既然学校通知参加复读班，那就去吧，这样就又去复读了。81年的预考与高考，跟80年一样，还是一点希望都没有。81年得到复读班录取通知书后，家里觉得复习班的录取通知也不是好得到的，所以还是想办法筹好钱让给我去了，但等到学校复读了近1个月时，在我脑中总是觉得失败了两次了，不要再浪费家里的钱了，再复读结果也是一样，在脑中想到最多的就是这个钱来之不易，父母太辛苦了，而我确在这浪费钱，回家还可以帮助做点事。因此，跟学校说，我不读了，学校觉得我的分数还可以，挽留我，但我死心了。最后学校没办法，就让我写退学报告，并跟我讲，是自己要退学的，再想读那就不会再收我了，我下定决心不读了，所以写了，交了，学校同意我退学，但学费没退，只退了伙食费。我回家后，父母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再复读也没用，还是在家劳动算了。父母就问我要学费等钱，我说学校不退。父母看到钱没退，就说既然交了学费了，就读完这一年，反正也就多一点伙食费了。父母要我必须回去读完这一年，我说不读了，父母骂我，后来父亲领着我回到学校，但学校领导坚持说是我强烈要求退学的，不让我再参加复读，我父亲就求这些学校领导，要么退学费，要么让孩子读完这一年。后来，学校经不住父亲的苦苦恳求，同意我继续参加复读。我记得，当时我在寝室，见到一要好同学的一霎间，泪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夺眶而出。我一直没想明白，当时那泪水为何而出，为何止不住，为何那么的伤心。那次半年多的复读，可能是经历了退学的这个小风波，学习的心情很平静，一个方面，一定要考上大学的压力没有了，感觉到读书实际上是在为了对得起那一百多元的学费，考不上，也似乎没有对不起父母的感觉了。因此，学习分外轻松，机械性的一切按照学校、老师的要求完成作业。也许是上苍垂怜我，也许是我的祖坟冒青烟，也许是心中放下了包袱，也许…这一年，我奇迹般的考上了一个不错的重点大学。这在我们这个贫困村也算是不错的了。

小学毕业后至后来读上初中，期间间隔了近3年。这三年，是我经历最丰富的三年，但也是最简单的三年。说他丰富，主要是从事的劳动非常丰富，各种农活，包括学竹器制作手艺。还有木工我也自己做过。说他简单，主要是那时农村的孩子，特别是我这种家庭成分不太好的孩子，可以说什么想法也没有，每天辛苦的劳动是唯一的想法。我又想起中央二台“变形记”的5岁小女孩的眼神，记得一次我在挖树根时，一个在外工作的远房堂兄带着他的儿子们回来省亲路过我时，我看他们的眼神就像那个“变形记”的5岁小女孩，没有嫉妒与羡慕，仅仅觉得这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当时的情景，现在快40多年了，还历历在目。还记得在1970年左右，我们村有一人解放前夕出去的，大家以为他没了，突然有一天他带着老婆孩子，穿着军装回到了村里，才知道他在北京的部队里工作。我跟着我所在生产队的一位小时候曾与此人一块砍过柴的人去看热闹，我感觉当时，我们看他们，完全就像是看另外世界来的人，只有羡慕，没有嫉妒。后来我也来到北京的部队工作了，还去看望过这位老人前辈。在那个年代，在我们当地，在吃农村粮的人眼中，我们统称叫吃商品粮的人为干部。那时的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跨过这道坎。这些烙印在灵魂深处的自卑感，这一辈子都很难抹去，致使我现在在看人时还有一种猥琐的感觉，当然，现在“猥琐”这个词因为宁财神而变得很时髦了。

人民公社化运动，让人震撼的是大生产运动，我们农村就是，当田里的活处于淡季时，会组织人力大修水利基础设施，我曾参加了我们公社修建水库的劳动。那场面真是浩大。整个工地用热火朝天来形容一点也不过。用宋丹丹的话说那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挖土、挑土、抬石头、夯土、拧锤扶钢钎打炮眼、埋雷管炸药，各种各样的活计分工，只要人来了，就有活干。这种大集体劳动中，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打牙祭了。我见过参加过很多次集体打牙祭。一大钵大块大块的肉，放在地上，人蹲着围成一圈，每人面前放上自己的碗，一轮一轮的夹肉，每一轮每人夹一块肉放到自己碗里，不吃，等一轮大家夹完后，等着下一轮。第一轮，大家先找大块的肥肉夹，第二轮大家抢大块的骨头夹，最后再找小块的瘦肉，直至最后大钵子里的汤被分掉。之后，大家拿着自己的战利品找个地方或蹲或站开始品尝自己的战利品，哪些抢到大骨头的最值，可以啃很长时间，大家都吃完了，他还在津津有味的啃着，真让人馋。

我们县是林木较茂盛的一个县，临县经常来我县的林场偷盗树木资源。在县重点高中上学期间，还曾参与一次与临县的集体打架事件，记忆犹新。记得在一个周末，我回家取粮（一般一月回去一次）。刚回到村口，就有县公安局的同志在用大喇叭招呼及林业局的大卡车在旁边等着。说临县的人集体在我们村的北面大山中偷盗砍伐我们县的树木，我们县的人要多去人，将树木抢回来。去的人一天5元。希望大家踊跃参加，我正缺钱呢，去两天可是10元啊，所以毫不犹豫的上车了。我们到了大山中我们的宿营地，发现我们是到的最后一批，我们到后，我们的人差不多一百多人，有4-5条铳，有部分拿了大砍刀。当天晚上在宿营地就地休息，第二天早晨，前面摸情况的人回来说，对方已经在搬运树木准备往回走了，我们马上集合出发，大概2个小时后前面的人接触上了，两队接触的地方在谷底，我在半山腰，当时那个场面至今难忘，很壮观。最前面的人确实很勇敢，组成第一梯队，与对方的人抢树木，边抢回树木，边追击。铳主要在第二梯队，放铳主要是壮胆，我们后面的大部分人主要是壮声威，当然，前面的人受伤了，后面的人马上就上去了。这样，经过近3小时的抢夺，在快出我县边界时，大部分树木被抢回来了，但也被盗走了一部分树木。

当然，像这种因偷盗树木而发生在邻村之间的这种打架事件就更多了。我们村因在大山的边沿，因此，山较多。毛竹在当地是家家户户都要用到的，因为竹器产品是当地农村的生产必需品，挑谷子用的箩筐、晒稻谷的席子，必须要用到毛竹。如果没有毛竹，将没法生产，因此，那些没有毛竹的村就必须要想办法。记得来我们村偷盗毛竹的事每年都会发生，也会出现邻村之间因偷盗而打架事件。

初中的二年，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二年，初中一年级是在村里上的，同学都是村里的，那个年代最重视数理化，而我的数学特别好，老师讲的内容，可以说老师还没讲完，我就已经完全掌握了，特别是什么因式分解呀，什么一元一次方程呀，别的同学一头雾水，而我真的太明白了，所以受到的表扬很多。到了初二，同学是来自全乡的，竞争激烈一些，但我的数学还是较好的，因为初二时，已经恢复了高考，学校非常重视排名，我基本上排名在全校的前三名。

初中的第二年，也是我体会穷字最彻底的一年。因是第一次在离开村的地方上学。那时农村改革还没有进行，所以我家里还是很穷，家里没有多的粮食。记得有一次中饭时，同学们下楼去食堂吃饭了，我很饿，但没有吃的，只能在窗子边看同学们吃，等到同学们吃完饭离开了食堂，因怕同学笑话，我就像做贼式的怀中扯着两个土豆到食堂的炉子里烤土豆，记得土豆没有烤的太熟就吃了，那涩涩的味道至今难忘。

考上大学的时刻是难忘的。82年的暑假，考完大学后，在家劳动，尽管对考上大学没有太大的期望，但还是抽出时间去打听。那时是先通知分数到县再到学校，我们只能去学校打听。从我家去中学近40里路，那天，我骑了个自行车去学校，到学校后也没几个人，我到教导处的办公楼看有没有通知，看到一张红纸上写着考上重点大学的名单及分数，我记得共四人，第一个最高分考了501分，第二个第三个考了450分，第四个考了435分。第三个名字竟然是我的名字。天啦，我考上重点大学了。因学校没多少人，我出来骑着车就往家赶，只记得一路在梦中的感觉，回到家，当时家里只有我母亲在家，我告诉母亲说我的分数上了重点大学分数线了，重点大学分数线是431,我考了450分。但还没有正式通知，只是在学校出榜了。我妈当然很高兴，这在当时可是我们农村人走出大山的唯一一条路啊，按我们当时说的一句话就是，可以吃国家粮了，当干部了。一会儿，我大哥回来了，看到我，就问考上没有，我记得当时我就恶作剧了一下，跟我哥说，没考上。我哥可能觉得没考上是正常的，所以仅仅有一点点失望的表情。我与我妈还是只保持了一会儿的镇静，看到我哥有点失望的神色，还是马上就开心的笑起来了。我妈说“骗你呢，分数过了重点大学分数线了”.就这样，没多长时间，就传遍了整个小山村。

现在回去很少了，即使回去，也很难找到过去的记忆。

难忘的山村，难忘的童年，难忘的苦难，难忘的欢笑，难忘的泪水，难忘的童趣，难忘的真情，难忘的故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