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末新政的失败缘由的四个要点

清末新政（又称庚子新政、庚子后新政），是清朝末年的一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运动，也是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事件之一。签订了八国联军提出的《辛丑条约》，此举对中国打击甚大，因此朝廷保守派主动进行变法。1901年，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满清政府进行改革，但改革内容多与1898年的戊戌变法雷同。这是清末新政的时代背景。

而清末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新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封建统治的实质，而只是清政府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措施，并不能满足人民对民主的要求。

1901年启动的清末新政，单就内容而言，应该说顺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但耐人寻味的是，在其实际推行过程中，却逐渐招致民众愈来愈多的反感、怨恨乃至直接的武力抗拒。

1，官员尸位素餐

清末新政的范围很广，包括裁撤冗衙、整饬吏治、修订律例、编练新军、创办巡警、振兴实业、废科举、兴学校等。1905年以后，又增加了许多“宪政”预备措施，如官制改革、设谘议局资政院、地方自治等。

新政开始后，看起来似乎颇为热闹，但在实际执行时，各级封建官员大多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时人忆述：那些中央各部的“大小官僚每日到部，只是签到、划知、盖章例行公事，大多对政事一无所知，真正懂得条例拟具办法的只有部里的书办”。1899年10月6日，慈禧召见盛宣怀时就曾抱怨：“现今毛病在上下不能一心，各省督抚全是瞻徇，即如州县官，案件尚不肯说真话。”从当时各地督抚的奏折来看，几乎无不表示赞成并认真推行，但事实上，有些督抚实际上并不赞成，曾先后出任广东巡抚、山西巡抚、河南巡抚和两广总督等职的张人骏即是其中的一个。

张人骏之所以对新政多持否定的态度，一是认为推行新政会增加财政开支，势必加重对百姓的盘剥；二是认为有些新政措施，如编练新军、成立商会和选派留学等，未必对清王朝有利。他反对派员留学，认为将败坏人心，助长革命。

2，苛捐杂税激增

中央的新政费用向各省摊派，各省的新政费用向州县摊派，最终无不落到一般百姓头上。一方面是庚子赔款下严重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则是官吏的津贴、办公费用激增，恣意挥霍享受。各级官吏巧立名目，中饱私囊，民众苦不堪言。

德国在华传教士卫理贤曾描述：“满洲贵族利用当时的混乱为自己谋利益，改革措施争相出台，可是钱花了一大把，却不见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这种状况又在全国内造成普遍的不满，为了对付一个接一个的改革法令，地方官员不得不在当地搜罗钱财。”不仅原有的粮银、盐税、茶税等纷纷加重，并且在各省又陆续新增赔款捐、地捐、随粮捐、房捐、铺捐、纸税、果税、肉税、煤税等名目。

这样，自然使清朝政府同人民大众的关系处在更加紧张、更加尖锐的状态中。1908年2月28日，芬兰人马达汉在甘肃兰州游历，明显地感觉到当地官民间的对立情绪：“由于害怕引起不满，甚至最有益的改革措施也常常被弃之不顾。例如设想从黄河装一个引水管入城……但城里约300名挑水工都是四川人……他们很可能会采取行动来骚扰和攻击衙门。对官员来说，还是避免骚乱为上策。更重要的是，他的三年任期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而不是全省百姓的地位通过有益的改革得到改善。发生一次暴乱，就足以说明他的无能，并毁了他的前程。”

3，改革与财力脱节

综观清末新政的全过程，主政者缺乏通盘考虑，也是败因之一。1902年2月10日，新政开始不久，深知官场实态的清末名士孙宝瑄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夫以数千年弊坏之法，而欲挽回于一日，非有大手段大见识者不能奏功。而今之当轴者，半皆不学无识之徒，所谓力小而任重，鲜不覆也，悲夫！”

在财政方面，清末新政是在国家制度层面一次涉及广泛的改革，所需费用之巨，不言而喻。力主宪政的端方也在私下感叹：“以中国地大，只求一里有两个警察，年已需五万万，以全国岁入，办一警察尚复不够，何论其他！”法国陆军部档案载，当时在北京的法国外交官也观察到新政举措与政府财力的脱节，认为“至少可以说，帝国政府决定速建三十六个师和改组海军，而没有考虑到如何维持每年如此巨大的资金开支，是缺乏一点英明远见的行为”。

4，官场奢靡依旧

尽管财政拮据，清廷奢华靡费依旧。1909年，奉隆裕太后的旨意，在紫禁城内动工兴建了名为水殿的一座三层西洋式建筑。四周开挖水池，引玉泉山水环绕。主楼每层9间，底层四面正中各开一门，四周环以围廊。楼的四角各接三层六角亭一座，底层各开两门，分别与主楼和回廊相通。水殿以铜作栋，汉白玉砌成，外墙雕花，内墙贴有白色和花色瓷砖，玻璃墙的夹层中置水蓄鱼，底层地板亦为玻璃制成，池中游鱼清晰可见。

当时借新政改革想方设法从中揩油者大有人在，即使是油水不多的办学堂，也不例外。

各地的新式学堂，不乏滥竽充数者。清末曾在成都求学的郭沫若记述，当时他是慕名从家乡来到成都，进入一所很有名气的中学堂，很快大失所望。“为我们讲经学的一位鼎鼎大名的成都名士，只拿着一本《左传事纬》照本宣科；国文是熬来熬去的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历史呢，差不多就只是一个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西学课程方面，“真是同样的可怜！讲理数学的教员们，连照本宣科的能力都没有，讲浅显的教科书，都读不断句”。他回忆：“我们自然要痛恨中国为什么这样的不长进，中国的所谓教育家、一切水面上的办事人为什么要欺骗国家，误人子弟。”

有人则趁新政各类机构设立之机，想方设法安插亲友，结党营私。即使如留学归来的所谓新派人物唐绍仪也在其列，曾任沪宁、京汉铁路总办和邮传部左侍郎的他，“在海关或铁路或邮传部里的空缺，只要能捞到手的都安插了他自己的亲属或姻亲，或是他的广东同乡。他在邮传部任职期间任命的四百个人中，有三百五十个是他安插进来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城乡下层群众的自发反抗斗争，即当时人所称的“民变”，也愈益高涨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103次，1906年199次，1907年188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次，到1910年则陡升到266次。最后终于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