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诏定五大臣出洋调查拉开清末新政大幕:转机还是骗局？
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12月11日，清朝宗室重臣端方，率领一干臣子们经过严肃的祭祖典礼后，步履庄重的步入了戒备森严的北京火车站。这天的北京站，也是空气都紧张，进出的每一个人，都要经过细致仔细的盘查，以当天采访的美国记者的形容说，这天北京的空气，都弥漫着大变革的火药味，相信这一行人的离开，将是大清王朝一场惊天剧变的开始！
确实，在清朝统治者眼里，这一群大臣的出行，真是一次悲壮的救国之路。他们从北京乘火车，来到秦皇岛后换船，抵达上海后正式乘上大船，从此劈波斩浪，履行一个空前重大的历史使命：出国考察！
出国考察？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对于整个大清朝来说，却有着绝不一般的意义，因为这次出国考察，在今天的历史教科书上，都有个公认的学名：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
当然这件事，说来很知名，但在好些略懂历史的朋友眼里，却是搞笑的很出名，教科书上说起这件事，主流观点就是连讽刺带批判，认定这场轰轰烈烈的考察运动，非但没什么实际作用，过程更是惊雷，出了不少笑话。还有好些喜剧片里也经常恶搞，特别是香港某电影的桥段，今天好些喜剧片都用滥：某清朝官员考察到了美国，不懂英语，点餐时却不懂装懂瞎点，结果喝了满肚子汤。
但如果回过头来看的话，这类恶搞，确实是严重的丑化，因为首先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这次五大臣考察，大清王朝，堪称是空前重视，甚至当年被太平天国打到惨，洋务运动热火朝天的年月里，都未曾有如此自上到下高度认真的政府性外事活动，说到底，就是形势所迫！
当时的大清朝，新政也推行了有年头，国家局面，却是越发焦头烂额，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从东南一直闹到西南，大清朝的财政军事经济政治，样样举步维艰，社会矛盾空前尖锐，就连最不接地气的清朝官员都感到，这么下去，大清朝真的撑不住了。我们接下继续看史料吧！
20世纪初，经过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王朝内外交困，统治摇摇欲坠。1901年1月，慈禧太后被迫宣布要“取外国之长”以“补中国之短”，实行变法新政。同年，张之洞、刘坤一联名所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也明确提出“拟请敕派王公大臣”分赴各国游历。其理由是，“亲贵归国，所任皆重要职事，所识皆在朝之达官，故其传述启发，尤为得力”。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以后，逐渐出现官员出洋游历尤其是赴日本考察的热潮，对推动清末新政的进展起了一定的作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由于日俄战争和民族危机加深的影响，要求立宪的舆论日益高涨，驻外公使和地方督抚也纷纷奏请仿效日本及欧美政治，实行君主立宪。清廷决定派王公大臣出洋，深入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国政治，归国报告后再做决策，于是就有了1905—1906年的五大臣出洋。
五大臣出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4日，慈禧太后诏定考察政治大臣五人：特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出使西洋。在出团半途中遭受革命党人吴樾放炸弹行刺，被迫延期(由孙中山率领的革命党反对清政府“君主立宪”，认为清政府是以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一旦立宪之后，君主世袭即成为宪法规范之中，则建立共和政体的计划将更艰难)。
11月25日，朝廷设立专门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
研究各国宪政，提供宪政改革的咨询。12月7日，考察团第一组戴鸿慈和端方出发，第一站即美国，由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接见。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14日，载泽率领考察团第二组出发，徐世昌、绍英伤情未愈，由李盛铎、尚其亨替代。当年夏秋之际，考察团先后回国后进呈了一份主张“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编成《列国政要》133卷及《欧美政治要义》18章。该报告由随员熊希龄执笔，参考了流亡东京的梁启超和杨度所写的宪政研究资料。载泽和端方拥护宪政的态度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载泽于1908年夏出版《考察政治日记》。
1906年1月22日，即清光绪三十一年腊月廿八，马上要过年了，时年37岁的镇国公载泽，却漂洋过海，乘船抵达日本神户港。这位康熙皇帝的六世孙，此时对外的官方身份是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
还有同行的两位带队大臣：一是山东布政使（主管民政之副省长）尚其亨，他是清初“三藩”之一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代；一是新任驻比利时公使李盛铎，早在戊戌变法（1898年）前后，他出任驻日公使，在东瀛住过三年。
载泽考察团一行的到来，据说颇受日本当地官民关注，吸引数百人前来会见，“实极一时之盛”。
当年法国一份画报记录了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团考察巴黎市议会的情形。
而此时，先行出发的另一路考察团33人，由闽浙总督端方、户部右侍郎（财政部副部长）戴鸿慈带队，已于1906年1月5日抵达访美行程第一站——檀香山。
111年前的“五大臣出洋”，拉开了清末立宪新政改革的大幕，可从日后的历史进程来看，也可以说敲响了清廷二百七十余年统治的丧钟。这次命运转折之旅，来龙去脉如何？其间又有何玄机呢？我们且一一道来。
出师不利炸弹惊魂
载泽、端方等人的出洋考察，本来几个月前就该成行了，不料未出国门便突遭“恐怖袭击”。
1905年9月24日清晨，天未破晓，京城前门火车站已是一片喧嚣。据时人康继祖描述：现场“金鼓喧天、欢声匝地，则军界排队来也；继则乐声、唱歌声，声调悠扬，亦向车站而去，询之则学界也”。随后各国公使也纷纷赶来，“中外人携器具拍照者、各报馆访事员，一时称盛”，因人太多，车站无法戒严，“入站台者不禁，上车者人亦甚多”。
中外各界人士齐聚前门车站，原来是要欢送以载泽为首的五大臣（另四位为徐世昌、端方、戴鸿慈、绍英）出洋访问。载、端、戴三人，前面已介绍过，袁世凯的密友徐世昌时以署兵部左侍郎（副部长）入值军机处，出身满洲官宦之家的绍英，则是商部右丞（副部长）。
五大臣此番出洋，可谓肩负重任，他们是借考察政治之名，行学习海外立宪经验之实，为刚启动不久的清末新政采择他山之石。
当日九点左右，五大臣陆续来到。欢送仪式结束，大约十一点，各人与送行者道别相继登车，载泽、徐世昌、绍英坐前车厢，戴鸿慈、端方坐后车厢。忽然前车一声巨响，“惊天动地，石破城摇”，车站内瞬间乱作一团，“纷纷焉，攘攘焉，齐向站外而逃者，若似顾命之不逞，人喊马嘶，拥成一片，当争先恐后之际，亦不辨孰为钦使，孰为参随，孰为学界、军界、绅商界也”。慌乱之中，五大臣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炸伤与惊吓。皮肤被灼伤的徐世昌匆匆返回家中，第一时间记下了当时感受：
泽公（载泽）、绍越千（绍英）各受微伤，仆人王顺受伤较重。车外弊踣三人，送行者受微伤甚多。随员萨荫国一家数人受伤，有死者。车内轰碎一人，系施放炸弹者。朝廷维新百度之始，忽有此暴动之事，良可怪也。
不久，这宗惊天“恐袭案”水落石出，乃革命党人吴樾所为。案子虽然破了，然人心已乱，京师周边，惶惶不安，“几疑庚子之变又见，甚有举全家而徙避者”。五大臣逃过一劫，却惊魂未定，原定行程只好延后。
一颗炸弹、一条革命者的性命，能否令清廷派遣大臣考察各国立宪制度的计划止步？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毕竟此乃国内国外大势所趋，非清廷一时起意之举。
战情舆情立宪当行
早在戊戌维新期间，湖广总督张之洞便在上呈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劝学篇》中指出，“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委婉表达了“亲贵”大臣应出去多走走看看，以开眼界之意。庚子国变后，张氏更是径直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里重提旧事，“游历之员，浅学不如通才之有益，庶僚又不如亲贵之更有益”，并当“分赴各国游历”。故张之洞可谓五大臣出洋最初的推手。
几乎同时，民间士绅亦有此呼声。如正在实业界干得热火朝天的状元张謇，于1901年所撰的《变法平议》中建议，“每年春秋，朝廷更迭选派一二人，随带有文学、知时务之卿贰出洋游历，考察各事”。仍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更不避嫌疑，热心地拿出了一套具体的出行方案：
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带领通晓英、法、德、日语言文字之随员十余人同往，其人必须有学识、不徒解方言者，并许随时向各国聘请通人以为参赞，以一年差满回国。又此次所派考察宪法之重臣、随员，宜并各种法律如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之类皆悉心考究。
当然，公私舆论的千呼万唤，实不如严峻事实的当头棒喝。1905年9月初，主要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以日本全胜结束，引起全国上下震动。天津《大公报》刊文称，日俄之战决定着“亚洲之荣落、黄白种之兴亡、专制立宪之强弱”，认为“非俄之败于日本，乃专制败于立宪耳”，并断言今日中国“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而明显持有立宪倾向的《南方报》（1905年8月23日在上海创刊的中英双语报纸，据说由前上海道台、曾国藩女婿、实业家聂缉椝创办），则通过日俄对比，认定此“天意所示其趋向，引导中国宪政”。
一时间，“外之使臣、疆吏，内之枢府、部臣，下之民间舆论，咸以立宪为请”。如直隶总督袁世凯首先奏请“欲图自强，宜考求各国宪法，变通施行”。两江总督周馥很快跟进，请求“仿欧美设立法、执法、行政三项官之意”，“预立地方自治之基”。一向以立场保守示人的外务部尚书、内阁协办大学士瞿鸿禨，也认识到须“博采中西诸国之所长，而详考中外异同之故”，自请出国考察。
据说在宗亲权臣的反复劝说下，“慈禧深为感慨，一似有动于中”“意颇觉悟”，最终拍板同意，并于1905年7月16日正式颁布上谕，称：
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故派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派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
仔细揣摩上述谕旨的措辞，清廷以“考求一切政治”为名，并未提及“宪政”，实际上借鉴了袁世凯、端方等人建议的“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的策略，务求谨慎。不久，慈禧在一次召见大臣时又说道，“各国政治均应择要考察，如宪法一事，现在虽不能宣露，亦应考察各国办法如何，以备采择。”由是观之，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决策层，内心依然观望摇摆，毕竟“立宪”这玩意儿，对于绝大多数朝廷亲贵中枢重臣而言，仍是雾里看花，不知就里。
但民间的立宪新政积极分子，早已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恰如当时只有18岁的青年文人柳亚子所言：“十九世纪欧洲民政之风潮越二十世纪而入于亚洲。震雷一声，天地昭苏；阳春一转，万绿齐茁……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走以呼号于海内外，曰：‘立宪！立宪！立宪！’”
而《南方报》也断言：“诸大臣未行以前，立宪问题殆犹在议论时代，及其将行，则已由议论时代转而入预备时代矣。
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1905年12月，晚清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
评价：
辽宁教育出版社顾问赵秉忠较早对五大臣出洋考察进行了宏观评价：“出洋考察宪政对五大臣来说，在国外或许多少嗅到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的新鲜空气，但这决不会改变他们原有的阶级立场；即便说，他们当中的个别人，思想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有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认识，但在当时也只能是幻想。他们实际上不过充当了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中的工具而已。”
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社长朱金元评价五大臣出洋考察说：“五大臣虽为清政府万世一系的封建国体寻求良方而出洋的，但在他国异乡里，沐浴了欧风美雨，耳闻目睹了资产阶级的物质进步后，引起了深思，这在他们的奏折中不时有反映。出洋的结果，不但增强了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意向；而且使统治阶级内部开明思想扩大，一些亲贵大臣们也因此感到，强国之道‘已不在坚甲利兵，而实以修政立教为本源’，萌发了‘更新庶政’的观念，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上层中形成一个普遍的立宪要求。”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晋藩从法制文明进程的角度积极评价了了五大臣出洋考察：“五大臣考察欧美诸国政治，不单纯是走马观花，他们也下马看花，进行了实际考察，并从考察中看清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在激烈的国际斗争环境，中国所处的劣势。”“他们在奏折中提出的结论性意见，可以说拟定了晚清预备立宪的基本原则、框架和实施步骤，他们是晚清立宪的促进派，起着直接的积极的影响。可以说晚清的预备立宪，是从五大臣考察宪政正式拉开序幕的，使得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靠近了世界近代法制文明的历史轨道。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五大臣出洋考察的随员中，有一些是既年青又思想开放的学人，他们经过西方民主政治的洗礼之后，不仅是晚清预备立宪的支持者、鼓吹者，而且成为民国时期法制的创建人。”[6]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认为五大臣出洋是标志着晚清中国官员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又迈出了一大步，也是没落的清王朝企图自救的最后一次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