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政治手腕为何儒法并用

儒、法两大学派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治国理民之术大相径庭。然而两家的治国方略在西汉政治运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儒家学说对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作用积极；法家学说对维护皇权，整顿吏治作用更为突出。在两汉王朝的实践中，两种学说被统治阶级接纳，形成了传统的“恩威并用”的统治手段。

儒法两家代表韩非子与孔子

一、西汉初年儒法并用的萌芽

儒、法只是文化学派的区分，把他们运用到政治中去，还在于统治者对它们的接收采纳。西汉统治者吸收秦亡教训，重视儒家在社会伦理方面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但西汉仍是专制王朝，维护皇权的稳定是统治者的首要目的。因此，西汉的统治者们，把儒学作为人性化的外衣披在了法家政治的实质内涵上。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在某种体制下，把一切有利于统治的措施应用到统治中去，儒法兼用表现的最为明显。

汉高祖十一年十二月的诏令中就已经有了儒法并用的萌芽，“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把周文王与齐桓公并举，透露着王霸兼采的思想。文景盛世的形成，史家认为与汉初的无为而治的行政措施密切相关，这主要是从经济的恢复而言。政治上，特别是皇权的加强方面，法家的有为政治表现的相当明显，为加强君权，晁错主张君主必须善于运用权术，至于教民忠厚，利民以役，都是术的展开，或为术服务，是把儒家文化吸收到法家文化中来，为法家文化提供人性化的补充。

事实上，西汉一直是重视法治的。汉初的黄老思想，主张清净无为，对秦代的严刑酷诛来说，似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是，它的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它纠正与改变的是秦代对法治的滥用，而其法治的精神与立场，则是没有改变的。黄老思想对政治、人生、社会秩序，不诉诸于道德说教和宗法亲情；不乞求理性的自觉，而完全求助于漠然无情的暴力和物质手段的奖罚，认为惟有法律、吏治、强力，才是巩固统治，建立社会秩序的可靠手段。汉初统治者在清净无为的宽容面貌下，所严守不失的正是法家思想的这个基本精神与立场。《汉书·刑法志》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悦。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萧何的“九章”中，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其后，文帝尚宽大，除肉刑，但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到武帝时，“奸滑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寝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法治更是空前残酷了。汉代统治集团，一百多年内，无论皇帝还是执掌实权的大臣，一直是崇尚法治的。

二、元帝前儒法并用的形成

武帝标榜“独尊儒术”，实际上其法治比文景时期更加严酷。特别是他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打击不法地方豪强和削弱诸侯王势力以及多次出击匈奴，无不是其“霸道”的反映。从武帝到昭宣时期，西汉在政治中的儒法并用正式形成。

武帝时，董仲舒对儒学进行改造，他认为统治阶级统一思想的目的在于感动民心，净化民性，完成“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的目的，并单靠所谓的“三纲五常”等级秩序和名教纲常的礼乐教化已经很难取得实际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