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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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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徽州绩溪人,祖上历代以经营茶叶为生。胡适的父亲系同治秀才,后屡试不第,乃于1868年春初进龙门书院求学。该院院长,便是那位满腹经纶的著述《艺概》的刘熙载先生。后来,胡适父亲官至台湾知州和统领,兢兢业业,鞠躬尽瘁。胡适的蒙师是他父亲,在胡适号称5岁(实为3岁零几个月)进学堂读书时,他已不用再读什么《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一类的书了。其时,小胡适已能认字一千。

文人胡适

12岁的胡适离开故乡进了上海的梅溪学堂,听一位姓沈的先生讲《蒙学读本》。书中有一段话:“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沈先生说这是《左传》上的话。从小已经读了许多古书的胡适,便捧了书走到先生的身旁低声说:“这个‘传曰’是《易经》的‘系辞传’,不是《左传》。”从先生的红脸中,我们好像已经可以看出胡适这位人物的少年风采了。

胡适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及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早在1915年夏季,胡适就已经认为白话是活文字,而古文则是半死的文字。在那时,他常常呼吁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在一首送给朋友的诗里,他第一次使用了“文学革命”这样一个颇具震撼力的名词。

他从中国诗文的衍变,认识了中国文学的症结所在,他欢呼宋朝大诗人的绝大贡献,认为其意义“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提倡“要须作诗如作文”,反对“琢镂粉饰”。他痛恨“有文而无质”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怎么才可以救这‘文胜质’的毛病呢?”这个振聋发聩的问题。经过不断的争论和思考,他终于认识到“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

于是,胡适为了他的“文学革命”,开始试验白话诗,不久,其白话诗集《尝试集》问世。1916年10月,他写信给正编着《新青年》而春风得意的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8个条件,又写了《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如火如荼的白话文运动,在陈独秀的推波助澜下,不失为“五四”时期的一道令人振奋的景观。

由于“文学革命”,胡适和陈独秀曾经是一对很好的朋友。在陈独秀被捕之后,胡适曾替陈独秀代编过《每周评论》。胡适在此期间,更是大谈特谈他的“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并且说“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对于这样的主张,政治兴趣甚浓的陈独秀等人,理所当然地表示了冷漠。在代编刊物期间,胡适一方面无法避免谈政治,另一方面也不甘寂寞,便决定谈些基本的问题,于是,就写了那篇影响巨大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奇文。

其意是针对那种“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并且“稍加批评”。他中气十足地指出,“不顾实际问题囫囵吞枣地把整套有偏见的外国主义搬来中国,实在是一种智慧上的懒惰。”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众多的反对和敌视。这是一个文人和历史开的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玩笑,一心想避开政治的文人,一不小心便卷进了政治的漩涡。

一位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的一大奇观,横看成岭侧成峰,真实的面目,有待历史的检验与时间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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