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琐碎事（五）

一九七七年一月，我从耿集中学高中毕业，回到了家，正赶上家里兴修水利，我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兴修水利劳动中。每天早上六点半上工，八点半休息，九点又开工，中午十二点收工吃饭（集体派人从每家收饭送到工地），下午一点半上工，三点半休息，四点开工，六点半收工回家。我那时虚龄二十一岁，对于我这个从来没干过活的学生来说，繁重的体力劳动无疑是一种身心的折磨，一个星期下来，我两手摩出了好几个血泡，双肩红肿，两条腿疼痛难忍，走起路来像灌了铅似的，浑身哪里都不舒服。

一天上午，工地休息，我便跑到离工地二十米左右的沟沿上，就着沟沿上的茅草平躺了下来，两眼紧闭，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刚睡下不久，就觉得有人先剥开我的双手，随着又扒开我的两肩，最后拍拍我的头，我这才睁开眼，定睛看时，原来是我们大队的书记。我赶忙坐起身来，想和他打招呼。还没等我开口，他就笑着问我：“孩子（书记是我的本家，辈分比我长两辈）怎么样？这活干的下来吗？”我也苦笑着回答：“没办法，干不下来也得干！”他接着问我：“听说你会写点东西，是吗？”我回答：“会写有什么用？沟是挖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他还是那样地笑着说：“不打诳语了，我们公社的山前大队兴修水利向全公社挑战，每个大队都要应战，你给我们大队写一份《应战书》”，接着递给我一沓资料：有山前大队的《挑战书》，有我们大队今年的兴修水利规划等等。我接过资料，他又补充道：“你现在就回家写，下午四点半把你写好的《应战书》拿到大队部给我看，明天上午公社开万人大会。”

我回到工地，给我父亲、大伯、叔叔说了，他们都很高兴，叮嘱我好好写。他们本来就心疼我，只是没有办法帮助我，好不容易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自然是打心里欢喜。离开工地的那一刻，我心花怒放，心情异常激动，和先前比，仿佛换了个人似的，腰酸背痛好像没有了，步伐轻快地离开了工地，我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彻底摆脱这繁重的劳动。

下午四点半，我准时带着《应战书》到了大队部，书记早在那里等我了。我读了三遍给他听，他又拿过稿子看看，说：“稿子写得不错，你胆子要放大一点，读的声音要洪亮一些，最好能脱稿。明天早上六点你到这里等我，我骑自行车带你去公社，成败就看你的了。”我回到家里，很快就把《应战书》背得滚瓜烂熟，等我父亲收工回来，他当观众，我又背了两遍给他听，他也很满意。

公社的万人大会上，我的《应战书》当然是最好的。公社的张书记点名要我留下来，我在唐集公社小分队过了一个月，当时我嫌那里无聊，就又回到了我们自己的大队，由于我会拉二胡、板胡，弹琵琶，吹笛子，所以，我就进入了大队宣传队。

一九七七年的十月，随着“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的考试，我高考达线，本想我这条不起眼的小鱼终于跳入龙门，然而，现实给我开了一个令我失望的玩笑，我由于体检不合格而被拒于龙门之外，并且重重地摔了一跤，这一年的年底，大队宣传队解散，我面对着的，可能又是繁重的体力劳动。

一九七八年二月，我又被大队派到河北三个队去当驻点干部（兼三队的会计），没有好的出路，只能硬着头皮坚持着干。但我不甘心情愿，到了一九七八年的八月，我决计要参加本年的高考，由于我无暇复习，离高考最低录取分数线差10分而名落孙山。一九七八年的十月，我们大队讨论人事问题，当时大队有三个岗位用人：一是潘集小学老师缺一人；二是潘集街道饭店缺一人；三是兰桥湾排灌站缺电工一人。因为大队所有干部对我评价都好，所以，这三个岗位由我先选。我回到家里，和我父亲说了这事，让他给我参谋，我父亲没加思索地告诉我：“去当老师，无论哪个朝代，老师都是必不可少的职业！”再加上当时潘集小学校长孙贵安积极劝说我和我父亲，就这样，我依然决然地走进了潘集小学，当上了光荣的人民教师，教师居然成了我终生的职业。

我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象我这个没任何背景的人，如果在学校没有好的成绩，没有那一点写作功夫，就不会被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发现，就进不了公社小分队。如果我不会很多的乐器，就连小小的大队宣传队都进不去。如果没有上述简单的工作经历，谁会认识我呢？我在求职的过程中，所走过的路，虽然坎坷而波折，崎岖而艰辛，但总是能找到一份工作。我想，人要博学而多才，要有真才实学，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有了真才实学就不怕没有职业，学好了等待机会，一旦机会来了，就可以学以致用。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即便是机会来了，你也不能胜任，才不配位，这机会也会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