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邪塘

莫邪塘终于要拆了!这小区也许是杭州最老的小区。前几天，我特意去看看曾经居住的老房子。

1957年搬至莫邪塘，只有几个三层的楼房，楼房的四周是种着庄稼的田和地、还有大大小小的水塘，农民住的都是低矮的茅草屋。我家住一幢三号门二楼，楼房是青砖红瓦，水泥马路;进楼就是红漆大门，一楼到三楼是大红敞亮的地板和木扶梯;家里也是能照见人影的红漆地板，石灰刷白的墙，明亮的玻璃窗，房间、走廊、洗手间和厨房都装有电灯。

住新房子，最高兴的是我们一帮子伢儿。平时就把那楼梯当作滑滑梯上下不停的玩，几天滑下来，裤子屁股上都开了档。但好玩。楼里每家都有洗手间，拉一下抽水马桶上的那根绳子，水箱里的水哗啦啦的出来了，感觉好奇。小伢儿们乐的蹦蹦跳，大人急得用笤帚柄边轰边赶，连声说：水是要钱的。厨房朝南有洗水槽有阳台，我们站阳台上捡煤球当手榴弹往下扔，爸妈气得把我们鞋子脱了也往窗外扔，然后我们就赤脚下楼捡鞋子和煤球碎屑。一梯三户中间有个过道，六七个平方。小孩儿喜欢在那里玩，吃饭时盛一碗饭夹点菜，也在过道上站着吃。那时，没啥好吃的，差不多是清一色的青菜和胡萝卜，或者就是番薯和南瓜当饭吃。小伢儿能填饱肚子就行，边吃边说还边闹。一个月中难得吃回肉，每逢有肉吃，我们习惯把米饭先咽了，然后把剩下的一块红烧肉一半塞入嘴里，一半挂在嘴边，来回吮，像是吃冰棍似的，舍不得一口吃进肚里，因为吃了这一次，不知哪日还能沾荤。读书的伢儿喜欢在过道做回家作业，那时回家作业不多，自己做自己的，一会儿就完事，然后大家就在一起玩，女孩跳牛皮筋、踢毽子，男孩打弹珠、甩洋片片。

那年代各家没有明显的贫富，邻里相处和睦，谁家做菜没了盐和酱油，只要招呼一下，相邻的争着给你送来。左邻右舍、楼上楼下也经常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架 ，居民干部和派出所民警经常在居民楼里转，见有吵架的就狠狠训一顿，然后罚吵架的把一楼到三楼的地板和扶梯擦洗干净。擦完地板，握手言和。

莫邪塘的住户大多数是铁路上的，我们三号门也不例外。铁路上有自己的铁路专线电话，好多科级干部家中都安装了电话，我们楼里就有两家。有时晚上碰到两家的电话铃声同时响起，也够大家烦一阵子的。也有有趣的时光，我们几个小朋友相约两处打电话，在电话中各人装扮不同的声音，让对方猜是谁。猜错了就算输，一片梅片掰半爿给赢者，输者也可用一粒颗儿糖给赢者咬一半，我猜声音是弱项，输了也掏不出战利品，就帮赢者抄课文。

小孩子最喜欢玩水，莫邪塘到处是水塘，一个连一个，一个套一个。水塘能养鱼，能放鸭子：大人在河埠头洗衣服刷碗。天一热，我们小孩子就迫不及待了，男孩、女孩都在塘里洗澡游泳玩水。尤其是下午，孩子们在水塘里打打闹闹戏水，天黑了，水塘里还是叽叽喳喳，很热闹的。太阳晒，水里泡，一个个都像黑泥鳅，开学了，老师都认不准谁是谁了。我们这些在莫邪塘长大的伢儿，几乎个个都会游泳。

楼里住一家姓皮，有十个孩子，年龄大小相差不多。老大叫皮爱国，每次去塘里玩水，老大在前面走着，后面的弟妹们跟着跑。有一天，天黑了回家，皮爱国后面跟着几个也没有数。晚上睡觉了，皮妈妈数了几遍，感觉不对，少了一个老四是丫头。结果去河边找，四丫头刚满五岁，夭折了。为这事，皮爱国戴着的两条杠的中队委员臂章被老师撤消了。皮爱国比我大两岁，但我们是好朋友，晚上，我陪着他去络麻地里痛痛快快的哭了一场。几年后，皮爱国和我都去了黑龙江。

住一个楼里，啥事儿也会发生。那年头还不限制棺木土葬。有一次，三楼周抗美的奶奶被抗美妈妈数落了一通，老奶奶从山东农村来，一时想不通，爬进莫邪塘寻短见淹死了。这老奶奶有好些个老姐妹经常轧一堆唠唠话语，事情发生后，聚了好多人在我们楼下，不让殡仪馆的车走，结果把一口躺着死者的棺材，就搁一楼楼梯下的三角小空位上。这下可苦了楼上楼下的住户，大人们也都悚悚惊骇，进得门就赶紧往家里跑。我们这些孩子就更苦不堪言了，上学还得去，放学还得回，没进楼，老远就把一件衣服包在头上，战战兢兢，用最快的冲刺速度闪过那个鬼地方，晚上睡觉一头扎紧进被窝，焖住头再也不敢露脸。等三天后事情了结，我们还是心有余悸，眼睛不敢往那角落看一眼的。事情过去后，周抗美奚落我们都是胆小鬼，气的我们一帮人逮住周抗美，狠狠地㦼年糕。周抗美是我们一帮小伙伴中最幸运的，他爸爸自从家里出了老奶奶自寻短见的事后，一蹶不振，身体就一直不好，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这可成全了儿子周抗美，所以早早地成了铁路工人。

三号门里住着二十来户人家，大人都在铁路上做事，有当领导的，有当工人的，也有当老师的，见面了客客气气，有时在楼道上碰面，几个男人，相互递一支烟点着，聊聊单位上的新鲜事儿;女人们在一起，就交头接耳，讨论用了几股手套线并成一根，挑什么花样的线衫还是线裤。那时，毛线供应紧张。上班用的劳保手套舍不得用，积存起来拆了代替毛线，编织成衣服和裤子。

五六十年代的夏天也热，但没有现在那么难熬，用一把芭蕉扇就能把夏天对付过去了。每当夜幕降临，大家在一楼的空地上乘凉。各家都会支一个竹榻，孩子们玩累了，就在竹榻上睡觉，大人们用一把芭蕉扇为我们扇风赶蚊子。有时就一觉睡到天明。住我家隔壁的刘老师在铁路中学教高中英语，她家有一台华生牌的电风扇，刘老师经常把华生电扇从自家接上电线，然后拿到一楼的路灯下批改作业。批完作业，刘老师就把我们孩子召弄在一块，说：Good evening,children ! 于是，刘老师就给围坐在一起的小伢儿讲故事，而且就讲外国的文学故事，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格林童话中的《鱼夫和金鱼》。受刘老师的故事影响，我开始喜欢阅读，爱好文学。在读小学四年级时，我的作文《林海雪原》读后感，足足写了三千多字，在全市小学生作文评选中得奖，为此，还被选送夏令营参加写作培训。所以说，刘老师是我的第一个写作的启蒙老师。也因为爱给孩子讲故事，文革刚开始，刘老师就被造反派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给孩子们讲故事也成一条罪，她并被关进“牛棚”。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展开，除了地富反坏右，又多了走资派。我们楼里原来家里安装电话的突然成了走资派，很快，电话线被剪了，电话机被拿走了。傍晚下班时，造反派还三天两头押着走资派回家，然后在大门口，让走资派在自己头上戴上高帽子，在脖子上挂上黑牌子，然后就在嘴里不停地说：反动派不打不会自己倒掉，我有罪我该死。...... 从一楼到三楼还贴的满墙都是大字报，不留一丝空隙。看着这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突然成了坏人，成为了反动派。楼里的气氛突然变得沉闷。大人们很少大声说话了，我们孩子们也不在楼道里追逐嬉闹了。似乎，大家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平时住

在一起，大家有说有笑的，邻里相互关照和帮助，现在怎么突然成了坏人，成了敌人。

1967年年底，我家搬离三号门，那年，我已经在铁路中学读初中二年级。搬家后的第二天，周抗美请客，我和皮爱国，还有一个在女子中学读书的女同学寇云妹，我们在城站的王仁兴面馆吃了一顿饭。

又过了一年，我和皮爱国，还有寇云妹先后去了黑龙江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