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

十三岁以后，我没有再见过奶妈的面。其实有不少机会可以见到，但是我羞于见她。

母亲先天乳头内缩，无法喂奶，因此我们兄妹四个都有奶妈。我的老家在宁波的宁海乡村，不过那时父亲从军，母亲随父亲居住在台州的温岭。生我之前，母亲先到了外婆家。外婆家离老家的村子十里地，奶妈就是老家村子的。同村不同姓，奶妈的丈夫姓赵，后来我叫他“赵家阿爸”，自然就叫奶妈为“赵家姆妈”。那时候，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赵家姆妈的儿子比我大不了多少天，夭折了，于是接受了我。虽说月钱不多，但是她投入的心血、情感完全视同己出。在喂养我十三个月之后，父母把我抱回温岭，而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如同亲戚，只要回故乡探望外婆，母亲都会带着我去看赵家姆妈，直到我十三岁。

有一年，我已年届不惑了吧，回家探亲——这时候父亲早已转业，除了成年的我，母亲、弟妹都随父从杭州迁到了宁海县城。母亲告诉我，赵家姆妈就在隔两条街的一户人家当保姆。这一次，我鼓起勇气，坚定了决心，要去见见，母亲便领着我去。然而一路上，我仍旧禁不住忐忑不安，生怕赵家姆妈会提起那件事来。

这件事是：我十三岁时替她卖过一只鸡。那一年，母亲带我们兄弟姐妹又回故乡看望外婆。我已足够大了，就独自去看赵家姆妈。

山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着鸡，十来只一般都是有的，多数是母鸡。当时的农村经济，基本的家庭副业就是养猪、养鸡。一只母鸡通常隔天下一个蛋，有的连着下两三天蛋才歇一天。甚至还有奇迹：一只鸡一天下两个蛋，清晨一个，傍晚一个。这样一个月下来，每只鸡总能下近二十个蛋，每个蛋一般能卖六分钱。一家的鸡每月带来的经济效益就很可观——那时一个壮劳力的月工分折算成人民币是十五元左右，所以当时有一个“鸡屁股银行”的说法。至于一家饭桌上的日常荤腥，主要也就是蛋：炒蛋、荷包蛋、白煮蛋、蛋花汤、水蒸蛋……因此人们对鸡呵护有加，乃至有一种“亲情”。糯米在当时被看作补品，有的人家，人舍不得吃一顿糯米饭，却为了让鸡能多下蛋，时不时地喂它们一把。几乎每只鸡都给取了名字，然后又缩为昵称，叫起来，乍一听还以为在叫谁呢。比如“大下巴翎”，昵称“翎”，听起来不就像许多人的名字“玲”吗。

时下的词儿“禽流感”，那时叫“鸡瘟”。鸡瘟差不多每年都会发生，但是传染似乎没有现在这么可怕，每次袭来，大约只有两成的鸡得病。而且有药，是一种小药片，对感染初期的鸡很有效，所以即使得了鸡瘟，鸡也不见得就会死。

那次，我到赵家姆妈家，正碰上发鸡瘟。她家的鸡有一只染上了，而且发现时已到晚期，无法药救了。那是一只棕红色大母鸡，名字叫“阿红”，它下的蛋特别大，每个能卖到八分钱。赵家姆妈心疼得脸都黄了。鸡肉是补身子的美味之一，但是染了鸡瘟的鸡，人们是不吃的，而且要把鸡的尸体埋到土里，以止传染。那“阿红”蔫蔫的，鸡冠发紫，头耷拉着，孵在地上打哆嗦。

“它过不了夜了，还是把它埋到后山去。”赵家姆妈说，都要掉泪了。

“为什么不卖给供销社?”我说，“这么大的鸡，可以卖不少钱呢。”

那年月是彻底的计划经济，农贸都要经过国营的供销社。也有自由市场，但是那是非法的，经常有管理人员巡游、驱散。如果你在那里卖鸡，被抓住，那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不得了。所以一般本分人，都是到供销社。

“呆头小囝，瘟鸡怎能卖?”赵家姆妈笑着说，她总是笑盈盈的。

“别人怎么知道是瘟鸡?”

“瘟鸡一看就看出来了。”

“没问题，我去卖，保准看不出来。”

奶妈一个劲儿笑，只当我是在小孩子说傻话，便顾自己在锅台上忙。

“看我的!”我却要争这个胜。把阿红抱了，大步流星赶往十里地外镇上的供销社。

营业员只是有些奇怪我是个小孩，根本就没有看出是瘟鸡，称了斤两——五斤四两，给了钱——每斤四角三分。我拿了钱，那成就感，太嗨了!并不是营业员看不出瘟鸡，而是我把鸡做了健身活动：一路上，倒提着它，不时抖几下，快到供销社时，又拍了几下它的冠。这么一番折腾，那鸡便迸发出生命最后一分活力，鸡冠鲜红鲜红的。不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哪能看得出这是只瘟鸡?我于是握钱四顾，于是踌躇满志，一路小跑回家。

我把两元三角二分钱交给赵家姆妈——当初父母给奶妈的月钱是六元，得意地告诉他我已经把鸡卖了，奶妈先是惊愕，继而迷惘。我还就把鸡的健身活动过程详详细细说给她听，她总是挂在脸上的笑意完全消失了，她的眼神里分明闪动着一种恐慌，嘴里喃喃地说着：“瘟鸡怎么能卖呢，瘟鸡怎么能买呢。”

我有些失落，满以为会得到大大的夸奖的，然而没有——往常奶妈总是会找到各种理由夸我，便怏怏地到后山去玩了。

后山回来时，赵家阿爸已经下地回家，正没好气地张罗着做饭，嘴里骂骂詈詈：“娘希匹，烧饭了，人还要死到外面去!”

赵家阿爸在村里是个文艺人物，逢年过节搭台子演戏，他是主角，但是家务事平常是不搭手的。这一下，灶上灶下的忙得不可开交，搞得屋里烟雾腾腾。我赶紧帮着烧火。他递给我一个生番薯，说：“肚子饿了吧!”我已把灶塘里的火拨旺，烟雾逐渐退了。他好像也已安顿了米下锅，蒸架放了几个剩菜，盖上锅盖了。然后坐在那里抽烟，生闷气。我一边吃着生番薯，一边把火拨得旺旺的。赵家阿爸又骂了一句：“娘希匹，烧饭了，人还要死出去。”

我忍不住问：“赵家姆妈到哪里去了?”

他说：“死到供销社去了，说退啥个钞票。”

我听了，顿时想起把钱交给她时她那惊愕、恐慌的表情。我明白了，她是去退我卖鸡的钱。我的脑子突然一片虚空，双眼呆呆的望着灶塘里的火，不知道我的脸是不是比火还要红……

正愣神，赵家阿爸说：“饭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