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碗旗花面

不怕大家笑话，七十年代的一碗旗花面，让我想着就香哟！那时，我上初中，一天去同学小芹家喊她一块上学，小芹正端着一碗稀稀的旗花面，上面漂着星点的绿菜叶子，当时看着那个馋哟，真想啥时候自己也能有这样一碗面吃。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响应党的号召“插队落户”，六九年我们全家迁至陕西蒲城县三合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村那时实行工分制，农民在生产队地里干活，由队长记录出勤。壮劳力干重活，每干一天记10分，算一个劳动日；年轻妇女记7分或8分，其他情况记5分到8分。

到了年底，队长公布各人所挣的工分，再用全队的总工分除一年中卖余粮所得的收入，得出每一个工分能够分多少钱。社员们劳动一天的平均收入只不过两三毛钱。差的还不到一毛钱，我们插队的生产队当时劳动一天的收入仅仅8分钱。刚到生产队时，我们一家六口还过得去，因为父亲还有一份微薄的工资。一年后，小弟的出生，使从未出过力的母亲因操劳过度病倒了，母亲随父亲回城里看病，六十多岁的外婆带着我们姐弟在农村艰难度日。

一个壮劳力每天只挣10个工分，外婆就挣得更少，姐姐那时16岁，只算半个劳力，平时上学，只有星期天才能下地挣工分，我和大弟正在上学，都处在吃饭的年龄，吃饭成了我们家最大的问题。那时，吃了上顿没下顿、一年四季接不上口粮，至于吞糠咽菜更是家常便饭。而同学小芹的哥哥是队长，家境比较好，她那碗旗花面对我来说有“画饼充饥”的神奇效果，一碗旗花面成为我最初的梦想。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农村逐步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开放之初，人们虽然还未摆脱饥饿的困境，但我们终于有红苕、高粱、玉米等杂粮吃了，搅团、红苕面（美其名曰钢丝），但天天如此，难得换样，吃得我一看见胃里就往上冒酸水。搅团不抗饿，吃多了又胀肚，真是难受。那年月实在太穷，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为了调剂生活，外婆也常常想着法给我们做变饭吃，但变来变去总是老三样，我还是想着那碗旗花面。

一晃30年过去了，中国人民餐桌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先是粗粮悄然退出了餐桌，再后白馍长面一统餐桌；渐渐地有了大鱼大肉的。现在，我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大米白面、肉禽蛋奶成了家常便饭，鱿鱼海参也没有什么稀罕的，可以说天天都在过年。苦菜、玉米窝、杂面反而成了餐桌上备受青睐的特色小吃。孩子们再也不用像我瞅着同学小芹那碗旗花面那样为吃不饱饭而犯愁，再也不因吃不饱饭而影响学业。

人的记忆是有限的。三十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连吃饭这样人类生活、生存的最起码要求都无法满足，人们不得不为吃饭奔波、苦恼，不是每一个人都记得那么清楚。如果真有一部三十年前社会录像大回放的话，我可以肯定地说，有“恍如隔世”感觉的人恐怕不会是少数。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可中国大地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每到周末，我就想变着花样做点好吃的，特别是我想吃的那碗旗花面，千遍万遍都吃不厌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