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鲁恭

当前，全国正在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城镇化热潮。大批世代居住在农村的农民，走进城市变身为市民，不少在长期自然经济形态下形成的自然村被拆迁改造，重新规划建成为整齐划一的新型社区。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我竟突然想起我家乡一千多年前的一位父母官。

这位父母官生活在东汉章帝建初年间，他在短短的3年任期中一直坚持“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治政原则。有两户农民为争田畔打官司，郡守不能裁决，这位县令亲自出马，苦口婆心地“平理曲直”，说得两人惭愧，“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使两家握手言欢。还有一个亭长，恃权骄横，借人家的耕牛拒不归还，县上下了敕令就是不听。

县令并未强制执行，反而自责说：“这是我做思想教育工作的能力不够，以致教化不行，看来我得辞职了”。县令的部下涕泣挽留，亭长此时才感到惭悔，不但还了耕牛，还表示愿意接受法律惩罚，县令看他认错态度好就不再追究了。两场矛盾，就这样和平解决了。

这位县令名叫鲁恭，是我家乡豫东中牟县有史书作过较详细记载的首位父母官。重温《后汉书》的这段记载，我从内心深处对这位县令生出深深的敬意。

鲁恭以来，我们县产生过的县令县长恐怕不下200余个，过了一千多年尚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三国时期跟着曹操造反的那个陈宫，就是这个鲁恭了。原因之一，就是鲁恭用于解决复杂社会矛盾的手段不是棍杖，而是说服。我横看竖看这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乃至在近代历史上也都属于凤毛麟角。

我生于上世纪的三十年代，经历过两个历史时代。民国时期，我所看到的那些官吏们下得乡来，不是手拿文明棍吆三喝四、横征暴敛，就是骑着高头大马带兵携枪、拉夫抢粮。有谁能像鲁恭这样，摆事实讲道理呢！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种情况才有了根本改变，出现了很多一心一意为群众服务的好干部，他们和风细雨的工作方式深受群众的好评。

但是，旧社会残留的那种强廹命令、棍杖作风，依然存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个时期：一个是1958年的大跃进，一个是前些年开展的计划生育。

大跃进时期，乃是我亲眼所见。国家的本意，是组织群众运动，加快生产的发展。可是一些干部却颠倒了自己与群众的位置，把自己变成了群众的救世主，把群众运动变成了运动群众。

有一个姓洪的干部，号称“洪阎王”，工作大轰大嗡，强廹命令，驱赶群众砸锅炼钢，大办食堂，集体劳动一阵风，大量红薯花生遗落在地里置之不顾，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致使集体财产损失惨重，社员群众食不果腹，不少人面黄肌瘦，浑身浮肿。以后蔓延全国的三年困难时期，从基层来说恐怕就是由此而来的。老一代的乡亲至今回忆起那段历史，还犹如做了一场噩梦。

像“洪阎王”这样的干部，虽为共产党员、人民的公仆，实则连封建时代的县太爷鲁恭也不如啊！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都流传着一种说法：河南人爱“左”，有时左得出奇。这种印象，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此而来的。

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强廹命令也大量存在。计划生育是利国利民的大事，大量基层干部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付出了艰辛劳动，而且也是卓有成效的。但也有部分干部沿袭了旧时代的官场作风，对那些一时想不通的群众不是进行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而是采取武力手段，拆房倒屋，强制结扎，以致使有些人倾家荡产，流落异乡。

这种弊病并非我的家乡所独有，不少地方亦“狼烟四起”，殃及者叫苦连天，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当然，比起计划生育的伟大成果，这些弊病也许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可是弊小亦当除，不可让其泛滥，祸乱全局，破坏了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现在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在一场轰轰烈烈的城镇化热潮到来时，我不禁想起鲁恭，想起近些年仍在群众记忆中留下深刻烙印的经验教训，是缘于一种担心，担心这些旧的作风再重新泛起，干扰城镇化的大方向。

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2012年河南周口地区曾掀起一场“平坟运动”，3个月之内平坟200多万座，之间出现了强廹命令，“以停职、交纪委查处等，还逼迫包括教师、公安、法官、干部在内的公职人员带头平坟，并将平坟成绩与考核、晋升挂钩，对不愿平坟的农民，一些地方威胁要停发低保、拘留甚至劳教”的情况。

国内不少人高呼：“河南的极左凤又来了！”直到国内26位学者联名呼吁停止“平坟运动”，国务院又修改了《殡葬管理条例》，删掉了“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的规定，这个急躁冒进的举动才不得不戛然而止。

这是一个信号：强廹命令之风，棍杖作风并未绝迹，在全国城镇化的浪潮中随时都有泛起的可能。去年以来，我家乡的一位朋友几次打来电话说，他们村多次出现强拍群众按手印出让耕地，要拆旧居建造新农村的现象，以致酿起村民屡屡上访。另据报道，在过去的十年中，每天全国就有80个自然村从大地上消失。

这种消失从根本上讲，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其中也有不少隐含着乡民们的无奈与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城镇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会议上提出，城镇化要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才让一些地方出现的极左现象得到遏制。

从理论上说，一个国家城市化的进程应当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形态的巨大变革。我查过历史，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中，城市化的过程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往往要经历几十年以至上百年的时间。从中世纪的圈地运动，到以后各国采取的对强廹农民脱离土地的所谓《扶贫法》，都充溢着对农民的残酷剥夺。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使得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变得平缓而自然。但这毕竟是一场政治、社会和观念的深刻变革。在这个变革过程中，过去我们曾经屡犯过的强廹命令、棍杖作风，极有可能重新泛滥起来。

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硬性下达城镇化、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的指标，一些违背农民意愿强廹他们进城情况已经开始出现，我们不可不慎。

在这个时候，回忆一下历史上的“前车之鉴”，总结一下那些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成功经验和强廹命令、棍杖作风给我们带来的惨痛教训，是很有必要的。此时我想起鲁恭，不过是引发此意的由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