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清明雨纷纷

一年一度的清明如期而至，思双亲，欲断魂。

父亲比母亲大八岁，故去的时间也正巧相隔八年。父亲祖籍江西余干黄埠镇，早年外出求学，毕业于日本南洋医科大学，而后即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任医官。生逢乱世，备尝艰难。四九年蒋政权溃逃台湾，他不愿为国民党反动派殉葬，毅然回归故里，在老家岭背祖屋内辟方寸之地，为乡梓悬壶济世，成为乐善好施的一方名医。他看病，无论达官显贵，市井平民，一视同仁。但凡遇一贫如洗的农家求医，他分文不取。人家过意不去，事后或捉一只母鸡，或提一袋花生红豆，上门叩谢，他坚拒不受，反和来者红脸。弄得母亲往往抱怨；“你不收便不收，发什麽脾气，人家不也是好意嘛。”解放后进入国办医院，他负责一个住院部，更是常常食不甘味，夜不安枕。一有危重病人，随叫随起，熬得双眼通红。记得小时候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些衣衫褴缕的患者家属，在路上拦住父亲哀告：“戴医师，你给看看吧，那怕过你的手摸一下，人死了我也甘心了。”在家乡，经他救治的病人不计其数。难怪九二年他病逝出殡时，一路鸣炮为他送行的人家延绵数里，络绎不绝。不少路人自发加入队伍，抢着为他牵引二十米长的挽幛。要知道，那可已经是人情稀薄金钱为贵的九十年代了。

为此，我总想：一个人，只要他平生为群众做了一些好事，大家是不会忘记的。老一辈的中国人，民风淳朴，代代相传，知恩必报，令人感佩。

其实，我和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上大学，而后分配外地工作，我便很少在父亲身边。在我的印象中，他对在外儿女从来是报喜不报优，除非有天大的难事，他轻易不向儿女开口。记得文革时，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冬天连床暖身的被褥也没有，母亲才写封信给我们。妻子急忙寄回一些钱，为他赶置了一床新被，帮他度过了六十年代那个苦寒的冬天。还有一次我不慎被筷子扎伤了眼睛。父亲闻讯，不顾七十多岁高龄赶到我工作的地方来看我，这使我内心一阵抽痛。父亲尽管一向对我严厉，但他是真心疼爱我的。父子之情，高山仰止。

父亲一生淡泊名利，轻看钱财。退休后，不少医院高薪聘请他，他一概婉拒，宁愿在家为邻里乡亲义务看诊。住的是两间低矮平房，吃的是粗茶淡饭，身后一文不名，但他留给儿女的精神财富，却价值连城，无以估量。

我曾想过在父亲的墓碑上刻上这样一行字：一个大写的人。一个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无论时序更迭，朝代演变，他一如既往地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民众尽一份责任，而自己却一无所求，两袖清风，这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又是什么？

和父亲相比，母亲的一生波澜不惊。她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个贫民家庭，是那种典型的江南小家碧玉。年轻时天生丽质，身材曼妙。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上海和父亲结婚，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一栋小洋楼里。至今我还保存着她二十岁左右的一帧照片：身着旗袍，玉臂弯枕，朱唇微启，头偏向右方，活脱脱一个梨花带雨的上海小姐。母亲爱美，年轻时在一家理发厅，曾经为争睹一代名伶胡蝶的芳颜被人挤伤了鼻子，让家人引为笑柄。解放初随父亲回到江西老家，土改时加入文工团，演“招娣翻身”“白毛女”“夫妻识字”，走村串乡，热情高涨。只可惜家庭成份太高，受够了冷眼岐视，连外出工作的权利也被剥夺。（象她那样有点文化的女性当时尚属凤毛麟角。）只能在家相夫教子，侍奉婆母。她节衣缩食，茹苦含辛，仅靠父亲一份工资收入供养三男两女读书。三年困难时期，她甚至学着养猪种菜。记得一次她养的一头小猪掉进粪窖里淹死了，她哭得象个泪人儿似的。这个镜头，象一个特写永远定格在我少小的心灵里。

母亲生性活泼，爱吹口琴，爱唱歌，爱和年轻的俊男靓女交朋友。在医院那两间住家的平房里，一些忘年交的年轻人是我母亲的常客。即使在贫病交加的愁苦岁月，她床头也不离练字的本子，学唱的歌本，笛子和口琴。听说医院新分来一个漂亮的小护士，她想方设法都要去看一看。就是这样一个心地象水晶一样的母亲，上苍却给予她太多的不公平。一九五三年夏，我那成绩优异，长相英俊的大哥临高考前意外夭折。这像一个晴天霹雳震碎了父母的一切希望。从此母亲几年卧床不起，以后身体日见其衰。那一个夏日的傍晚，我不敢回家，不敢面对父母亲那无助无望的泪眼，凄凄然如丧家之犬，一个人在黄金埠河沿街疯狂地奔跑，直到夜阑更深。

不知什么原因，我祖母从在上海居家时便娇宠小女（即我的细娘娘）而对我母亲心存芥蒂。父亲是个孝子，左右为难。母亲偶然会在灯下为我们缝补衣服时诉说诉说自己的委屈。但她从来不计前嫌。在祖母晚年病入膏肓时，她极尽一个做儿媳的孝顺，为她洗身抹澡，汤药待奉，数九寒冬敲开冰块下河洗屎洗尿，毫无怨言。那时国家正闹饥荒，一家人数月难见半点荤腥。父亲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每月有配给的二斤肉，她自己从不沾一星半点，而总将精肉蒸成肉饼汤端到婆母面前。悠悠往事，历历在目。

父母一生感情笃深，相濡以沫。晚年的母亲形销骨立。父亲尽管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却日以继夜端茶送水，照料母亲，同时兼任母亲的家庭医生。相信如果没有父亲精湛医术，辛勤护理，母亲是不可能走在父亲之后的。

母亲曾经开玩笑说：“我家世代贫民，如果不是嫁到你们戴家，哪里会受别人的窝囊气。”事实也确实如此。在那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的恐怖岁月，她日夜担惊受怕，日夜小心翼翼，活得真是太苦太累了。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唐代诗人元稹悼念亡妻的这种心结，父亲生前是否有过，现在永远也无法知晓了。

父亲和母亲都活了八十四岁。如今他们依然相依相守，长眠在故乡的山冈上。那是据说风水极佳的地方，踞高望远，一马平川。一到春天，杜鹃和芳香的野花遍山开放。父亲祖籍的边山戴家，就在山下。

一个人，一生千里万里，到头来终归要回到原处。近几年，我和妻子客居深圳，每逢清明，跪拜北方，总像能望见父母，望见天国那一片璀璨灯火。在那里，应该没有腥风血雨的阶级斗争，没有蝼蚁争食的灵魂肉搏。他们可以在天堂安息，护佑子孙后代平安幸福了。

母亲生前酷爱越剧，有一曲“借红灯”我至今不明出处：

骂你油头小光棍，

半夜三更来敲门。

我不是油头小光棍，

十三太子林凤琴。

三月清明，春雨潇潇。远远的，我仿佛又听见了她那亲切的吴侬软语。父亲清茶一杯，藤椅端坐，永远是她的忠实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