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冷落讲故事

前不久我坐高铁去西安看望岳母大人，出高铁站，上了一辆电瓶车，要去东郊西光厂家属院。开车的是一位西安的老知青，他先讲述他插队的故事，再讲他返回西安当工人，再讲他下岗，讲他开上“黑车”，他说：“我就不明白，我开个小车养活自己，怎么就成了黑车？怎么就是违法？”从高铁站到西光厂，不过半小时光景，他已经讲完他的人生故事，并且列数了最近被查处的几个大贪官。他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脉络，在大贪官和升斗小民之间，构成一个巨大的冲突。

当然，生活中也有幸福感充盈的出租车司机。我有一位女性朋友，有一次乘坐出租车，那位司机频频追问姑娘的隐私，比如有没有男友等等，其认真和专业，完全可以从事刑侦工作。姑娘被问急了，就虚构了另一种悲惨的人生，讲自己怎样被男人抛弃，以满足司机痛心疾首、关心与劝诫的愿望。而后司机就讲述自己的儿子和儿媳是多么幸福，当年如何恋爱，他展示手机中儿子儿媳的照片，郑重地说，人生看起来很长，但实际上又很匆忙，必须找一个人共同度过并相互见证。两个人在出租车中完成了罗兰。巴特的泛虚构的教诲，突破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

这恰好印证了当年米兰。昆德拉在巴黎遇到的一个爱讲故事并且要写书的出租车司机，所给他的灵感，他把那一段交谈放在《笑忘录》中。他说，普遍的孤独会导致“著书癖”的产生，而集体“著书癖”又增强并恶化了普遍的孤独感。每个人都用自己写的东西把自己包围起来，就像用镜子做城墙把自己封存起来，与外界隔绝一样。今天，如昆德拉所预言的一样，许许多多的人将能量耗费在无用的活动中，繁荣的媒体平台激发起非常多的表达欲望。大家生活在一个虚张声势的环境下，每一个人都害怕会被冷落，都在拼命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涉猎的文学作品五花八门，虽未登堂入室，但很喜欢写作。往往会由一点蛛丝马迹的现象而大肆渲染。虚构的成分比较多，且书写的随心所欲，没有什么章法。通常是跟着我的意念而就，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所以令诸位读起来不知所云。请见谅。

到了丈母娘家里已经快中午了，敲门，开门的是丈母娘，乍见到我，丈母娘一脸惊讶，赶忙接过我手里拿着的两个大包，快进来，看，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好像你不是回家似得？我傻呵呵地一笑，妈，看您说的，好久没空来看您，也不能时刻伺候您，给您捎点平时您爱吃的和补品有啥不应该的呀。傻孩子，你能来，妈心里比吃啥都开心。自丈人辞世后，就剩下丈母娘一个人，守着莫大的房子。大舅哥和小舅子虽在西安，却不与丈母娘同住，也是偶尔的回来吃个饭。最多时，是休假了，一家子回来与丈母娘盘桓一两日。而我与妻更是很少有机会回家一趟。为此，妻心里时常不安。虽然丈母娘不是妻的亲娘，可丈母娘没少疼爱过妻，这份恩情尤其是在丈人去世后，越显得厚重。怎奈身在两地，无法时刻奉养老人，唯有隔三差五打个电话问一问，按时给老人汇一笔生活费。丈母娘总说自己有退休金用不着，可我对妻说，再怎么着，我们照顾不了妈的起居，给妈生活费是应该的。或许是因为这一点吧，妻待我的家人也很好。隔日，与小舅子在一小饭馆吃饭，我们的邻桌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吃了一会儿，女人起身去卫生间，将小孩放在凳子上。孰料，小男孩伸手去抓桌上的花生米时，脚下一滑，从凳子上摔下来，疼的大哭起来。我赶忙去扶。

这时，女人从卫生间出来，看到这一幕，以为是我弄哭她的孩子。她很不客气地骂道：“你一个大人干吗欺负小孩，算什么本事？”我没有还嘴，将小孩扶到凳子上坐稳，然后回到原座，继续吃饭。

女人见我不吭声，更加生气：“要是我儿子摔坏了哪儿，你绝对跑不掉的。”说完，就检查起孩子的伤情来。这时，周围的许多顾客纷纷指责女人蛮不讲理：“是你的孩子自己摔倒了，这位先生好心帮你扶起他，你还骂人，真没良心。”怕是女人知道自己理亏，牵着孩子匆匆离去。小舅子忍不住问我，“你明明被人误解，她骂你，你为何不还嘴？”我平静地反问：“如果是你，你会还嘴吗？”小舅子说：“当然了，就是告上法院，我也要和她把道理讲清的。”嗯。“这就是我不还嘴的理由。”我接着说，“和一个骂你的人爆粗口，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争辩，这是一个不好的开始。我不还嘴，就是要斩断这个不好的开始。在我们日常对话中，开口骂人的那方，其实是变相承认自己的失败。于我来说，不还嘴就是胜利，既然我胜利了，为什么还要和她斗气呢？小舅子似乎明白了，再没做声。

文——王山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