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风》手记

我想写李白很久了。

我是从“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认识李白的，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及“与尔同销万古愁”爱上李白，可以说是“始于浪漫，陷于才情”，但同时很忐忑，因为很难想象这样一位“谪仙”的生活经历，我自己是个普通人，所以很难理解天才的想法，最终将刻画心情里添加了本就崇敬的味道。

我细想了我最敬仰和喜爱的这几位文人，是屈原、曹植、李白、苏轼，这是按时间顺序排的，这四位无不有浪漫的才情以及桀骜的风骨。但是如果要按个人喜爱的程度来排，就得先在前加个形容词，我会加悲情的屈原、落寞的曹植、浪漫的李白、可爱的苏轼。

屈原很悲情，不完全是因为汨罗江，而是因为两个玩笑，就像余秋雨先生在《中国文脉》里所说，一个是他所写的《离骚》晦涩难懂，篇幅冗长，但却具有几乎和《静夜思》一样的普及性，二是屈原被称为爱国诗人，然而他当时所力争对抗的秦国，在其逝去之后，一统六国，成为了我们今天今天意义上真正的“国”的版图基础，所以似乎整条汨罗江都是悲壮的。

然后，我不知道《七步诗》对曹植意味着什么，只是一篇《洛神赋》让我很感慨，魏晋的文人极有风骨，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但曹植的出身或让他有些徘徊，铜雀台唱、七步成诗、洛神悲歌、陈王思去，难免落寞，但提他还是忘不了“才高八斗”这个定义。

虽然在我的形容词中，屈原和曹植似乎是伤感的，李白和苏轼是豁达的，其实诗人无不有坎坷不平的身世和多愁善感的性格，李、苏二人不同，他们的善感抹上了时代的昂扬，且亘古难寻其三。李白和苏轼还不一样，苏轼是个“修仙之人”，而李白却本就是“谪仙”。

苏轼的“修仙”之路是传奇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伟大的才子与之同时代的人同样具有响亮的名号，那些人是欧阳修、司马光、晏几道、范仲淹、沈括、王安石。按世俗的眼光来看，苏轼也曾高居庙堂之上，但这并非其璀璨的地方，东坡真正亮点的是他自己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的可爱之处是“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猪肉肘子与他沾染上关系，便成了“东坡肉”、“东坡肘子”，西湖与他相识，便成了“西子湖”，有了“苏堤春晓”、“三潭印月”，湖北黄冈的赤壁因他而曼妙，广东惠州的一角他留下“东坡井”，海南岛儋州他带去了“东坡笠”。他是画家、诗人、散文家、词人、工程师、书法家、美食家、发明家，苏轼的可爱之处就在从人至仙的这个过程。

李白却不一样，李白本就是“谪仙”，他的出身至今是迷，他的诗作因天然偶成而无法模仿，他的信仰并不能用儒墨道法简单概括，他是诗仙，是侠客，是狂士，他出道敢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是大鹏，他临终说“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还是大鹏，其一生桀骜而不曾服软，若不是仙人，再难找出有人如此自信和率真，敢说过了一万年后人还会吟诵我的诗这般言语，他的逝世也是个迷，所谓传奇，便是你已远离江湖，但江湖还在传说着你吧。

如此排序便出来了，那便是李白、苏轼、屈原、曹植。

了解李白的过程是享受的、神往的、陶醉的，这位像风一样过了一辈子的谪仙，让我在读他的过程中不像读其它历史充斥着血腥、残酷、现实，有时甚至乏味。我自是先拜读了他的诗文，他的世界永远那么奇妙，从远古到盛唐，从天上到地下，从江山到皮毛，从神话到现实，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在他的手里都像春风一样自然而巧妙的结合了起来，他要骑着大鹏往来，驾着鲸鱼而去，要一拳打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他的浪漫是床前的月光、消愁的美酒、深情的桃花潭水、飞散的笛声、从天而降的瀑布与黄河。余光中先生说“酒入豪肠，七分化作月光，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我们一读便知，这不是杜甫，而是李白。

我去了江油青莲乡，这是太白成长的地方，这算是一场朝圣之旅，我远赴青莲的太白碑林，纵然我对李白已很熟知，我还是请了导游解说，我想听一听他家乡的人是如何在说他，我本就怀着一种崇敬和仰慕之情而来，言谈漫步中，我最为慨叹的是那位解说似是李白家人一般，讲到他在匡山如何勤奋读书时满眼的欣慰，讲到他酒隐安陆可爱时，自己却也青涩几般，含羞一笑两颊微红，讲他长安得意时，激动得不时憋出几个川音来，讲到他茫然失意时，自己却也怅然若失，最后讲到李白逝世后，有一古姓家人世世代代为其守墓，她竟热泪盈眶，轻拭眼角，让我感念之余，庆幸太白身后千年有此知己，不愧为“余风激兮万世”，最后解说将完时她给我唱了一首《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让我几近落泪，性情人动性情，最是容易让人生出万般滋味。是啊，当年李白“仗剑去国”，谁知不会是“去国怀乡，满目萧然”，有多少人真能“竹杖芒鞋轻胜马”。我是仰慕当年的太白，感念这位解说的佳人，她是潸然泪下，而我心里也早已泣不成声。

我如今住在长安，这个当年李白梦寐以求的地方，他“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或许这里因为周秦汉唐着墨太重的原因，而让李白仅剩一席之地，但在我眼中却是亮点，我还将去他酒隐十年的湖北安陆，他客居游玩的东鲁，隐遁一时的庐山，还有最终诀别的安徽当涂。我心里是挣扎的，一方面，我很殷切的希望《余风》可以尽快的面世，因为我觉得一个类如盛唐的时代将至，经济发展的起点和终点必将是文化，喜欢钱和喜欢赚钱的为的是如穿衣、吃饭、居住、行程这些物质，这些物质是安全感、幸福、满足、享受、品味，但一旦变成这几个词，就成了文化范畴了，所以我殷切的希望;然而另一方面，在完成第一卷后我反复的修改而未能满意，我琢磨着细节和描述，让它尽可能的自然合理而让李白成为一个“人”，让与他同时代的杜甫、高适、贺知章，乃至李隆基、郭子仪、李林甫、李龟年都会有盛唐气象，最终后一种想法压制了我的笔速，告诉我需要放慢速度，沉下心思考，再多走一走那些地方，更深刻地去理解生活，最终再完成它。此时我想起有人如此描述过诗人和作家的区别，诗人还是年轻些好，因为诗歌便具有生机活力及勃勃生气，如杜甫年轻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后的他却难见如此雄心与开怀了，然而小说作品或是其它还是年纪大一些好，因为世事的沉淀会让之更有深度。

这便是我在完成《余风》一卷草稿时的所有想法，谨以此记，自我叮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