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对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认识

有人说，一部中国古代教育史，就是一部中国语文教育史。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准确的说法。古代教育虽然是以语文教学内容为主，但不单单只限于语文这一内容，相比起语文教育来说，古代的教育史更应该被看成一种文化教育。语文，借用叶圣陶先生的话来说，即“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古代的教育显然是不单单包括现代意义上的“语文”学科的内容的，古代教育是一种非专业性的大语文教育。排除只进行言语和文字传授的原始社会时期的教育，从学堂出现的先秦时期，尤其是兴起私学的战国晚期开始看，有了正式的承担教学任务的“士”阶层的兴起时期起，到1840年为止，中国的教育都是一种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教育，到了后期甚至可以说是一部儒家文化教育史。

诚然，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确是以“语文”学习为主。教育最先就是以传授语言文字的方式逐渐产生的，在儒文化形成主流以后，自汉朝起，在官学的课堂上儒家的经典就成为了教材，而在乡学主要教授的对课、诗歌、文章，都是语文教育。而在古代教育史中最被重视的一项“作文”——作为官员选拔的唯一试题，一直都在教育史中被强调，从先秦的策论到汉朝的乡学到隋唐的八股文，都是古代教育的重点。其次，各朝各代都有崇尚偏爱的文体创作，汉赋唐诗宋词等等，包括对联，这些都是在古代的教育中被涉及到的。可见在古代的教育中，语文教育的的确确是占重要位置的。

但是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无法完全独立存在的，往往离不开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因素的影响，甚至包括社会礼仪、种植文化、生活劳动、日常起居的学习，最为经典的学习科目“六艺”则包括了礼、乐、射、御、书、数。因此，古代教育更应该被称为文化教育，从历史长河上来看，在儒文化占主流以后，也能够被称为儒文化教育。古代的教育培养的并非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而是当官为政的人才，因此必须培养这些人社会的运行制度、礼仪文化、政治态势，以及三纲五常，这样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定和正常运行，光教授“语文”这一科的内容是完全不够的。在启蒙读物《三字经》和《千字文》里就包含了对自然万物、为人处世、劳动日常的刻画，是对社会运行机制的探索和初认知。在正规的学校教学里，“礼仪”教育成为了基础教育，历史教育成为了必修课，算术和射艺的学习也不可缺少。儒文化成为主流以后，儒家经典成为了课本，但儒家经典传授的目的，是如何为人处世、为政爱人、礼仪规矩等等，是学习用儒家的思维在这个世界上为人处世，而并非知识的简单传授。从诸如此类的教育内容以及教育目的可以看出，古代教育最重要最核心的并非“语文”的教育，而是对社会运行机制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教育，是对历史文化的承袭和接纳，为的更多的是统治的便捷，和伦理道德的熏陶。

前文提到叶圣陶先生对于“语文”的定义，在古代教育里是不完全被包含的。古代的语文教育大部分局限在言文教育，缺乏口头语的训练，不太具有实际被运用的能力和价值。“口头为语”的口头缺乏重视，而“书面为文”的作文被单方面重视，而真正的健全的语文教育是不能缺乏对语文的实际应用，不能缺乏口头表达地，就譬如希腊社会存在过并且盛极一时，影响深远的雄辩家和演说家，而中国选拔人才更多注重的是策论和思维。可见，古代教育并不能称为语文教育，它只包括了语文教育“文”的那一部分。

除此之外，通过历史研究来看，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往往注重的是对语文基础能力的培养。我们能看到五四文艺思潮中涌现的许许多多推崇西方文明的作家、学者等，都有扎实的古文基本功，譬如鲁迅、梁启超等等，这些学贯中西的人之所以能够取得瞩目的成就，或者说能够在文学文坛有一定的造诣，是离不开古代语文教育对他们基本功的培养的。然而，正是因为古代语文教育常常过于注重对基本功或者语言文字的培养，往往忽视了对于现实的运用，大多是纸上谈兵。例如“八股文”的异化，八股文是我们现如今议论文的雏形，对写文章形成缜密逻辑思维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然而由于程序化和机械化的学习，使得八股文的弊端得以放大，形式变得僵化，思想缺乏活跃性。过于重视作文的技巧能力而忘记了与现实社会的关联以及将这种能力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对于辩论、谈政等偏重实践的能力都培养不够，这是它最为明显的缺陷。

因此用语文教育史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教育史，是不太准确并且以偏概全的。我认为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应该是一种文化教育，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的学习，一种思想文化的学习，其目的也是受到方方面面因素影响的，诚然这种教育存在许许多多的缺陷和时代局限性，但是这种教育方式使得历史上诞生了许多优秀的诗人、作家，使得中国的文言语法得以传承，是存在当今语文教育可借鉴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