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林彪与毛泽东有哪九次抵触
毛泽东和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资料图)
毛泽东与林彪，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之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由师生到战友，密切合作是主流。但是，他们之间也有过许多这样那样的意见，择其要者就有这九次——
第一次：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林彪曾疑星火燎原。毛泽东对之进行教育再教育，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8年，井冈山根据地遭“八月失败”后，时为二十八团团长的林彪常发牢骚说：“天天吃南瓜，能打得天下吗？”一个井冈山，十个井冈山也是空的。进而，他提出了“井冈山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当时，毛泽东没过多理会林彪的这些表现，曾对何长工说过：“林彪的说法是小孩之见。”但过了两个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系统地回答了包括林彪在内的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年5月18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在游击区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等人的反对。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主张。
在1930年元旦到来之际，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信，以贺年的形式坦叙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心中的困惑，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帮助。毛泽东于1月5日给林彪写了一封语调温和、观点鲜明、文字精妙的回信，这就是收在<>中的<>一文。毛泽东温和地批评林彪缺乏“建立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毛泽东以严谨的逻辑和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他的“农村中心理论”，大大地发展他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
林彪坠机现场及林彪死亡惨状(左下)资料图
第二次：在反“围剿”战争的后期，毛泽东愈来愈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林彪曾多次批评“左”倾路线的瞎指挥，但后来却与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相左，表态支持“短促突击”。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1933年1月，王明路线统治的临时中央由上海迁来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越来越被排挤和孤立。在反“罗明路线”和“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一批追随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也跟着毛泽东倒霉。毛泽东回忆当时的处境时说：“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作为一直追随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斗争的漩涡中心。他几乎以全部的精力，埋头钻研战术，指挥战斗。
林彪作为毛泽东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在实战中一直坚持毛泽东的战法，同“左”倾路线的瞎指挥进行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从1934年2月5日初，林彪连续6次上书中央军委，明确反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主义，瞎指挥以及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出击”战术原则，力主从实际出发，用机动灵活的诱敌深入、运动战的战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以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是难能可贵的。
不久，“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到红一军团作报告，讲了一天阵地战和“短促出击”，林彪的态度和观点从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6月17日，他在《战争与革命》第4期上发表》论短促出击》的文章，一改往态，大赞“短促出击”战法，说它“不仅能取得战术上的胜利，而且能取得战役上的胜利”。林彪对“短促突击”作了26条洋洋五千言的发挥，俨然成了这一战术的专家。
林彪的这些言论明显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相左，也与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和一贯主张相背。当时，许多红军将领表示不解。伍修权称林文是“对左倾教条主义的作战方针表示拥护”。聂荣臻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即向“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的屈从。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林彪进行批评和教育，但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把林彪的<>一文收编进<>文件汇编，显然是作为非正面教材以警示后人的。
毛泽东与林彪早期照片(资料图)
第三次：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而林彪竟要求撤换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林彪是不懂事的“娃娃”。
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成为中央领导的核心。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进逼贵阳、昆明城，然后北袭金沙江。1935年5月上旬，红军抵达会理城区，终于把敌人远远甩到了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中的“得意之笔”。
但是，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对此另有评价。他认为“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所以，在会理地区休整时，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了林彪的要求。林彪随后又向中央写信，再次提出他的主张。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和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向军委发了电报，反映了基层指战员的一些消极情绪。毛泽东看到刘、杨的电报和林彪的信后，引起很大警觉。他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一般看法和意见，而是对遵义会议的反思和认识，必须认真解决，以巩固和发展遵义会议的成果。
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以统一认识并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会上详尽阐述了四渡赤水的必要性及其战略意义;并严厉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前敌指挥的错误意见。他指出：党内因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但是，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林彪写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彭德怀没有作正面解释。当林彪出来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其他想法，主要是心里烦躁……”时，毛泽东打断林彪的发言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毛泽东在这里确实冤枉了彭德怀。24年后，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终于说出了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
第四次：毛泽东领导红军奠基西北，而林彪却闹着要到陕南打游击;在随后进行的东征中，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又发生争论。
中央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由林彪统率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为主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胜利以后，毛泽东兴奋地说，这一胜利为中央的这一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可是林彪却另有想法，他三番五次地闹着“去陕南打游击”。
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在向各军团首长征求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时，林彪正式向中央提出了到陕南打游击的意见。12月9日，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有不移之心，一周来虽然数次向军委请求，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助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随后又于12月12日、15日、18日连电中央，坚持己见。
12月1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联名发电给彭德怀，请彭德怀给林彪做思想工作，打消他“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此电称：“中央各同志均认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最优秀的高级干部之一。在过去以及最近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对中国革命，对于党内是有很大的功绩的，是有着中国及国际的荣誉的。”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工作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出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但他心中存在着问题，他来中央一个时期，使他的意见能够同中央各同志交换，对他的不安心的问题，并且使他对于政治问题能够更好研究一番。他的职务以左权同志暂时代理。
过了两天，毛泽东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示：“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的。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林彪接电后，于12月21日、23日两次复电中央和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说：“中央现尚未批准我改变工作的建议，则目前我无来中央之必要。”并辩解说：“我从没有说陕南比陕北的工作还更重要，游击战争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话，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错误见解。”此时，中央已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决定并部署东征。12月24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林彪等人，下达关于准备东征的行动计划。电报还关切问及“林彪同志动身来中央否？”可是，林彪于12月26日回电中央说：“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鉴于林彪这种软磨硬施的态度，中央于12月29日23时电令他：“接电立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暂代。”林彪这才于1936年1月1日回电中央：“决明日动身去中央。”
林彪到中央住了半个月，在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说服教育下，不再闹着到陕南打游击了。2月下旬，他率红一军团东渡黄河。参加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东征。
在东征过程中，毛、林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红一军团作战方向问题的分歧和争论。毛泽东指示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右路军)的作战方向是晋西南地区，以确保黄河渡口，依托陕北，伺机向南向东发展。而林彪则于3月27日、30日、31日连发数电，坚持其主力应向晋东南挺进。林彪甚至提出让毛泽东回到陕北，说：“彭、毛两同志及方面军机关移至陕北苏区，与中共中央诸同志在一起工作为好，以便集中人力、精力、时间，充分冷静考虑指导全部政治、军事、外交大计。彭、毛随部作游击战争，今日至此，明日至彼，必有碍指挥。”
4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向林彪、聂荣臻发了一封近两千言的长电，指出林彪“存在着对于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的观点”。电报详尽阐明，中央与军委的极重大任务是扩大红军，在陕西与华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首先在陕西创造更大根据地。没有这些，就没有什么“外交、政治大计”。毛泽东断然否定了林彪让他回陕北的“建议”，说：“中央不能同意如此重大任务，可以不要一个中央委员直接参加而能顺利完成的。”毛泽东含蓄地批评了林彪瞧不起晋西南(因为那里经济条件差)。指出，要把山西和陕北联系起来考虑，不能因晋东南经济条件好而要晋东南，其他地区经济条件差，就看轻其重要性。
第八次：毛泽东决策发动了辽沈战役，但先从那里打起？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出现分歧和争论。毛泽东后来曾感叹：“战锦方为大问题。”
东北战场的决战，主要是消灭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孤立据点中的蒋军力量。但是，仗先从哪里打起呢？
早在1948年2月7日，毛泽东曾电问林彪：“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并以商量口吻说：“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涞地带(即锦州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关内)是否更有利？”
林彪则担心主力从北满南下，远道攻打锦州，如攻不下，敌援军一到，将陷我军于被动地位。所以，他再三提议先打长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但是，5月下旬，东北野战军以两个纵队试攻长春，发现长春并不像预期那样容易攻下，遂改用围困之策。7月20日，林彪、罗荣桓报告军委说：“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长春。”毛泽东当即回电表示同意，并指示他们加紧政治动员和准备军粮，以使战役在8月打响。为配合东北野战军南下北宁线作战，毛泽东于8月3日在西柏坡召见聂荣臻和杨成武，组建华北第三兵团，命其完成“东北打，华北牵”的任务。
可是，8月8日和11日，林彪、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先是提出东北主力行动时间须视杨成武部行动迟早才能确定，后又提出南进所需粮食无法解决，难定出动时间。毛泽东接电后，颇为不满，8月9日和12日回电说：杨部已确定21日出动，“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关于粮食问题，“两个月前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只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个月全未进行，以至现在部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杨成武部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毛泽东质问道：“你们这样对于战局有何利益？”
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下，林彪终于作出决定：尽力争取早日出动，南下攻打锦州北宁线。
9月7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命令发电给林、罗，明确指示：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一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毛泽东指示的关键和要害是：拿下锦州，关死东北向关内的大门，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9月10日，林、罗态度明确地电告了具体部署和战役发展的前景，说：“锦州是敌薄弱而又要害之处，故沈敌必大举增援，长春敌亦必乘机撤退。故此次锦州战役，可能演成全东北之大决战，可能造成收复锦州、长春和大量歼灭沈阳出援之敌的结果。我们将极力争取这一胜利。”林彪的这一部署和分析，与毛泽东的意图相吻合，使毛泽东十分高兴。毛泽东于9月30日复电说：“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按照这一部署，林彪亲率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在北宁线发起攻击，切断锦州与关内和沈阳之间的联系，形成对锦州的包围态势。蒋军没有想到林彪有此行动，眼看切断其通往关内的大门，立时慌了手脚，内部争吵不休。蒋介石亲飞北平，调集5个师，并决定放弃烟台，抽出第三十九军，经海运到葫芦岛登陆，组成援锦东进兵团。10月2日，蒋又飞沈阳，命廖耀湘兵团西进援锦。
林彪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想“预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人”，深恐打锦州时陷入沈阳，葫芦岛两大援敌的夹击中，因此，攻锦决心再次动摇。
10月2日深夜，林口授一封向军委的电报，经罗、刘阅读后发出。该电提出，由于援敌新情况的出现，下步行动有两个方案：一是“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但实现这一方案有许多困难，没有把握。二是回师打长春，打长春获胜“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到半月到二十多天时间”。最后说：“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电报虽然提出了两个方案，但其基本倾向十分清楚，即：放弃战锦，仍回师打长春。罗荣恒再三考虑，认为不妥，于是说服林彪撤回了这个电报。因电报已经发出，罗荣恒便亲拟撤销这个电报和再增加北宁线作战兵力的电报报军委。
毛泽东10月3日清晨4时先收到林、罗、刘前一封电报，十分不安。他当即复电，斩钉截铁地指出：“集中兵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又说：“5月和7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锦州部署业已完毕，你们又因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条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这是很不妥当的。”
意犹未尽，过了两个小时，毛泽东又发一电，反复讲明现在战锦比发后战锦的种种有利条件，指示：“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10月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后一封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于晨6时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其后的情况就是众所周知的。在林彪的指挥下，东北野战军10月14日只用了31个小时就打下了锦州。10月21日长春和平解放。11月2日解放沈阳。11月9日收复锦西、葫芦岛，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毛泽东在悼念罗帅时还想起了当年决策战锦的事。他感慨地说：“长征不是艰难日，战锦方为大问题。”70年代，他又讲过：当时这个仗真是难打！发了这么多电报，他(林彪)就是不敢打。
第九次：党中央决策抗美援朝时，林彪反对出兵参战，免得引火烧身。毛泽东则力主出兵援朝，指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1950年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主力被切断在南朝鲜。10月1日，南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美军也随之悍然北进，向空虚的北朝鲜大举进攻，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在危急关头，朝鲜政府首相、人民军最高司令长官金日成向苏联和中国请求援助。10月1日，毛泽东收到了金日成派特使送来的求援信：“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们作战。
毛泽东当即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明确表态：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更猖狂，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与会者的意见不尽一致。大家主要是担心在装备和火力方面我军与美军悬殊太大。
10月2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希望大家摆一摆出兵的有利和不利的条件，作出冷静的决策。当然，毛泽东期望的是与会者能够支持他出兵的意见。但在会议开始时，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对现在出兵援朝持怀疑或反对态度，尤其是军队领导人几乎一致对同美军作战表示没有报握。林彪的发言及态度，则更便他失望。
林彪发言的大意是反对出兵。他说：主席让我们摆摆我们出兵的不利情况，我很赞成。我们刚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没有能力再打仗。特别是我们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慎重。我们打蒋介石，用小米加步枪就可以了。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但优劣还不那么悬殊，而美军就大不一样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美军一个师拥有几百门炮，而我军的一个师才有几十门炮，坦克更少了。美国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而我们的空军和海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我们出兵参战，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如若贸然出兵，倘若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反而把战火引到我们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免得引火烧身。
10月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会议气氛仍然沉闷而凝重，多数人还是主张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听了这些，毛泽东讲了这样一句话：“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从西安紧急应毛泽东之召乘飞机抵京，急赴中南海参加会议。
在10月5日继续举行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彭德怀的发言和对毛泽东的明确支持，使会议气氛转变，很快作出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
关于志愿军司令人选的问题，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曾考虑请林彪担任。因为林彪当时是同级军事将领中最年轻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参战部队又多是原东北野战军即林彪的老部下。大出毛泽东所料的是，林彪称病拒受此任。他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难以胜任。林彪上述病症确实存在，但其深层次原因则是他反对出兵。在此情况正下，毛泽东才把帅印授予彭德怀，由彭德怀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发电给正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商的周恩来，说在苏联不愿出动空军掩护我志愿军的条件下，“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据说斯大林得知此电后，感动得落下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