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赵长平之战是名将赵括招致赵国的战胜？

长平之战，是周赧王五十三年至周赧王五十五年（一说是周赧王五十五年农历四月至九月间[3]，又一说是周赧王五十四年年初至五十五年九月），秦国名将白起率军在赵国的长平（今山西省晋城高平市西北）一带同赵国的军队发生的战争。赵军最终战败，秦军获胜进占长平，并且坑杀赵国40万降兵。

此战，是秦、赵之间的战略决战。

战争中，赵王在战争指导上，昧于秦强赵弱的基本形势，急于求胜，错误地坚持进攻战略。中秦国离间之计，弃用名将廉颇，而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赵括遵照赵王意图，急于求胜，变更了廉颇的防御部署及军规，更换将吏，组织进攻。

白起针对赵括骄傲轻敌的弱点，采取了佯败后退、诱敌脱离阵地，进而分割包围、予以歼灭的作战方针，获得战争的胜利。

赵国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加速了秦国统一中国的进程。此战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最早、规模最大、最彻底的围歼战。

发生在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乃至整个华夏历史的经典战例之一。多年来，大家从中学就开始接受这样的解释：赵军在老将廉颇指挥下深沟高垒坚守三年，秦军无法。秦遂施反间计使赵括带兵。括纸上谈兵轻敌冒进，数十万大军中伏被围全军覆没。笔者以秦赵两国战略博弈为切入点，在研究多家史料之后，窃以为赵军之败，赵括有过，廉颇亦有过。但主要过错在以赵王为首的赵国统治集团身上。纵观秦赵大决之前后，赵人刚烈过人能征善战，但在重大战略决策上却连犯大忌，可谓只知兵法皮毛不识战略诡道，如此焉得不败？

秦赵大决起于“上党之变”。秦军夺河外渡口，切断上党五万韩军的后路，引发韩郡守冯亭将上党要地献于赵国。赵孝成王听从平原君的建议接纳韩国上党太守冯亭的投降，赵国虎口夺食，占有秦国的胜利果实。实质上，赵韩唇齿相依，赵救韩，实为自保。赵王接受冯亭之降，原因有三：其一，从地理态势增强邯郸西部的防务，上党入秦，邯郸的门户洞开，此所谓唇亡齿寒，赵不可不保。其二，秦兵东进，意在吞并各国，东方各国都清楚，与其坐等秦国各个击破，不如联合一拼。东方各国又想联合，又不敢联合，因为谁先联合，秦又会先攻谁，于是各国处于两难选择。如今秦兵到了家门口，上党十七城纳入赵国版图无形中增加赵国实力，于是赵不惜一战接受上党。其三，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0年)，秦二十万大军攻韩，赵援救，秦赵阏於之战，赵胜秦败。此时赵国为三晋之首，有与秦抗争的能力。上党突然易手，三晋结盟抗秦，使得秦国苦心经营的河外优势在顷刻之间荡然无存。赵军进驻上党天险，在捍卫国都邯郸西大门的同时对秦国河东河内两郡形成居高临下的威逼之势；赵韩魏三位一体，合纵与连横的天平也随之向赵国倾斜。在这一轮秦赵博弈当中，赵国由于秦国的大意，一开场就占了上风。

谁能料想，这个一开盘就取得的巨大优势，竟然反而成为赵国的巨大包袱，致使赵国的战略战术一错再错，终致溃不成军。从博弈分析来看，赵国在占据上党取得军事优势的同时，也就承担了在博弈中“做出选择”的义务－－由于赵军高居险要，赵军若攻，秦军只有应战；赵军若守，秦军却难以仰攻赵军，只能无可奈何的对守。对于秦人来说，这倒也有不用伤脑筋的好处－－反正选择之权为对方掌握，跟着应就是了。在长平大决之中，是战是守唯赵定夺。

令人遗憾的是，面对事关国运的重大决择，赵国君臣前后矛盾莫衷是一，在这场“战略大考”当中交了一张不及格的答卷。未能经受“做出正确选择”的考验，就必然要在博弈中遭到惩罚。赵国一开始得到的优势也就迅速的归零，直至成为负数。战机就在这举棋不定、左右摇摆中错失，战争胜负的天平在一开始就渐渐从赵国向秦国倾斜。

秦赵对抗当中，秦国的战略目标是非常清晰的：削弱乃至攻灭赵国，为秦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开路。而赵国的战略目标却是摇摆不定的：一方面，赵人深知秦强赵弱，赵国需要奋发图强方可求存；而另一方面，自阏与之战赵奢大破秦军之后，赵人便以“首胜强秦”自诩，心中怀有和秦国一争天下的豪情壮志。占据上党俯瞰河内，就意味着赵国必须在坚守不出抵御秦军和大举进攻一分高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战略当中做出选择。而且赵国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做这个选择，上党之变就是秦赵大决的开始。随着秦国大军隆隆开赴前线，赵国的选择空间在急剧的缩小。是以坚守保邯郸，还是以决战争天下，赵国君臣需速做决断！

上党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倘若赵军选择坚守战略，那就根本用不着强求兵数对等。三十万赵军高壁坚垒严阵以待，再加上邯郸大本营的有力支持，秦军纵有百万，也休想越过壶关一步。若是赵军选择进攻战略，那就务必大举增兵果断出击，以雷霆万钧之势将秦军一举踏平。与许多人的感觉相反，虽然秦远来是客，时间却不是赵的朋友。这是秦赵两军的特点和上党的地形所决定的。

赵军多习胡风，骑射名动天下，且坐骑多塞外良马。若在开阔平原纵横驰骋，秦军铁骑虽强，终非赵军敌手。而秦军之厚重森严，却非赵军可比。秦军重甲步兵号称“锐士”，阵势严明众志成城，更兼多配强弩硬弓和完善的攻守器械，特别适合山峦隘口之地的壁垒攻防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秦赵交兵是一场“轻骑兵与重步兵的对抗”。上党之地虽纵横六百里山川，却是山峦重迭河流交错，绝非阴山千里大草原可比。在此战场轻骑兵会受到地形的层层制约，而重步兵却正可以依托地利，收到“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秦以倾国之力不断添兵上党，深挖壕沟高筑壁垒，多置擂木炮石攻防器械，对赵军骑兵的限制也就越来越多。双方一旦形成对峙局面，地形便决定了赵军利于守而不利于攻。

不仅如此，在后勤供应上，时间也有利于秦。世人皆以为秦军远来，天长日久粮草供应必然生变。那时秦军不得不退，赵军趁势击之便胜券在握。殊不知秦军粮草船载以进，不耗人力牛马。出兵伊始，秦军五万铁骑抢占野王要塞，修筑仓廪疏浚河道，并拓宽野王南北大路，务求后勤供应畅通无阻。野王粮道乃秦军养命之源，自是赵军轻骑突击的目标。但随着秦军越聚越多，出击其后路也就越来越困难。何况秦军粮道位于平原之上，毫无“断点”可言。两军对峙一旦成势，要指望秦军断炊，除非是秦国大荒。可秦国乃是战国时代最强盛的大国，坐拥富庶的关中八百里秦川再加上收自韩魏的河东河内两郡与取自楚国的南郡，如何会有乏粮之虞？再说，就算是赶上了秦国收成不佳，光是秦国囤积在仓的军粮也足够应付一年两载了。

而秦军的后路越安全，赵军的后路就越危险。背高山居于险峻之上者，粮道常为其致命点。赵军虽居高临下，然粮道狭窄却实为其短。从长平关到后援基地石长城、从石长城营垒东出太行山、从太行山陉道通往邯郸，都是万山丛中一条险道。一旦被敌军掐断，粮草供应便立时陷入危机。如赵军取守势，那幺秦军可能的穿插路线被壁垒尽数封死，后路安全便不足为虑。但赵军若取攻势，则几十万大军前后拉开，出现空档便不可避免。一旦被秦军趁隙轻骑深入阻绝粮道，后果便是不堪设想！还有一层，供应如此之多的军需粮草，对于国力弱于秦的赵国实为极其沉重的负担。陷入长期对耗，赵国就有被拖垮之风险，完成至关重要的内政改革就更是谈不上了。

综上所述，由于秦国强大的国力建立了在攻防器械和粮草供应上的双重优势，上党的地理条件又有利于秦军重步兵正面作战配合铁骑穿插断敌后路的战术，一旦迁延时日，秦军便成反客为主之势。僵持局面一成，赵军便只能凭高就险谨守城池，不可轻举妄动出击秦军。换句话说，上党事变不久军事对抗之初是赵国“做出选择”的“窗口”。如要战，便当抓住机会以逸待劳以众欺寡，三军并力猛攻；如此时不战，便当一心一意防守，不再打进攻秦军的主意。

恰恰就在这关键的当口，赵国两员大将廉颇和赵括在用兵的根本方略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廉颇主张布设西线老马岭、中线丹水和东线石长城三道防线，深沟高垒坚守上党。赵括却提出集中已抵达上党的二十万精兵主动攻秦：以十万步军出丹水河谷正面进攻，再分两路各五万铁骑出沁水白陉夹击秦军。一番争执后，廉颇以王命领军之权否决了赵括的提议。赵军依廉颇部署三线设防。

平心而论，廉颇的坚守策略自是稳健。然若赵人皆如廉颇之稳健，则赵尚复为赵国乎？秦出关东，追亡逐北流血漂橹；韩魏楚齐争相赂秦，但求苟且偷生；燕人以刺客为计，徒自取祸；唯赵独与秦大战五次，且二败而三胜，终以威武不屈力战强秦而名垂青史！而廉颇身为赵之上将，竟无血战秦军而获大胜之战绩。如此“以勇气闻于诸侯”，怎能让人心服？阏与之战，廉颇本是当然的赵军主帅，却以“道远路狭”为由推托不出。未经战阵的赵奢却请缨领兵，大战秦军而立下“首胜强秦”之殊勋。赵括乃赵奢之子，对廉颇如何能没有“畏敌如虎”的评价？更加重要的是，廉颇认为守住上党就是圆满完成了任务，却未能深刻理解进军上党的“政治意义”。上党之变余波荡漾之际，秦赵博弈的要点不在土地城池，而在连横合纵。韩魏虽已与赵结盟，但在河外秦军的虎视眈眈之下，心里仍是七上八下；楚燕齐更是骑墙观望，见风使舵。赵括熟读兵书，“理论水平”终究高出廉颇一筹：不打疼秦军，显示出赵国的实力和决心，三晋同盟便会有名无实，六国合纵更是难以成形。事实上，廉颇的专守防卫正是搞出了“不进兵就难以合纵，不合纵便无法进兵”的怪圈，使赵国陷入和秦国长期对耗的泥潭之中而不能自拔。廉颇指望韩魏两国先行出击秦军，随后赵军便可大举进攻，乃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单一军事思维，毫无政治头脑可言。试问：赵国手握几十万精兵强将，却龟缩上党畏秦如虎，反要比赵弱得多的韩魏打出第一拳，此乃何等逻辑？纵以蔺相如的口若悬河，也决绕不过这一层去。

廉颇策略唯一的胜机，在于楚国乘秦赵对峙发兵北上，直取秦国腹地。那时秦军被迫回师，赵军随后掩杀，可获大胜。可是应候范雎对这一层看得清清楚楚，把楚国作为伐交的重中之重，使出浑身解数确保南线平安。再加上楚国君王昏庸朝臣无能，终日吃喝玩乐，全然不思进取。秦国不仅无南线之危，就连常驻南郡的八万人马都被调往上党前线。在这种形势下，赵国唯有用军事来支持伐交，方可收到事半功倍的“以战求和”之效果。赵括力主进攻，乃是建立在对局势的深刻理解之上，决非急躁冲动血气方刚。

然而赵括实战经验不足策划偏于一谋的弱点，却也在这次争论中暴露无遗。若依赵括之策进兵，赵军的右翼便立遭白起暗设于沁水的三万奇兵伏击。秦赵交兵之中，赵军始终把眼光放在正面交锋步骑对战上，没有给予后路粮道以足够的重视，是“只知兵法，不识诡计”的具体表现之一。秦军远来，大屯粮草辎重于野王，本是赵军极好的突击目标，却一直被赵军所忽视。

以笔者观点，廉颇可率八万步军和二万骑兵西攻秦军，不求战而胜之，但求引其主力于丹水沁水一带相持；许历率二万步兵一万骑兵把守后方，并兼四方救应；而由年轻气盛的赵括率七万铁骑出太行陉道，突袭据守野王的五万秦军，速去速归，打王陵一个猝不及防。赵军干肉马奶随身足食，座下又是阴山良驹，对骑兵远程奔袭极为有利；野王以北地形开阔，正是赵军施展骑射的理想战场；秦军忙于屯粮建仓，又认为野王远离前线，难免兵力分散疏于戒备；赵军骑士苦练多年初抵前线，正是气势如虹奋勇当先之际。赵军七万精兵从高而下长驱直入，一鼓作气杀奔秦营放火烧粮，给秦军以当头一棒；等到对手回过神来，七万铁骑已如疾风一般撤回上党，令秦军鞭长莫及。当年若有此役，不仅必能使双方的士气出现极大消长，而且连横合纵转眼之间便会焕然一新，只怕中国的历史会因此完全改写。

赵国君臣上下当断不断犹豫不决，给了秦国宝贵的时间调兵遣将压向上党，并在南线筑起高壁坚垒，便再难得此机会矣。值得注意的是，赵国五十万大军兵屯上党，粮草消耗之大可想而知。长期对峙下去，赵国一旦粮食欠收，便是坐困愁城之势。赵军又怎能没有急于决战的心情呢？世人皆言赵括轻敌冒进而致大败，可又有谁想过出兵决战不是赵国君臣上下的一致意见？三年前廉颇一味退守，对陷入如此被动的对耗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被赵王撤换，亦是情理之中。可是三年对峙下来，上党形势已然大变，再起用赵括“弃壁垒壕沟而轻锐猛攻”，实在是为时已晚。秦军的西垒南垒已经营得如铁桶一般，将领对上党的山川险要也已了然于胸。“以重制轻，以退制进，断道分敌，长围久困”，白起的十六字方略深得重步兵依托地形击破轻骑兵之精要！白起以步军把守西垒南垒挡住赵军的猛攻，并抓住对方攻势中露出的破绽，以铁骑穿插断其后路。经验不足的赵括被困之后，才恍然发觉“长平战场虽然宽阔，但四周出路却是极少”。秦军当住险要遮绝粮道，赵军旬日之内便饥荒断粮，陷入危局。五十万吃掉五十万，竟然就是这样骇人听闻的吃法！

大国交兵，胜负常在战场之外。长平大决，赵国虽占先行之利，却未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从而陷入于己不利的长期对耗之中，关键时刻战略决策和军事指挥又连出昏着，当攻不攻，当守不守，大败亏输，原是当然。反观秦国，当守则守，当攻则攻，用兵伐交配合默契，战略决策清晰果断。两国君王谋臣决策能力的高下和前线将士综合战力的比拼，优势都在秦国一边。此战秦国大获全胜，一举奠定扫平六国一统华夏的基础，乃是秦国战略博弈水平高出赵国一筹的结果，而决非对方将领一时冲动的侥幸。表面上的偶然性之下，隐藏着极为深刻的必然性。